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一点，全世界谁也不敢否认。可是，到了今天，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竟然沦落到不知什么是公德，实在是给我们脸上抹黑。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高呼提高人民素质，其中当然也包括道德素质。这实在是当务之急。
——季羡林
季老在《谈人生》散文集中用了四节专门讨论“公德”的问题，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很多都是发生在生活中的小事情。公共场所乱扔垃圾，青年男女肆无忌惮地幽会、随地吐痰等，对部分国人公德之差，颇有点儿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味道。
公德，在我们的社会是个老话题。埃菲尔铁塔上中国游客的签名，长城城砖上密密麻麻的“到此一游”，任何排队活动中的插队嗜好，争抢座位，大声喧哗，三句不合便做泼妇状……有的时候，我们的部分同胞兄弟，真的不怎么可爱。所以也难怪季老弯着老腰在座椅下捡垃圾的时候，非要痛心疾首地在笔下呼喊一把。
对一个人来说，私德是个人素养的体现；对一个国家来说，公德则是民族素养的体现。梁启超很早就说过：“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后来，还有热心观众给公德下了一个简约但不简单的定义：公德就是人类为适应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如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
但是，我们做得又怎么样呢？
2005年，《参考消息》以《台湾人担心大陆游客不拘小节》为标题，转载“台北中央社”一篇关于香港迪士尼乐园里大陆游客插队、蹲踞路边等不文明行为的报道。这条不足600字的报道，引发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震动。
《今日美国报》2006年也刊登过一篇《中国游客的不雅行为恶名远扬》的文章，文章写道：“在出国的时候要避开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这些人就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给欧洲制造麻烦的‘丑陋的美国人’和70年代挥金如土、到处乱拍照片的日本旅行团一样。这些人喜欢推推搡搡，不停地抽烟，遇事还不肯让步。他们可能已经习惯这样了。”
中国旅客留给外国人的印象，的确不容乐观。伴随中国人出境游的兴盛，越来越多的国家，像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开始非常“贴心”地用中文简体字提醒我们的同胞：“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旅行看到这样的文字，想来是绝对不会引以为傲的。有些民粹主义者总要为此辩驳，颇觉无聊。干了已然是丢脸的事情，之后非但不认错还矢口狡辩，那就更加丢脸。但我们的公德问题不仅出在这些方面，到埃菲尔铁塔上签名，在自由女神像上写字，跑到华尔街上骑牛，在中国所有名胜古迹上涂鸦，这虽然可恨可悲，但最可悲的仍旧不是这些。
孙中山当年为唤起民众公德心，引用《礼记·礼运》中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思是说，吾国吾民，要把天下看做家国，其荣辱兴败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故此，人人皆要自强互惠，方能建设一个具有品格的国家和民族。但是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有深厚的“红包”文化和“后门”潜规则，我们热爱“桌下交易”，喜欢做“特权阶层”。这些，才是我们最大的公德危机。因为由此衍生出来的是金钱至上主义，是权钱交易的正常化，是唯利是图和贪婪腐败，而最终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穷富两极分化。
2010年6月6日出版的《侨报周末》刊发题为《宁在宝马车里哭泣》评论员文章指出：部分国人跟发了疯着了魔似的，“一切向钱看”。钱成了唯一的目的，成了正义化所有手段的工具。这一点，少有人点破，马诺成了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她说的，话糙理不糙。
马诺事件，源于江苏卫视速配节目《非诚勿扰》。马诺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中，以一句“宁可在宝马车中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而成为电视台恶拼收视率的抢手货，并随后引发了社会话题大讨论。
一方面马诺成为众矢之的，变身“超级拜金女”代名词；另一方面，也有如《侨报周末》这样的媒体认为马诺只不过是说了真话的那个小孩，她之所以选择在宝马车里哭泣，是社会现状使然。《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文化圈颇有影响的意见领袖之一——王小峰也在自己博客中表示，无须挟道德以攻击马诺，无限贬低马诺并不代表我们的社会会选择自行车后座。
马诺事件，只是让我们更真切地认识了我们的社会，或者说认识了我们自己。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一个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良知的沦丧，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正义泯亡！”
社会公德的缺失，现在已经不是损害中国人光辉形象的问题，而是社会公正的问题。假若一个社会没有一个公正、清明的体制，那么最终损害的仍旧是我们每个人的具体利益。“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先贤给我们留下的教诲，今日尤其适用。
如果谁想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看到一些如何提高公德的建议，那么，对于个人，像季老那样弯下老腰捡垃圾是个好的开始。但这其实很难做到。那么或可从不乱扔垃圾开始。对于我们的社会，树立公德，需要将更多的“人治”精力转移到“法治”上面，像新加坡那样，对丢垃圾和贪污腐败都施以“严刑”，也许我们的公德心才会美丽起来。而这，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才是功德无量之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