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季羡林
季老认为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对好人和坏人的定义中来分析他的好人和坏人观。
所谓坏人，是指这个人的行为与人们的认知准则不同，包括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媒体经常所说的杀人犯、偷窃犯、抢劫犯这些人由于违犯了法律，可以归于坏人的范畴。而一些所谓的不孝子、使用家庭暴力的人则违反了道德的准则，也可以属于坏人的范围。这些罪恶都是要受到惩罚的，或是法律上的，或是舆论上的，只有如此，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保障人们的安居乐业。
但是从佛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所谓的罪都是由无明造成的，都是可怜人。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只要愿意真心向善，放下屠刀，就可以不计前嫌。这点在古代的律法中就有反映。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多是通过佛教来愚民的，因此有这样一条规定，无论犯了什么罪，只要出家了，就不再追究责任。《水浒传》中打死镇关西的鲁智深就得益于此条律法的庇护，最终成为梁山的一条好汉。那么，现实生活中，是否也应该对于恶人采取感化的态度呢？先来看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孩，有一天，他看到同桌的钢笔很漂亮，就偷偷地拿回了家里。被母亲发现了，他本以为母亲会训斥他一顿，或者是揍他一顿，但是母亲却夸奖了他。从此之后，他为了母亲高兴，就经常往家里“拿”东西。慢慢地，他长大后依然无法改掉这个毛病，最终，在一次偷盗过程中被发现了，被人扭送到警局。在法庭上，他以盗窃罪被起诉，被判10年有期徒刑，在他要被带回监狱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要求，我想和我母亲最后说几句话。”然后，他就凑近母亲耳边，对着母亲的耳朵就咬了下去。所有的人都很愕然，他说：“如果在我第一次拿同桌的钢笔时，你对我狠一点，揍我一顿，我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自然，所有的罪行不应该全怪到他母亲身上，但是他的母亲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着有犯罪苗头的他，母亲放纵了他，以致让他养成了偷盗的习惯。对于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于自己的残忍，同样的，对犯罪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于善良之人的残忍。对于杀人犯，如果只是一直像唐僧一样讲道理，那么因此被杀的那些人的灵魂又该如何安息呢？
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纵容犯罪的现象却处处存在着。尤其是对于小偷的宽容，现在的小偷都形成了帮派，都是集体作案。很多人担心小偷的报复，即使是发现了小偷在偷东西也不愿意去提醒被偷人，除非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才会反抗，而且这种反抗也只是捂紧自己的包而已。
有个湖北的公交车司机，嫉恶如仇。网上流传着一个他的威武视频，在乘客要上车之时，有小偷偷东西，司机上去就给了小偷一脚，阻止了一场犯罪的发生。但是此时，所有的乘客都跑开了，甚至连被偷的人也没有留下帮助他，后来小偷叫来两个同伙，要与司机决一死战，好在司机及时将车门关上，才避免了一场打斗，但是公交车窗却被小偷砸坏了。据这位司机说，他提醒乘客，避免被盗的手机至少有200多部，但是他很无奈的是，他没办法抓那些小偷，因为没有人愿意去派出所作证。听了这位司机的事，让人很心寒，他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甚广，足以证明人们的心中还是存在着正义，但是人们对于邪恶却有些恐惧，为了保住自己的安全而纵容了犯罪分子的行为，最终使得这种偷盗现象越来越多，小偷也越来越猖獗。
对于恶人，我们就应该更加“恶”。但是这种“恶”并非是以暴制暴，而是指将犯罪扼杀在最初的阶段，不要让它成长，形成气候。否则，岂不是也和这些坏人没有区别了吗？如果例子中的母亲在孩子第一次偷钢笔时就对孩子“恶”，孩子就不会有下次；如果每个人都能心存正义与犯罪行为作斗争，这位公交车司机就不会孤立无援，更加不会让小偷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人的好与坏发乎于心，心坏则行动也坏，就是坏人。清朝才子纪晓岚就曾经说过：我比坏人更坏，我是一个能与坏人斗智斗勇的好人。我天天和坏人打交道，如果我不比他们更奸诈，那就被他们吃掉了。作为一个好人，了解坏人的想法和做法，而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就不会被邪恶所影响。正义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必须要伸张才会有力量。坏人是一种基因，但是我们可以以“恶”的教育来改变这种基因，学会以恶治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