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治理社会治安的根本方针和实现社会治安长治久安的正确决策，是中央政法委员会于1981年5月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提出来的。这一方针的基本含义，就是政法机关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同时要把各部门、各单位、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通力合作，明确分工，普遍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深入宣传和发动群众，实行法律手段、行政措施、道德舆论、思想教育、经济手段和法制宣传等多种措施和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工作，消除各种隐患和不安全因素，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以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保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顺利进行。
要贯彻好这一方针，除了要把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作为首要任务抓起来以外，还必须抓好如下工作：①贯彻好这一方针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的领导，搞好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只有端正党风，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减少和制止犯罪。②综合治理的关键，除加强政法队伍及其工作外，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把责任制落实到部门、单位和个人，并把这种责任制同生产责任制、对干部职工的考核、奖惩制度结合起来。③综合治理的重点，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目前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减少青少年犯罪，必须依靠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政法部门和各条战线的同志，在进行一切工作中，都要考虑如何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有利于青少年的成长。要大力做好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的帮教工作。④综合治理的基础，是加强基层组织和基础工作。例如，要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克服某些农村中存在着缺乏法制观念和领导软弱的状况，发动群众订立“乡规民约”，使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加强城市公安派出所，建立健全农村公安派出所；恢复和健全城乡基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长治久安的重要措施。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是无产阶级从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历史使命出发，根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中存在着不同情况而制定的。实行这项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拥护、支持和社会同情；有利于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分化瓦解敌人；为实现逐步消灭犯罪创造条件；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项政策包括惩办与宽大两个方面。所谓惩办，是指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一定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绝不能放任不管，更不能包庇纵容。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坚定性。当然，惩办不是一律处以极刑、重刑，而是依法给予适当的制裁。所谓宽大，是指对那些具有从轻、减轻、免予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体现了我们法律和政策的灵活性。惩办与宽大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不可偏废。惩办是前提，没有惩办无所谓宽大，也无以制服犯罪，宽大是有条件的，是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对待也不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和惩罚犯罪。
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其基本精神是：惩办少数，改造多数，讲究政策，区别对待。这项政策是制定我国刑法的主要依据之一，贯穿在刑法的始终。具体表现在我国刑法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作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规定。例如，对主犯从重处罚，对从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胁从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累犯、惯犯从重处罚；对自首的、立功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从置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活动的从重处罚，等等。
严禁刑讯逼供
是党在总结革命根据地肃反工作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重要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刑事诉讼法时，认真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将党的这一政策确定为我国刑事讼诉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一政策和基本原则的基本要求是：①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所谓重证据就是重事实，就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要以事实为根据。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就不能搞清犯罪事实，也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要获得证据，搞清事实，不能把着眼点放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而应当放在调查研究上。当然，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其供述和辩解，也是一种证据，办案中也不能忽略这种证据。但是不能轻信，必须用其他证据核实口供，以辨别其真伪。②严禁刑讯逼供。这既是人道主义原则的体现，又能防止“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③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样，才有可能收集到真实的证据，才有利于搞清事实的真相。一切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都可能是虚假证据或者真假俱有，从而搞乱案情，干扰诉讼活动的完成。④要忠于案件事实真相，即司法人员处理案件必须实事求是，尊重证据的客观性，如实地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决不允许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根据“需要”任意取舍证据材料，歪曲事实真相。这是执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的前提，是实现刑事诉讼法任务的保证，也是对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的基本要求。
劳动改造罪犯
是党和国家关于刑罚执行和改造罪犯的基本政策。是党和国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独创。
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劳动改造世界，劳动也创造了人类本身。犯罪分子的犯罪思想正是好逸恶劳、损人利己、极端个人主义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恶性膨胀。通过强迫劳动改造，使罪犯认罪服法，养成劳动习惯，消灭犯罪思想，树立新的道德观念，从而达到改造犯人成为新人的目的。
劳动改造机关在贯彻这一政策，对罪犯进行改造的时候，应坚持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劳动改造机关对于罪犯在监管期间应当施行严格管制，不能麻痹松懈。严禁监管人员虐待被监管人员，情节严重的，按照刑法第248条的规定及234条、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②劳动改造必须同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贯彻“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虽然不能忽视生产，不能不讲经济效益，但是应当把着眼点放在改造上，生产要为改造服务，要结合生产劳动，进行先进思想的灌输，开展思想交流，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技术教育，使他们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才。特别是对于那些有轻微罪行的青少年罪犯，要实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③在劳动改造中，把犯人当人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除了不能虐待和使用肉刑以外，还要依法保护和爱护他们生存的权利，在吃、住、穿、医疗、卫生、作息时间、劳动保护等方面给予足以维持生存和身体健康的条件。④对罪犯实行立功赎罪、赏罚严明的奖惩制度。对认罪服法、认真劳动改造、有悔罪表现的罪犯予以表扬和奖励，符合条件的要依法予以减刑或假释。对表现不好，不认罪服法，抗拒改造的罪犯，要予以处罚。其中劳改犯逃跑的，逃跑后又犯罪的，劳改后又有犯罪行为，没有改造好的劳改罪犯，要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及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决定》的几个问题的批复的有关规定处理。
教育、挽救和感化
是贯彻执行劳动改造罪犯政策、改进改造工作的具体的工作方针。适用于大多数犯罪分子和全体劳教人员，既是劳动改造工作的方针，又是劳动教养工作的方针。
这一方针，一方面是针对改造工作中的重生产轻改造，管理不善，教育无力，违反政策甚至违法乱纪等问题；另一方面是针对现在改造对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而提出来的。
新时期改造对象的新特点是：青少年多，约占90％以上；劳动人民子弟多，约占95%以上；普通刑事犯多，也占95％以上。这“三多”说明，现在劳改劳教单位的改造对象中，反革命和敌我性质的为数极少，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的违法犯罪问题。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既有破坏性，又有可塑性。因此，对强制改造中的绝大多数人，应当贯彻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像对待自己的害了传染病的孩子，像医生对待病人，像老师对待有毛病的学生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这样是有可能把他们改造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