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对原始人来说……曾是柔弱和神秘的，被压迫的，还是充满恐惧的。她受男人没有的生育力量所控制，人们对那些力量只是一知半解……似乎让全世界用恐惧填满了他……男人对女人的看法，尽管不如女人对男人的看法那样神秘，但在今天仍是个谜。
《忒弥斯：对希腊宗教社会起源的研究》
作为女人，我们同过去的关系充满了疑问。我们成为所有文化的核心困扰（和压制对象）。我们总是被认为至少占人类总数的一半，如今是多半。我们在书写的记载里很难找到我们自己。面对这一“伟大的沉默”，我们显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仔细分析对我们的压迫，详述那些针对我们的法律和处罚。另一条是找出那些打破沉默的女人，那些尽管经常被宣告有罪、被误解，尽管她们的工作被忽视、被禁止，尽管成为孤独和不被接受的象征但仍然体现出力量、勇气和自我肯定的女人。简而言之，成为我们楷模的女人。
——简·哈瑞森，
审视过去，审视大多数女人未被记录的生活，审视贯穿历史女人被浪费的头脑和天赋，审视史前的时期，那时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女人使用出她们的极限能力，这些审视变得非常有吸引力。人类学，远不只历史，被给予了那种渴望。一旦人们开始像认识人类社会体现的一致性那样认识到它的多样性，一旦人们开始不从野蛮的、发展迟缓的和西方的初期形式的角度审视非西方社会，而是从它们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我们就有可能去想象西方文化的父权、父系家庭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必要，那样必然。去想象曾在全球盛行的是母权，而非父权的早期文明成为可能。在那里，母系和母权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那里，女人是所有文化里受人尊敬的积极参与着。进而去想象在一个对女人来说完全不同的存在于这个世上的方式。如果不是“本性”简单地让我们与“被动”、“温顺”和“非理性”这些人类的个性联系在一起，如果正是传统和文化决定了我们的“本性”，那么“母性”带来的牺牲和否定可以被看成是母权时期的反面。
女人强烈需要被证实，渴望清楚地确定过去，并对传统女性力量进行研究。如果女人曾经强大过，一个先例；如果女性生物学曾是力量的源泉，那就不需要继续它曾经变成的样子：无力之根基。对很多女人来说，任何历史争论的不确定性，男人书写历史的事实，以及她们确定我们在判断未来时不需要回顾过去，已足以让她们漠视过去的母权理论，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和将来。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自我重塑的信念仍需要对历史的遗留物抱有好奇心。并不是要一些发生了的事件的证据，比如一个梦想家的笔记，常常是不完整但令人信服地描述他（她）奋斗的工作中的困扰、拒绝和想象过程。我相信事情的连续性，但我自己也很难弄清“过去”在何处结束，“现在”自何处开始，而且更谈不上确定教我们保持传统，我们称之为过去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对女人来说，一个对过去的评判追溯可以变得非常激进。但是我们需要有对我们来源素材的限制性的批判意识。
某些作家，如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把存在看成是一种偶然，把古希腊阿卡狄亚的母权制看成是一个特例。这一理论的来源，除了格雷夫斯的《苍白的女神》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两个男人的作品，J.J.巴赫欧芬和罗伯特·布里福。巴赫欧芬的作品早前被海伦·汀勒在她的《母亲与亚马孙人》中提到过。这本书1929年在德国出版，1965年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也许汀勒完整地读了巴赫欧芬的这一作品，但她并没有引用他的话，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她也许只是使用了1926年的德文删节版。在她的序言里，对巴赫欧芬和布里福都表达了敬佩汀勒和戴维斯的读者似乎都有一个印象，觉得巴赫欧芬是女性力量的司仪神父。他并不是把“母权”年代简单地看成是在全球舞台的所有文化里一闪而过的一瞬，而是把它看做是一个黄金时期，一个如果人类够幸运，可以回归的失落乌托邦。仔细看由曼赫姆翻译的巴赫欧芬的作品片段，就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像其他许多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一样，巴赫欧芬习惯对女人怀有普遍的伤感情绪。女性主义原理对他来说“不光是靠敏锐与自由的外形来定义的，更多是靠预言性的感觉。更多的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经常把思想和女人特有的奇怪的毫无目标的斗争分开……总徘徊在愤怒和回音，感官享受和贞操之间”。性别间存在着冲突，他试图从神话中得到一些启发。“思想的王国属于男人，日常生活的王国属于女人”。“短暂的日常生活与母权关系密切。而父权和不朽的光芒万丈的超常生活紧密相连”。母系氏族时期被认为与农业，与特鲁似（源于大地的）湿地生活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巴赫欧芬认为与性乱交有关）。同样地，它是一个高级的阶段，但它实质上是通向更高级的父权阶段的阶石：
就这方面而言，女家长制的建立代表着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步……女人通过她母亲身份的尊贵地位来反对男人对他那具有优越感的力量的滥用……在这第一阶段，男人越是残酷，女人用来约束他们的力量就变得越是必要……女家长制对教育人类，尤其是男人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儿童首先是由母亲训练的，所以男性族人也首先是由女人训练的。在男性能领导之前，他必须先服务。驯服男人原始的力量，让它走向仁慈的道路是女人的天职。
巴赫欧芬也对理想化的亚马孙主义有所承认。根据他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古代亚马孙族经历了两个女家长制转化时期。一个时期是性混乱时期，高级妓女与女人反抗性利用相联系的亚马孙时期，拿起武器，反抗男人对她们身体的伤害。不过根据普塔克（Plutarch）引用的神话和巴赫欧芬的诠释，早期的亚马孙人依次被母亲的某种精神胜利所击败。女家长制被女人看成是对她“自然天性”的认可。并且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是不允许离婚的。这是一种“配偶制的女家长制”，它与巴赫欧芬所认为的女人身份颠倒的亚马孙族，与一种“非自然加强的女性力量”是对立的。
德米特的女家长制，据巴赫欧芬说，是“朴素的……建立在严格次序的基础上……是高尚美德的源泉，并且尽管有它思想的局限性，仍是可靠和有序的”。这一时期开始向迪奥尼索司或阿佛洛狄特的女家长制让步，一个衰落期“一个紧跟着另一个，表现出它的艰难性，一直地，让女人注意节制”。尽管如此，对它的高傲的道德标准来说，德米特的女家长制仍和湿地草坪、物质和身体紧密相连，有别于（甚至是有悖于）父权和父权胜利的“文明”和“高尚”。对巴赫欧芬来说，那些相悖的地方常常是在辩证的斗争之中，而这种斗争从纯粹的男性观点看来，“母性附属于男人的身体本能，这是他与动物的唯一共同点，而父亲的精神理念只属于他自己。在那里他冲破了很多特鲁假设，把他的目光伸向宏观世界的更高区域”。尽管男人打破了女家长制的契约，对女人开始轻视和贬低，仍然为亚马孙主义带来了新的浪潮，迪奥尼索司剩余的后代被逐个征服，建立起了父权制度，以作者的观点来看，从此世界受到启蒙。
理解巴赫欧芬我们需要借助一些铺垫者的解释：一些由诸如普鲁塔齐斯、特拉博、赫诺多图斯、奥维德和希腊的剧作家们记录和撰写的真实神话。而19世纪巴赫欧芬自己的德国男性意识，也屡次自我否定。这有点像我们在夜晚看一幅画在窗玻璃上的映像。有时，巴赫欧芬的表述缺乏精确和清楚，人们试图把问题归于曼赫姆翻译章节的支离破碎，这让人有点沮丧。
我们最好大胆地假设有时巴赫欧芬表达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而是传说里所确立的思潮。举个例子来说：他宣称女人被“一件贪得无厌的血衣”操控时，是由（阿修鲁斯和阿波罗多瑞斯讲述的）一个故事为证，这个故事讲的是勒蒙斯女人怎样差一点因为他们的男人和史瑞斯女人同居而进行大屠杀。他引用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艾尔恩与梅狄亚》（Ionand Medea）作为一个这样刻画女人性格的依据（而在别处，他把女人看成是贞洁的，带来次序与和谐的人）。我们很难确定何时巴赫欧芬把男人的神话与诗歌看成对女人客观的描述，何时把它们看成是某些特殊男人在特殊时期对女人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巴赫欧芬自己的观点里，没有对未来母权制的渴望。他对过去女家长制的看法非常矛盾，对女性的存在，也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
二
罗伯特·布里福的《母亲》分为三册，第一次出版于1927年，是一种孤独、狂怒和强迫性思想的产物。他开始在书中说明人类历史中社会化元素是“源于本能的运转，这些本能是和女性功能相连的，而不是那些男性”。他把父权制家庭在本质上看成是反社会的：“一种对个人主义的男性和他附属依赖物的委婉叫法。既然一个社会结合的家庭意味着一个由它最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本能所运转的个体，那么它就不是社会的基础，而是社会应该否定的。”真正的社会纽带产生于“原始母亲对她所创造的团体自然与生理的支配地位，人们对她的敬畏与她神奇的天性和力量紧密相连”。这样的社会结合产生于“生殖的原始神秘和有共同的血液与食物的原始宗教仪式，这种仪式被赋予给了有追随者的理想部落”。
布里福在追溯这些自然的支配与结合时，他的参考书目就有将近密密麻麻的200页。他的三册书都有很丰富的注释，他习惯博学地包罗万象，以便让每一表述不仅仅只依靠一两个例子。未删节的布里福作品（有两个删节的版本，一个是他自己编辑的，另一个是由G.雷特瑞·泰勒编辑的）是所有对他著作年代之前的有关女人的历史、传奇和人类学感兴趣的人的知识宝库。无论他作何结论，尽管也许我们想与之争论，但我们很难不对这样一个男人产生感激之情，他如此坚定地发掘出在文明进程中女人影响力的细节和样本。我们不可否认他用他的特殊天赋（吸收和理解大量的材料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他著作结尾他转向了婚姻，直言不讳地阐释了婚姻、女性与男性的智力差别以及女人拯救文明的必然性（但就像他表达的那样，没有“煽动”男女之间敌对）。我们注意到在他最后一章里对父权的强烈厌倦：“我们生活在一个父权原理不再有效的父权社会……权力、能量、野心、智慧和好斗的男人的兴趣，不再履行他自我存在的职责，同样不再自己建立起一个人类社会。”布里福渴望并不是回到女家长制（他在著作末尾只是零散地提到这一时期，尽管在开头他进行了非常详尽地说明），而是一场运动，一种“新型的婚姻”和一个“对母亲充满敬爱，男女相互热爱，组织的、建设性的智力所取得的成就在迷雾中褪色”的地方。
也许布里福自己的见解进入了迷雾，而不是进入了一个清楚的观点，认为智慧的与母性的利他主义可以共存的观点，因为它证实了女人对思考、分析、建设、创造的自然能力，以及养育孩子的，且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孩子的天赋。
三
如果巴赫欧芬是一个19世纪中期的德国父权的神话收集者，利用了历史记录的神话和传说，那么伊莉莎白·古德·戴维斯就是同时代的第一个女权主义神话创造者。《第一性》出版于《母权》110年后，这本书有时会有错误、偏见和不专业的表述，不过所有的这些指控并没能真正把它否定掉。此外，戴维斯未能提及或考虑到东方的或殖民前非洲与美洲的关于女性力量的神话和传说，这局限了她作品的广度，对西方文明来说明显有些无意识的眼光狭窄。学术性女权主义者总严格专注于用传统和正统定义组成的严肃知识来搞研究，对她们来说，戴维斯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个阻碍。然而以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开头，它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作品缺乏学术性的地方，很容易而且已经被列举出来了。戴维斯首先开始省略地引用句子，并且重组为新的段落。另一方面，“专业的”历史在有关女人的问题上却没有学术性，很盲目。戴维斯所做的正是发掘出各种元素的价值——一些神秘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考古的或文学的——就像某人搅动火堆，唤起一阵沉睡在灰烬中的火星。她扮演一个被征服者，一个部落讲述者的角色，述说他们过去的传奇，提醒他们，他们的母亲曾是女王和女神，坚强而又勇敢的领袖。从臆想与现实的混合中，传言、回忆和欲望的碎片中，她试图在散文里重温早期的诗人在史诗或者民谣里做的事——征集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不同的情况，让今日的女人构想其他的生存模式。
与西蒙·波夫瓦和海伦·汀勒不同，戴维斯的作品有详尽的脚注，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它能被人像博士论文一样来阅读，来评论。因此，学院派学者认为它作为“专业的”研究并不合格，尽管为了如实地表演过去，觉醒的女权主义者也许会被它的声明所吸引，就像曾经被圣经所吸引一样（尽管如此，她的参考书目自身也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如果我们把戴维斯看成是回忆与想象的催化剂，而不是不可动摇事实的记录者或一个失败的空谈家，我们将更好地认识到她作品的价值。
被戴维斯放到一起的母权制的神话也许永远不会被彻底地证明是错误或正确。但是针对所有的女人受压迫的详细情况，戴维斯的作品首次脱颖而出创造了一种相反的形象，而且使它得到了巩固，没有任何学院派的历史学者和人类学家可以轻易地击垮它。
很显然，尽管一些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否认“母系氏族”时期作为一个普遍的文化阶段曾实际存在过，他们并不非要把母权制思想当成是“疯狂”或谬论抹去。正如正统的人类学家简·哈瑞森曾表达的，一个神话故事并不是从想象里跳出的“清楚明了”的东西，而是对周围环境的回答，是心灵与它外部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它表达了一种需要，一种渴望。而且神话故事总是在累积，在增多。神和英雄的形象总是随着外部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戴维斯的作品把女人描述为最终唯一对现实和精神有所远见的人，如果她预见到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创造着精神与政治的次序，而男人被留下来笨手笨脚地修补玩具般无关紧要的小部件，这是对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夸大的面孔有力和充满想象力的回答。男性领导者的面孔，他们是父权制的纯粹产物，信誉越来越少，责任越来越少，越来越缺乏管理任何团体的能力，越来越多地用技术的力量贬低和破坏人的生活。对许多女人来说，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戴维斯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唤起了对女性力量的自然性与可能性的沉思：一个通向女权主义渴望的跳板。
四
“普遍的母权制是否曾存在过？”由于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和许多关于过去的那些起催化作用的问题，我很难做出回答。因此我用女性主宰时期来阐述人类文化的一些阶段，在这些阶段里，以女性为中心的信念和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共同存在。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考古学的证据证明曾有一个时期在一些方面女人是被崇拜的对象，这是原始的母系时期。那时盛行对神的崇拜，并且神话故事描述了强大和受人崇敬的女性形象。从最早的手工艺品中，我们得知最初的力量是来源于女性的。
现在把那些塑像是出于女人还是男人之手的问题放到一边：它们表达了女性充满对她本身重要性的意识，对她生活意义深度的意识，以及对在必要和神圣的事物中心存在的意识。她以几乎被我们遗忘或者被认为是丑陋的方式美丽着。她的身体拥有巨大的内在深度、内在的平静和平衡。她并没有微笑，她的表情表达了她的精神与狂喜。有时她的双瞳似乎能通过空气燃烧。像往常一样，如果她的胸前或者腿上有个孩子，她就不会把思想集中在男人身上（随后是“对处女的爱慕”，那个圣子成为世界中心）。她并不是特别年轻，或者甚至她已经很老了。她总是专注于自我，甚至是在给婴儿喂奶的时候，甚至当她像狄安娜一样，以一个包含了许多乳房的形象出现的时候。有时她向人群炫耀她的尖牙，有时她被毒蛇缠绕，但即使是在她最和善的一面，古代的女神也没有召唤她的崇拜者。她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哄骗或安慰男人，而是为了表现自己。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塑像对现在的一个女人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如果它们没有为她做其他的事，它们肯定在精神上证明了她（就像我们当代的雕像不能证明她一样），让她的神情不再被乏味和琐碎笼罩，让她意识到自己参与了本质的神秘事情。没有任何仁慈可以做到这点，甚至是埃及阿玛南神圣家族高贵的女王也不能。在那里当太阳王把手放在他儿子头上站起来时，他的配偶，即使能像帝王一般，也始终只是个配偶。父权制以前神祭的塑像发挥了一个作用，它们告诉女人那种力量、敬畏，是自然让她们拥有了中心位置，并不是特权或奇迹，因此女人是居于首位的。早期艺术中的男人通常以孩子形象出现，常常是渺小无助的，或是平躺在女神的臂腕里，或是坐在她的腿上，或是吮吸她的乳房。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那些图形——新石器时代的、哥伦布以前的、塞浦路斯的、基克拉泽斯的、克利特的、埃及王朝前的——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早期女人对自己的感觉。它们是男人的作品，那些象征意义的形状所表达的是男人对大地和自然的感觉。埃里希·诺伊曼，一位荣格派分析者（1905—1960年），就倾向于这一观点。他创立了由以下几点形成的三合一关系：“孩子与提供营养的母亲的关系……”；②“男人最大限度依赖于土地和自然的历史时期”；③“自我与自觉对无意识的依赖”。根据诺伊曼的观点，“女性是营养的给予者，在每个地方她们都成为了令人崇敬的自然之原则。男人既享受又痛苦地依赖这一点。他们无助地依赖着自然就像婴儿依赖母亲一样。他们那种母亲的孩子形象一直都再被重新激发”。换句话说，当男人表达他对女人的看法，以及他和她的关系时，我们再次以一种不同的创作，以艺术的形象把女人视为承担者和支撑者。
一个事件改变了本来已确立的对最初文化年份的看法，不管怎样，诺伊曼写作于这个事件之前。近代人们对中东，以及诸如以色列的耶利哥和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进行了考古发掘。它们显示了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新石器时期文明以前两千年，或者更多年以前，文明已经在小亚细亚存在。它们也为“新石器时期前”崇拜仪式的存在提供了证据。被发掘出来的东西还包括了一些小雕像和“象征性地装饰的小礼拜堂——极好地展现了后来的母性女神神话的所有基础概念”。詹姆斯·梅拉阿特（James Mellaart）是位活跃于安纳托利亚挖掘的考古学家。他相信那些女神塑像，就像在那里发现的其他艺术品一样，是女人的作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塑像、小雕像、灰泥浮雕或壁画都完全没有性特征（他是指性别特征）。生殖器官从来没表现出来，那地方是阳具还是阴户不得而知。而且在安纳托利亚以外的地方，这一点在旧石器时代最后一个阶段，在新石器时代和以后的文化中更加显著。对于这一表面上很让人迷惑的问题似乎有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因为艺术对性别的强调一定与男性冲动和欲望相关。如果新石器时代的女人是那时宗教的创造者，艺术品的性别模糊就很容易解释，并且建立起一种不同的符号论，乳房、肚脐和怀孕代表女性信条，而角或有角的动物暗指男性。
我们可以直接从布里福和诺伊曼那里找到对这一假设的支持。他们列举了众多的例子来说明是女人发明了那些令人十分佩服的陶器制作艺术。它对男人来说是种禁忌，是一道神圣的工序。并且“制作那些罐子就像制造孩子一样是女人创作活动的一部分……在陶器制作中，女人感受了……原始的创造力……我们了解这些神圣的容器在原始时期扮演了许多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作为一种有魔力的活动的媒介。这一魔力暗示了女性变化角色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与作为变化符号的容器紧密相连”。布里福称祖尼妇女制作的罐子实际上是以乳房为模型的。他进一步阐述“陶罐的制造，就像原始社会多数生产一样……总带有仪式或宗教特征”，并且“这些罐子与天母的定义都通过世界更伟大的一面，深深植根于古代信仰”。
看来女性制陶者并不是以简单的容器为模子，而是以她自己的形象，生活的容器和用血汗换来生活和奶品的人。以这种方式，她表达着，庆祝着，并以这种方式，为她作为拥有不可或缺力量创造者的感受赋予了具体形象。没有她生物学上的天赋，孩子，这些部落的未来和继承者就不会出生；没有她的创造和技术，罐子或水桶，这些最神圣的手工物品就不会存在。
这些罐、桶、缸、壶并不是装饰或随意的容器。它使长时间贮存颜料和谷物成为可能，并且是用来煮熟生食的容器。有时它也用于贮存死者的骨头或遗体。陶器制作工艺向精细的发展体现了生活的潜在改进和巩固。这可以与技术时代最复杂的革新相比——对天然石油的提炼，对核能的运用。这些革新给了它们的控制者们巨大的力量。这一类比甚至让我们失望，因为制陶者与陶器之间那种带有秘密和精神相通的关系，在今日的技术中，已不为人所知。
一些人，就像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kson）对女人“内在空间”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沉思（凯特·米利特机智地进行了分析）。所以当我们把女人和“容器”一起讨论时，很难不引起否定的回答，如果不是受人嘲笑的回答的话。旧联盟开始灌输：女人是“善于接受的”一个“容器”。小女孩“本性地”想玩过家家，然而男孩却没兴趣。女人的地盘是家的“内部空间”。女人的构造建立在一个伦理的诫命之上，被要求成为受虐的、忍耐的、平和的母亲。没有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不育的”和“空洞的”女人。男性在女性结构上对我的诱导的消极性是如此强烈，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看到母亲般的女神塑像那夸张的乳房和肚子的时候，就会感到厌恶或心中充满极大的矛盾。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摆脱男权的束缚，以及那些形象中所表现和传达的阴柔气质，并且把力量与正义相结合。我们不是把“内在空间”作为女人适当的社会功能决定因素来讨论的，而是作为最初的一串关联，我们能看到女人/容器延伸的关联（我们也必须在心里承认，原始时期容器绝不是“被动的”物品：它是可以改造的、活跃的、强大的）。
早期的雕刻反映了这些改造对生命延长的必要性，表达了女性力量。用诺伊曼的说法就是“女性充满魔力的手总是握着那些具有魔力的锅罐，像女祭师，或者后来的女巫师”。最初并不是对永恒的思索激发了人类进行宗教活动，而是生存的斗争。就像布里福说的，它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是与日常需要有关的。而女人正是解决那些需要的人。他进一步表明我们现在的性别不平等在父权制以前是不存在的。父权制中发展起来的行政和官僚的权力关系在那时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改造的力量，而不是压迫他人的力量，曾是首要和根本的力量。在父权制以前，女人自己就明白了这一点。
五
在很长一段时间，性活动与怀孕之间的关系都不被认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奥托兰克》（Otto Rank）、《超越心理学》（Beyond Psychology）、《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中都提到了这一事实，并且指出男人对父亲的角色不仅是无知，而是强烈否认。这种否认让男人相信让女人怀孕的是死者的灵魂，部族的图腾动物是它们的象征。兰克认为两种冲动在这里起了作用：对个体不朽的渴望（即在后代中重生）；对能担负部族生存之物的渴望，即不同于个体男性的图腾动物。马林诺夫斯基发现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认识到处女是无法怀孕的，并且女人只有在阴户张开后才能怀孕。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认为，女人怀孕是由于另一个部族成员的灵魂把一个完整的孩子的灵魂通过她的头脑引入她的身体。当然最后母与子明显的自然关系由于它的真实性，不得不显得比依赖于母亲的截然不同的父子关系更加可信。
阳具在父权制以前的生活中与在父权（或男权）文化中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含义。那时它并没有作为独立的个体被崇拜，或者被看做具有独立的力量。它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一起被看成是女神的附属物，比如公牛、猪、新月、蛇、月形斧、双头斧和坐在她腿上的孩子。长满叶子的树并非阳物崇拜的象征，而是种女性的符号，因为“它结果、转变、滋养；它长叶、分枝，枝干被它‘包容’并且依赖于它”。它的灵魂让它栖息在某处，并包容着它。神圣的小树林对女神来说也是神圣的。诺伊曼看到了树向阳物崇拜的父权符号的转变——作为木桩或柱子，脱离的叶子和自然的根——或者转变为根在空中的世界之树，一种“非自然符号”（一个装载自然因素的父权容器）。父权制以前的阳物礼拜式是由女人用施肥的工具来进行的，而不是由男人用他们的“男性身份”或个体的父道。天母为人所知的只有成为其他女人配偶的儿子，而没有丈夫。
父权制以前，女性主宰下的母亲身份优于妻子身份，母亲的关系和地位远比妻子的地位更重要。就像芭芭拉·西曼（Barbara Seaman）指出的，原始人一定对生产行为有着强烈的敬畏——甚至比现在的人更强烈，对许多观看者和参与者来说，随着它产生的是强烈的非同一般的感情。女人在她身体之外创造着男人，创造着女人，创造着不断的存在。她为一个神圣的生命赋予了精神，她是每个孩子蔬菜、水果、营养的来源。不管她有没有生孩子，作为制陶者和织布者的她创造出了最早的不仅仅是物品的物品，她创造出了艺术品。尽管带有神秘色彩，她也创造了最早的科学产品。她也开始了解药草和根的知识——治疗病人和养育下一代的艺术。
在其他的活动中，女人在生物学上的母亲身份不仅仅是生活的生产者和巩固者，也是转换者。人们曾相信经血能转化进婴儿身体（一个仍存留的观点。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是一个有智慧并博览群书的好奇女人，一位哲学家的妻子。她曾告诉我经血是“废掉的孩子”）和母亲乳房流出的乳汁里。对今天的许多女人来说，也许是被动的情况和超出意志以外的事情，曾被认为是转化的力量，和其他的转化相联系，包括转世。如果罐子或者水缸与女人的身体相联系，那么由粗糙的纤维到线的变化则与操纵生存与死亡的力量密切相关。阿里亚德妮（Ariadne）提供了迷宫的线索，希腊命运三女神或纳维亚命运三女神或掌管生命线的老妇人都与这个过程相联系。
女人不仅仅是给予生命，她让孩子的生命得以继续。她的乳房是他们的第一种食物来源，但是她对孩子的关注使她超越了一对一的关系。布里福把原始劳动的分工看成是狩猎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不同性别的不同力量和才能……任何女人的身体劣势，而是身体结构功能让她必须照看下一代，不得不缺席对其他劳动事业的承担”。人类婴儿对母亲（或成人）的依赖远远长于其他的动物。为了创造一个能让她们安全有效地养育孩子的环境，女人成为了创造文明者、农业和社会的发明者、语言自身的继承者。
六
女人的身体具有启动和带来力量、滋养新生活的潜在性。它穿越了数世纪的矛盾田野：那里既充满了力量，又充满了巨大的软弱；既有神灵般的人物，又有肉身的魔鬼；那是个矛盾心理的贮藏地，这些矛盾心理使女人丧失了在被确定的文化中集体行动的资格。这一生活的矩阵决定了最早的劳动分工。并且，就像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展现的那样，男性到处试图模仿，强占和魔法般地与女人共享她的力量。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高度可疑），仅仅是被苏珊娜·阿姆斯（Suzanne Arms）称做的“男人逐渐增加的篡夺女人生产过程，并称它为自己的尝试”。“人口过多”如今已是全球性的问题。人们更多地关注对妇女（主要是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节育和控制出生率的问题，而不是寻找新方法生产和分配全球食物的问题。这并不仅仅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而且与每个需要感觉到自己有控制女人生殖力量的男性有关。
人们对神话（和诗歌）有一个激发能量的回应，研究动物行为的学生鉴别出对某些符号的天然生物学的回应。约瑟夫·坎贝尔在对原始神话的研究中，比较了这两种回应（一只鹰的木制模型或影子出现在刚出壳小鸡的笼子前面时，小鸡们狂奔寻找庇护，而海鸥或其他鸟类的模型或影子却不能让它们如此。人类的婴孩会对与人类面孔相似的面具作出回应，但这个面具必须表现某些特殊的特征，不然它就不会激起任何反应）。他找到了某种人类头脑的早期印记——婴儿在羊水天堂般的护佑中无重力地漂浮；第一次呼吸时对窒息的斗争和恐惧；从母亲的乳房吮吸乳汁和母亲不在时的被抛弃感——它们永无止境地被再现、被寻找或被隐藏，它们是神话、诗歌和艺术让我们再次经历的有力回应。他进一步认识到“对经血的恐惧和经期的孤立感，出生仪式，和所有关于魔力的学问证明了我们在人类想象力兴趣的主要中心领域之一……对男人来说，对女人的恐惧和对母亲的不解带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力，并不比对自然世界本身的恐惧和不解带来的少”。
在女人生育的周期和月缺月圆的神秘周期之间，女人不时需要保护自己不受男人性侵犯和男人对那种抑制在性方面的反应之间，很显然曾有一个非常古老和强大的矛盾关系。在这些角色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关系：怀孕与月经消失之间的、绝经与绝育之间的。从月经中得到的这些知识，甚至是原始妇女也明白她自己是否怀孕，她是否能怀孕。
一般来说，人们似乎可以推测经期的禁欲（女人在她日常行动里的退缩，包括性）就是原始的禁欲。权力的不同决定了这一禁欲最先是来自男人还是女人。布里福把它看成是“最开始女人对男人性本能的拒绝……那些女人表示拒绝男人禁令……”根据他的研究，经期的禁欲和孩子的出生，女人都是禁令的下达者，并且她的自我隔离让男人感到这种时候她有“危险的影响力”。C.G.哈特利（C.G.Hartley）声称自我中心的、非社会性的男性团体的压制统治强迫女性团体建立社会行为的法律。诺伊曼说女人“通过加于男人身上的禁欲驯服了他，就这样建立起最早的人类文明”。根据他的观点，性成熟并不是开始于男性青春期仪式，而是第一次月经期间的有关仪式。女人把经期的禁欲加于男人，异族婚姻（血族关系以外的婚姻）禁止了乱伦，阻止了男人对住在身边女人的性利用。同时女人的“不贞洁”经历，父权制以前的女人可能会把它理解为她们神圣的谜之一。
根据荣格派哲学家以斯帖·哈丁（Esther Harding）的叙述：
在原始社会，一个女人一生都专注于她生理周期的规则变化。在家劳动的周期、与邻居之间的社会生活交流周期和与丈夫间的夫妻关系周期随着这一隔离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在有规律的间隔里，她被强迫孤立。所以她不能做饭，不能照料菜地，也不能离开屋子。她被禁止干任何往常的工作。她被强迫独自呆着，走向自我，走向内在。好像是规定一样，人类学家总是对部落的习俗比对个体的心理感兴趣。他们并没有问是女人自身的什么造成了那些习俗。因此，这种周期性的隔离必然对女人与生活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哈丁和贝特尔海姆都认为男人的成年仪式——包括隔离、净化、斋戒和“寻找先见之明”——尝试获得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女人是在最初的月经周期和生产失败中获得的。哈丁认为同时期的女人也许仍然需要利用她的经期来寻找自己的主观性，生活得更加接近她内心最深处的旋律——并不是因为经期是一个让人神经质和有魔力的时期，而是因为它们如果被利用，能成为洞察力的来源。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她关于研究污染和禁忌的一书《纯净和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中指出：男人占支配地位之处是毫无疑问的，女人完全被暴力征服（比如澳洲中心地区的土著人），没有经期禁欲的存在。并且在她看来，那个禁欲是男人强加禁欲，为了避免不受来自女人的危险感觉的侵扰。许多其他作家，包括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都断定经期禁欲是男人由于对血的原始恐惧而创造的。但是保拉·韦德格尔（Paula Weideger）在《经期和更年期》中写道：“既然所有的血都具有神秘的来源，为什么男人，并且只有男人把经血看成是不同于其他血的精神物质？是什么使女人对待血的态度如此不同……原始人并不是受抑制发展的受害者，他们有能力了解关于重复出现的自然事物的存在……每个女人在生命中很早的时候就上了关于经血的一课，也许男人也如此。”
无论女人是不是禁欲的始作俑者，经期禁欲的存在，无论好坏，显示了对力量的一知半解，以及女人的恐惧和她母性身份的神秘。我认为如果女人首先创造了经期禁欲，无论是出于她们自身的神圣秘密，还是出于控制与驯化男人的需要，这一禁欲本身增加了她们表面的力量，授予了她们仪式性的魄力。女人经过深思熟虑对男人的回绝被看成是具有潜在危险或敌意的行为，一个阴谋，一种颠覆，一种不必要和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然而那些我们都熟知的辩解却为男性团体对女人的排除找到了借口，无论它是个神职团体、会餐俱乐部、远足垂钓团、学术委员会还是黑手党集会。至今女人的自我隔绝（大多数是在女同性恋的关系中，但也存在于围绕在安妮·哈钦森周围的团体，或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的女性政治集会，或现在的女生班，或那些意识上升的团体中）都被看做对男人的威胁，就像一个用神秘调音的文化，免不了有令人害怕的泛音。
当然，女人的月经周期也经历了父权思想的彻底调查，被定为是不吉和不利的。把这种看法内在化，实际上我们意识到自己被玷污了。我们的肉体厌恶倾向（男人在我们中传递的对女性身体的嫌恶）被强化了，以至于在“高级”的社会中，我们身上仍存在着宗教的禁欲。一个男人对女人经血无意识的害怕，会让女人觉得自己的经期是一个受到玷污的时期。男人常常高看精液和把它浪漫化（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就把它的味道和栗子花的香味相提并论），而把经血贬低为非自然和令人嫌恶的（另一个男人向我担保与经期的女人性交并不让他反感，但却让“这个”阳物很恼怒）。
今天人们认识到月经和经前女人会有压抑、不安和怒火阵阵的特征，其原因也许有水分的保留和荷尔蒙的变动，但心理和文化的因素更重要。在父权制人们对月经的攻击下，女人会有骄傲与羞愧（和恐惧）共存的矛盾心理，有时年轻的妇女会完全对此拒绝和反感。相似的既害怕又欣慰的矛盾心理也常常存在于更年期初期。对被定义为母亲的妇女来说，这可以意味着，终于不会再有不想要的怀孕了，但同时她的女人身份（这样定义的）、性欲和某种功能也会消失。
撇开经血，男性对月经的态度是，女人来月经后的岁月如果不是她肯定成为母亲的岁月，就是她有潜在可能成为母亲的岁月。在父权制下，直到最近（并且仍然十分艰难）一个分娩的女人才可以走向她自己，宛如远古的处女，话语充满权威。没有结婚的母亲承担着教堂和社会的最苛刻责难，并且也承受着经济和社会压力的负担。女人熬过行经期，在她隐藏的和公开的感觉某处，经期和强大的矛盾心理相联系。那是对被征服和对被接受的母亲身份的矛盾。
七
女人出现在父权制以前宗教思想的每一角落。月亮是最先的自然崇拜物体，并且以往月亮和女人紧密相连，它变化周期和女人的月经周期一致。根据哈丁的说法，月亮女神是处女，具有最初的伟大意义——并不是花蕾里的女孩，而是属于自己的女人。或者，用爱斯基摩人的说法，“她是一个永远不会有丈夫的人”。她有许多的情人和许多儿子，而且儿子常常成长为情人。有时月亮本身就是个女人，以女神塞勒涅、阿耳忒弥斯和露娜为代表。有时月亮从来自天母（和来自所有女人）的男性那里受孕。即使如此，月亮仍在根本上和哈丁所说的“女人的神秘”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无论是男是女，最初和月亮的神性相联系的母性的处女女神，她是“自我的”，并且她的力量从她的母性方面放射出来孕育了整个世界——丰富的农作物、四季的规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话。
但是曾经月亮仅以女人的一面出场支配着世界。父权制以前的思想解释了一切。草木和营养来自大地子宫，就像婴儿来自母亲身体。表示母亲和泥土（植物生长的土地、软泥、塑造“男人”的尘土和黏土）的词在很多语言里都极其接近：mutter，madre，mater，materia，moeder，modder。“大地母亲”这个词仍在使用，尽管在我们的时代，它被意味深长地赋予了离奇的、古老的和感伤的光环。
草木在冬季退回大地子宫，并且人类的身体死后也归于大地，返回那个子宫，等待重生。古代中东的坟墓被很精心地设计成母亲身体的样子——和那些迷宫和螺旋一起象征她的内在结构——所以灵魂可以在那里重生。G.雷切尔·利维（G Rachel Levy）表示这种设计最先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山洞里，是母亲的自然象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母亲概念和死亡概念的许多联系之一——一个在父权思想中仍很强大的联系。
海的潮汐就像女人的月经，是对月亮引力的回答。海洋和人类生命开始的羊膜里的流动是一致的，人们可以在海洋的表面航行，但在它的深处隐藏着怪兽，水手们在那里只能经历死亡——这一海洋在地球和大地间自然的某处。从人类的眼光来看，海洋是能接近的，而月亮不能；它是不稳定和可怕的，而大地不是；它每天都孕育新的生命，但也吞没生命；它像月亮一样善于变化，不可控制，也不能被摧毁，它是永恒的。海洋无法被制造，也无法被消灭。它是一个没有新意的很咸的地方，但它也自然地创造着生命、养料、食物，尽管它们和陆地动植物有很大的不同。天母都是在水中被找到的：“带着神光的轻舟循环于天国的海上，产生生命的海洋在大地的上面和下面。所有的河水、溪流、喷泉和雨水都属于它。”
月亮曾被看做是男性的神，他让女人和大地怀孕。但女性主义的泛神论把天空本身想象为女性，而太阳和月亮则是她的儿子。在诺伊曼提到的许多文化和传说中，“女性的天空是个不变的持久要素”。这些传说有埃及的、阿茨特肯的、吠陀的和巴比伦的。天母，女性之原则，最初被人性化时，同时具有黑暗和光明的一面。父权制的宇宙进化论的发展，把她限制为完全的“崇尼克”或居住在地球上的神——黑暗、冷漠、沉睡为其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