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智者曾说过，人的一生要处理三个层次的关系，第一个层次是要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层次就是要处理好自己与内心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了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我们才能达到一种身心和谐的状态，才能赢得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从泰戈尔来中国谈“理解”——徐志摩在真光剧场的演讲
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
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信去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果到中国来，他究竟能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戟刺，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印度的春风比我们的吹得早），他不由得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得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得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鸣雀，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讴吟。同时他收到我们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
自从四月十二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们知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罅里，不住地欢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亦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我们当然很焦急地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决不忍再使他耗费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做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的无边的想象是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忍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克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自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舒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踞坐在井底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详东方的初白，却不能非议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峰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的奋勇前向？只有接近了这样超轶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始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阔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
我自信我不是恣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遭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这么说），你们还有适之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适之先生绝对没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惟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怯懦！
【人物剪影】
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他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任翻译。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了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
【读·品·悟】
1924年4月，经过一番周折，泰戈尔终于来到了中国，他的到来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既有热烈的欢迎，也有猛烈的批评。很多人有意冷淡泰戈尔，甚至言辞激烈地批评他。面对大众的批评，徐志摩深感失望，于是他在真光剧场发表了情词恳切的演讲，通过这篇演讲稿，我们应该学会理解和尊重。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学会理解，理解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李开复曾经说过，设身处地理解他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如下的好处：
第一，理解有助于我们增加知识。经过倾听和真心的理解，从他人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以此来丰富我们的人生经验。在理解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站在他人的立场来重新思考和改进自己的想法。因此，理解他人是得到更多知识、谋求自我改进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二，理解也是增加说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当你理解了他人之后，发现你们的想法仍然存在分歧，便可以更有说服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你已经通过倾听和理解赢得了他人的信任，对方也已经了解你的想法，所以他会尽量尊重并理解你的想法，这样会使对方更加容易理解你的意见，从而拉近了距离，增进了理解。
第三，理解可以提升自己的修养。在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注意理解，就可以拓宽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开明的人，避免钻牛尖，避免错过产生更好的想法的机会。理解他人就不会过高地要求他人，就可以豁达心胸，提高自己的涵养和境界。
【链接】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了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
——泰戈尔
专业化分工精细的时代更需要合作——艾德礼在国际劳工组织会议时发表的演说
除得胜之外，我们看不到这次战争有其他结局。我们不但决心赢得战争，并且决心赢得和平。我们必须预先做好计划。如果希望战争结束时，我们不至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目前就须采取行动。但是有关和平的问题不能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英国的行动必须配合战后世界的计划，因为这次战争不仅是国与国之间作战，而且是为未来的文明而战。这次战争的结果不仅仅影响到参加这场斗争的人，而是影响全世界人类的生活。
当然，只有从人民的肩上卸下全世界的军备重担，人民才可能享受到最大限度的社会福利。我们不可能在持续存在的侵略威胁下，建设心中理想的城市。我们必须同时争取免于恐惧和免于贫困的自由。
大西洋宪章表达了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共同目的，其中不仅包括了有关战争的目标，更勾画出长远的目标。
大西洋宪章约束我们，使我们努力根据现有的义务协助一切大、小国家，不论其为战胜国或战败国，均能更好地平等进行贸易或取得原料，令该国得到经济繁荣。此外，大西洋宪章还载明了我们愿意令一切国家在经济上得到最充分的合作，目的是使一切国家的劳动水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得到保证。但是，仅仅表示赞成这些目标是不够的，还要努力争取达到这些目标。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需要有最密切的国际合作，联合王国乐于尽力达成此种国际合作。
我们决心使经济问题、生活水平与营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的问题不被忽略。而这些问题在上次世界大战后因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而被忽视了。事实上战争只会使世界贫穷而不会使之富裕，如果我们要弥补战争的破坏，要保证达到大西洋宪章所要求达到的最高劳动水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我们就需要果断的政治家的胆略。
【人物剪影】
克莱门特·艾德礼，英国首相。1883年出生于伦敦的普特尼，190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成为一名律师。后来前往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22年，艾德礼当选工党下院议员，1935年成为英国工党领袖，反对张伯伦对纳粹德国希特勒政权的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担任丘吉尔战时内阁的掌玺大臣。1945年，因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而出任英国首相，取代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1951年，艾德礼下台，丘吉尔再次当选首相。
艾德礼是一个在英国史上有突出贡献却被遗忘的人物，在二战史上，丘吉尔的名字经常出现，而人们很少提到作为工党领袖的艾德礼。但实际上，在工党的历史上，艾德礼确实实现了工党的一些目标，并建立过一个真正完整的工党政府。
【读·品·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