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做官必须掌握与上相处之道，在与最高统治者的博奔中，不是一味地卑躬屈膝，而要适时地向上面提出要求，因为只有上面给你施展抱负的舞台，你才能干出相应的实绩来；也不是仗着自己立下的汗马功劳，占住高位不放，而要适时地向上面请退，因为只有上面对你放心，不担心你做出什么坏事来，才会让你安享太平。
曾国藩在带兵打仗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权力就很难办好事情的道理，因此无权就一定要争取权力。同时，曾国藩也认为，当你的权力太大了的时候，则可能因此遭遇不测，这个时候就应该向上面禀报，要让出权力来。
"无粮不动兵"。运兵打仗，筹集粮饷为第一要事。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只有兵权，没有总督、巡抚拥有的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遭遇的窘境，就是因为筹饷问题受制于人，正如他所说："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但是，督抚实职，朝廷从不肯轻易授人。一八五四年，曾国藩攻下武昌，咸丰帝兴奋之余，授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可见，朝廷对曾国藩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曾国藩仍是没有捞到实权。
一八五七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上书恳请终制。这本是针对朝廷不给予督抚职任的要挟手法，朝廷起初未识破此用心，回批不允终制。曾国藩于是上了一封很长的奏折《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历述自己以侍郎虚衔领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无实职，以致地方官员时加"讥刺"，甚至"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尤其是筹饷之事，更令曾国藩无奈，他说："至于筹划军饷等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没有一样不经过州县官员之手，有时我军营抽厘之地，州县官员故意阻挠。有时我军营已劝捐的人户，州县官员却要另行逼迫捐财，强行勒索。我想听之任之，则很担心事情窒息阻碍：我想惩处，则怕与大官吏们相摩擦。·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各种事务，我更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出个告示，来儆戒官员邪气和安慰民心，但因为我不是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难相信。"曾国藩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无督抚实权，他只好赤裸裸挑明心迹："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就是向朝廷告白："你若继续让我治军，就要给督抚实权，否则，不如让我回乡终制。"谁知，此时战局正在起变化，太平军意想不到发生内讧，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势开始有利于清廷。于是，朝廷毫不客气地回批：允许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曾国藩大失所望，不仅捞不到督抚，连手中兵权也被夺去了，只好怏怏回乡，以待时机。
一八五八年，石达开率大军经江西入浙江，浙江一带硝烟四起。石达开大军攻陷数城，浙江形势危急。浙江告急，除了曾国藩，成丰皇帝再无可用之人，只得重新起用曾国藩。曾国藩接旨后，立马上任，与太平军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一八六一年，咸丰皇帝驾崩，清廷内部发生政变，为保宫廷安宁，两宫皇太后对曾国藩更加重用，封他为两江总督。就这样，曾国藩掌控了江苏、江西、浙江和安徽四个省份的地方军政实权。
当曾氏兄弟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时候，曾国藩则主张远权避祸。郭昆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但与诸将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还有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名遍天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早晚会生出事情。
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曾国荃总算听了曾国藩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另外，曾国藩认为，在向上级汇报工作这件事情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态度和原则，而不必拘泥于陈规，只要你的理由是合理的，最高统治者是会接受的。
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照例要觐见同治皇帝及两宫皇太后。曾国藩也急于了解朝廷将他调任直隶的意图，以及朝廷最关心的问题，以便自己有所遵循。在觐见皇帝、皇太后的时候，曾国藩了解到朝廷最关心的是练兵，保卫京师安全。一八六七年，小皇帝责备曾国藩近来奏报少了。他回奏说："我自从参与军事，几年以来，向朝廷呈上的奏章非常少。之所以这样谦谦自守，也是有原因的：
第一是不轻易将谣传之言上奏朝廷。例如最近贾臻上奏朝廷说已经收复庐州，袁甲三奏报说已经收复巢州，都是把探子的无稽之谈作为向朝廷报告的真凭实据的例子。还有，有时太平军的踪迹尚未接近，我军之中便相互震惊，动辄以发现和接近十万、二十万太平军的消息向朝廷上奏，这更是足以惑乱军心而使大的决策失误。我从不凭借探子的报告就向朝廷上奏，是因为我不愿意用谣传之词淆乱朝廷的视听。
第二是不将尚未确定的事情轻易向朝廷上奏。一般说来，凡属大股强悍的太平军到来，在开始的时候常常是形势万分危急的，如果能够坚守支持一段时间，后来就会渐渐地趋于安稳。例如去年黄文金向内地进扼，攻陷七县，我军坚持了三个月，我仅仅综合成四个奏章向朝廷汇报。去年冬天徽州被围，苦战九次，坚守了将近一个月，可是我仅仅向朝廷上奏了两次。我不愿意用尚未确定的事实，来增加朝廷的忧虑。
第三是不将尚属计划中的设想轻易上奏朝廷。战争情况瞬息万变，是胜利还是失败，很难通过计划进行预测。成丰八九年问，江南大营多次上奏朝廷说金陵指日可克；咸丰十年夏天，又多次上奏朝廷说嘉兴指日可克，可是事后都不能实践诺言。我当初督帅江南江北的时候，曾上奏朝廷说。由宁国进兵，可以到达江苏境内，但后来宁国失守，至今我不能履行诺言，我一直深以为耻。至于最近内臣上奏朝廷而又承蒙圣恩抄录以后传达到我这里的那些奏章中，有的说援助浙江的军队可以从嘉兴直捣苏州；有的说扬州的军队，可以从常熟进攻苏州，都是没有考虑到兵源和粮饷都很穷乏的情况，而拟出的万万不可能成功的计策。我不愿意把预计中的设想上奏朝廷。不仅仅是顾虑到徒放大言难以兑现，也是担心扰乱朝廷正常的规划部署。
由于这三个原因，我每次都必存谨慎严肃的想法，不料却因此得到了迟延的罪名。在此以前文宗皇帝统御天下，对于封疆将帅各分其责，使之各任其职。我尚且能够以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跟随在诸位将帅后面，遵循着我这种愚陋笨拙的规则。现在正是圣上刚刚登基之时，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臣蒙受到非同寻常的恩遇，所倚侍寄托的责任越来越重，圣上对我的延访也越来越频繁。现在接到圣上谆谆告诫的谕旨，我自然应当改变以前的做法，今后随时将奏章飞驰入告朝廷，从此以后决定每隔十日便向朝廷呈上一个奏章。
如果有紧急情况就加班具奏。
清廷收到曾国藩的奏章后，认为所言在理，不仅免去了责备之词。而且还令曾国藩按照自己的想法奏报，不必拘泥十日一奏的设想，一切要从效率出发。曾国藩有了"圣旨"，自然做起事来心中就更有数了。
谨慎是做事时最基本的原则，然而现实中却最容易被人们忽略。因为人们往往容易被一丁点儿的成绩冲昏了头脑。曾国藩是一个行事谨慎的人，他在各种处境下，都能够做到冷静思考、从蓉判断，做到了慎之又慎。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中，曾国藩能够历多代君主而常青不败，足见其行事谨慎。他为了做到谨慎，从源头上就注意预防各种坏习气的产生，对于可能出现差错的苗头也不轻易放过。正是处处留神，他才做到了事事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