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本能却是依照生命本身的形式形成的。智力用机械的方式对待所有事物，而本能则用可以说是有机的方式对待一切。
沉睡于本能之中的意识如果被唤醒，如果它紧缩成为知识，而不是放松成为行动，如果我们能向意识提问，并且意识也能回答，那么，意识就会把最机密的生命奥秘透露给我们了。这是因为，意识只能将生命制造有机器官的工作进一步深化，这样，我们往往就无法说清器官化在哪里结束，而本能从哪里开始。小雏鸡用喙啄开蛋壳，这是本能的行为，它只是实施了胚胎生命中天生的那个运动。相反，在胚胎生命自身的进程中（尤其是当胚芽以幼虫的形式自由生活时），许多完成的行动都必定与本能相关。所以说，最基本的原始本能，实质上就是生命进程。伴随其中的潜在意识，通常在行动之初就被现实化，而余下的过程则自行继续下去。这种潜在的意识唯一要做的就是更加广阔地扩展下去，然后完全沉入自己的深处，成为生命的一种生成力量。
我们看到，在一个生命体上，成千上万个细胞为了一个共同
目的而工作，分别承担起这个任务，每个细胞都既为自身同时也为其他细胞活着：保存自身、喂养自身、再生自身，并进行适当的防御性反应以应对危险的威胁。此时，难道我们不会想到如此众多的本能吗？不过，这些还都是细胞的天然功能，都是细胞生命力的组成元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蜂巢里的蜜蜂形成的组织体系如此严密，以致没有哪一个个体能够离开其他个体独自存活一段时间，即便有食物和庇护所也是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又怎能不承认那蜂巢实际上（并非比喻）就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对于它而言，每一只蜜蜂都是一只细胞，都被无形的纽带和其他蜜蜂结合在一起呢？因此说，赋予蜜蜂生命活力的本能，和赋予细胞生命活力的本能，两者并无不同；或者可以说，前者只是后者的延伸而已。在这样极端的例子中，本能就等同于器官化的工作。
当然，在同一种本能中也存在着完善程度上的差别。比如，土蜂和蜜蜂之间的差别就很大，我们要经过大量中间形态的蜂种（它们对应于众多复杂的社会生活），才能从土蜂过渡到蜜蜂。然而，在那些多少有点亲缘关系的组织中，其元素的功能也存在着同样的差别。这两个例子都表明同一个主题之下还存在着纷繁多样的变化。不过，主题的恒常性仍十分明显，而变化只不过是在多样的环境下对主题的适应。
在这两个例子中，动物的本能和细胞的生命特征都显示出相同的知识，同时也显示出相同的物质。所有这些，都好像是细胞
知道其他细胞，也知道什么和自身相关；好像动物知道其他的动物，也知道它能够利用什么，也就是利用那些尚不明朗的一切。
一旦生命和某一物种联系起来，它就好像从其他工作中分离出来了一样，只剩下一两点工作和刚刚诞生的物种的生命相关。此时，生命完全像意识一样运作，完全像记忆一样运作，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们无意识中把全部过去留在自己身后；我们的记忆全部涌入当前，但只有一两种回忆能够以某种方式完全参与当前的情势。这样一来，一个物种针对另一物种某个特定点的本能知识，便能够在生命自身的统一性当中找到根源。用一位古代哲学家的话来说，这种统一性就是“对自身的整体性感受”。考察那些明显产生于特殊环境的动物和植物的某些特殊本能，就不能不把它们和那些似乎被遗忘了的回忆联系起来，那些回忆会在一种紧迫需要的压力下，突然迸发出来。
无疑，科学能够解释许多继发本能，也能解释许多种原发本能。不过，科学能否以现有的解释方法，成功地彻底分析本能，却令人怀疑。因为本能和智力是同一原理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发展，它们有时分别存在于各自的范围内，有时则超出了各自的范围，并且，二者在对无生命材料的运用中相互渗透。这种等级上的差异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相容性，同时也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智力不能重新吸收本能。不能用智力的术语来表达本能中那些本能性的东西，因此，自然也不能用智力的术语来分析本能中本能性的东西。
一个天生的盲人如果生活在其他天生的盲人当中，就无法使他相信，要看到远处的某个物体，根本不需要先看到那个物体和观察者之间的所有物体。然而，视觉却完成了这个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盲人是正确的，因为视觉来自光波振动对视网膜的刺激，其实它不是别的，正是视网膜的触觉。这确实就是科学对视觉的解释，因为科学的功能就是用触觉的术语来表达全部知觉。不过，我们已经在另外一本书中说明了，哲学对知觉的解释（如果仍然可以称它为解释的话）必定不同于此。a所以说，本能同样也是一种远距离的知识。本能和智力的关系，就像视觉和触觉的关系一样。科学只能用智力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关系，但在表达中，科学并不渗透到本能内部，而是制造本能的仿制品。
任何人只要研究进化论生物学的杰出理论，都能让自己相信这一点。这些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这两类理论经常相互渗透。第一类理论遵循新达尔文主义的原理，把本能看成是选择保存下来的一系列偶然差异的总和。个体根据胚种偶然的预先配置，自然地采用了这样或那样的有利行为，这些行为已经从这个胚种传给了另一个胚种，等待时机，以便用同样的方式对它做出新的改进。另一类理论则把本能看成是失效的智力，物种或者物种的某个代表发现了一些有用的行动，本想把这些行动生成为习惯，但遗传传递却把这些行动转变成本能。这两类理论中，a 见《物质与记忆》，第1章。
第一类理论的优点在于它将遗传传递考虑在内而没有引起重大的反对意见，因为这类理论认为本能起初就具有一些偶然变形，并且不认为这些变形是个体获得的，而是胚种中固有的。然而，这类理论却决然无法把大多数昆虫的本能解释为聪明的本能。这些本能当然不可能一下子获得目前这样的复杂程度，它们可能是进化来的。不过，按照新达尔文主义的那类假说，本能的进化却可能完全依靠新本能的逐步叠加来完成，那些新本能借助于幸运的偶然因素，正好和旧本能相适应。很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本能都不可能通过简单的累积自行完善。每一种新本能，如果不想破坏整体，实际上都要求整体做出彻底的重新配置。单凭机遇，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调整呢？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胚芽的偶然变化可能通过遗传传递下去，以某种方式等待着新的偶然变化来临将其复杂化。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即自然选择可能淘汰了所有那些不适合生存的、更复杂的本能形式。不过，为了使本能的生命得以演进，仍旧必须产生适于生存的复杂性。
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当新元素的添加造成了全部原有元素相互关系的变化时，这些新的复杂性才能产生。没有谁会认为机会能够造就这种奇迹，我们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去求助于智力。我们应该假设，正是依靠一种多少有点意识的努力，生物才发展了更高级的本能。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后天习惯能够转变为遗传性的习惯，这种变化很有规则，足以保证进化。
即使婉转一点，这种情况也引人怀疑。即便我们能把动物的本
能说成是依靠智力、依靠遗传的传递而获得的习惯，我们也弄不清这种解释如何能扩展到植物界。因为在植物界，努力从来都没有智力的参与，即便假设努力偶尔也具有意识，也是如此。
然而，看到攀缘植物以何等惊人的确定性和精确性运用须蔓时，看到兰花以何等神奇的综合谋略，借助昆虫来获得肥料时，a我们又怎能不想到这些全都属于本能呢？
这既不表示必须彻底否定新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也并不表示必须彻底否定新拉马克主义的学说。前者主张，进化发生于胚芽之间，而不是发生于个体之间，这或许没错；而后者认为，在本能的根源存在着一种努力（尽管我们认为这种努力和智力的努力大为不同），这或许也没错。但是，新达尔文主义把本能的进化视为偶然的进化，而新拉马克主义把引起本能的努力视为个体的努力，它们就可能是错误的。物种改变其本能也改变其自身的那种努力，必定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东西。它既不单单依赖于环境，也不单单依赖于个体。它并不是纯粹的偶然，尽管偶然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也并不单单依赖于个体的初创性，尽管其中包含着个体的合作。
现在来比较一下各种膜翅类动物同一种本能的不同形式。我们得到的印象并不总是元素叠加导致复杂性的持续增长，也没有暗示出在同一阶梯逐步上升的意思。至少在许多例子中，我们会a 参见达尔文的两部著作《攀缘植物》和《兰花借助昆虫的施肥》。
想到一种循环圈，而那些不同的变化便从这个循环圈的不同点上产生出来的。它们全都面向同一个中心，全都朝那个方向努力。
但是，每一种变化却都只在自身的范围内接近中心，也在中心已经为它指明的范围内接近中心。换句话说，无论在哪里，本能都是完整的。然而它或多或少被简化了，最重要的是，本能被简化的方式各有不同。另外，我们确实也从一些例子中得到了上升阶梯的印象，好像同一种本能按照一个方向、沿着同一条直线，日益复杂化，尽管那些依照本能排列成直线的物种并不总是具有亲缘关系。这样，近年来对不同蜜蜂科不同种类的社会本能的比较研究就证明，无蛰针蜂的本能，处于大黄蜂依旧粗糙的倾向和真正蜜蜂的绝妙学问之间。然而，蜜蜂和无蛰针蜂之间却没有亲缘关系。a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不同社群的复杂程度和叠加元素数目的多寡并不相关。摆在我们面前的，好像是一个乐章，作为一个整体，它首先被转变成一定数量的音调；在音调之上，这一整个乐章由不同的变奏曲演奏出来，有些非常简单，另一些又非常精巧。而那个原始乐章，则无处不在，又处处不在。我们要是想用哪个思想的术语来表达这一主题都徒劳无益，从根源上看，它只能被感觉，而不能被思考。从某些毒蜂的麻痹本能中，我们也得出了同样的印象。我们知道，具有这种麻痹本能的各种膜翅a 巴台·里本，“蜂群种系研究”，《生物学论文汇编》，1903年第23卷，尤其参看第108页。
类昆虫，都把卵产在蜘蛛、甲虫或者毛虫体内。这些昆虫先是遭受毒蜂熟练的外科手术，然后一动不动地继续存活几天，为毒蜂的幼虫提供新鲜肉食。
这些膜翅类昆虫刺伤其牺牲品的神经中枢，以便破坏它们的活动能力，却并不杀死它们。这种做法，可以说已经考虑到它们攻击的猎物在种类上有所区别。土蜂攻击玫瑰甲虫的幼虫，只不过刺中一个点，但这个点却是运动神经中枢的汇集处，并且仅仅是运动神经中枢的汇集处——刺伤其他神经中枢，可能会造成死亡以及尸体腐败，而这是必须避免的。a黄翅泥蜂把蟋蟀选为自己的牺牲品，它知道蟋蟀有三个神经中枢，分别服务于三对腿——或者，至少从泥蜂的行动来看，它好像知道这一点。泥蜂先刺蟋蟀的颈部下端，接着刺它的前胸后端，然后刺胸腹结合处。b阿莫费拉毒蜂，在毛虫的九个神经中枢点上连续刺九下，然后抓住毛虫的头，用上颚咬住它，这样就足以麻痹毛虫又不致死亡。c总的乐章就是“将猎物麻痹而不致造成死亡”，而变奏则要根据猎物的身体结构来定。当然，毒蜂麻痹猎物的手术并非尽善尽美。近期的研究表明：阿莫费拉毒蜂有时杀死了昆虫，而不是麻痹了毛虫，有时则没有完全麻痹。d然而，由于本能和智力a 法布尔，《昆虫记》，巴黎，1890年，第1~69页。
b 法布尔，《昆虫记》，第一系列，巴黎，1894年，第93页以后。
c 法布尔，《新昆虫记》，第三系列，巴黎，1882年，第14页以后。
d 佩克海姆，《毒蜂：单独的和成群的》，威斯敏斯特，1905年，第28页以后。
一样，也可能出错，由于本能也表现出个体的背离，因此就绝不能认为阿莫费拉毒蜂的本能得自（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智力的试验性尝试。即使我们假设，阿莫费拉毒蜂在时间的进程中通过试验性的尝试，逐渐学会识别猎物身上的那些神经中枢点（毒蜂必须叮咬那些点，才能使猎物麻痹），也学会了那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刺中猎物头部，使其麻痹而又不死亡，我们又怎能想象，如此精确的知识中如此专门的要素，都是通过遗传而逐个地、规则地传递下来的呢？如果我们目前的所有实验中，曾经有过一个能证明此类传递的确凿例证，那就不会有人对后天特征的遗传提出质疑了。事实上，养成习惯的遗传传递，如果真的曾经发挥作用的话，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既不规则，也远非精确。
但是，全部困难都起因于我们想用智力的术语来表达膜翅类昆虫的知识。正是这一点，迫使我们拿阿莫费拉毒蜂和昆虫学家来作对比，昆虫学家了解毛虫，也了解其他所有事物——他置身局外，他对毛虫的了解，并不会有自己的特殊目的或者重大的利益参与其中。我们设想，阿莫费拉毒蜂必定和昆虫学家一样，逐一学会识别毛虫的各个神经中枢点，至少必须通过尝试被刺伤的效果，来获得关于这些位置的实际知识。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在阿莫费拉毒蜂和它的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情（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它从内部为毒蜂提供了所需的知识，也就是毛虫的弱点，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采取上述的观点了。对毛虫弱点的感觉或许与外部知觉毫无关系，但可能源自阿莫费拉毒蜂与毛虫两
者的共同存在，此时，它们不再被视为两个有机体，而是两种活动。这会以具体的形式来表达两者之间的关系。诚然，科学理论不能诉诸这种考虑。它绝不能把行动置于器官化之前，也绝不能把同情置于知觉和知识之前。但是，要么哲学在此一无所见，要么哲学只能在科学结束的地方发挥作用，二者必居其一。
不论是把本能看做一种“综合的反射”，或是一种智力地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已经转变为自动的，或者是由选择积累并固定下来的一些偶然性优势的总和——科学都主张把本能彻底分解为智力的行动，或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种种机制，就像由我们的智力联合起来的那些机制一样。在对本能问题缺乏真正分析的情况下，科学用智力的术语把这个对象翻译给我们。然而，科学本身也因此促使哲学按照另一种方式看待事物，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我们的生物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如果我们的生物学把生物的系列看成是沿直线发展的，如果我们的生物学向我们表明，整体生命都在朝向智力演化，并且为了这个目的，经历了感觉与本能，那么，我们这种智力生物转向生命较早的，因而也是较低级的那些表现形式，并因此主张不毁坏它们的形式，而把它们装入我们理解的模具之中，这就应该是正确的。但是，生物学最明确无误的成果之一却表明，进化是沿着分离的线路发生的。正是在其中两条主要线路的端点上，我们发现了形式几近纯粹的智力与本能。那么，本能为什么应当被分解为智力的元素呢？甚至可以问，为什么本能应当被分解为纯粹的智力术语呢？
在这个问题上，想到智力，或是想到绝对能够被智力把握的东西，就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理论上，这难道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无疑，即便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理论，也比在本能前面短暂逗留一下要好，就像是在玄妙的奥秘前面短暂地逗留一下那样。不过，尽管本能不属于智力领域，却也不在思维范围之外。在感情现象中，在我们自身体验到的未经反思的同情与反感之中——尽管其形式非常朦胧，并且其中之一过分渗入到智力中——却存在着那种凭本能行动的昆虫意识中也必然要产生的东西。为了把最初彼此渗透的元素发展到底，进化的确将它们分开了。更准确地说，智力首先是一种把空间中的各个点连接在一起的机能——一种把各种物质对象联系在一起的机能；智力运用于所有事物之上，却始终处在所有事物之外，并且，由于某种深层的原因，智力只能感知到并列发生的结果。不论哪种力量造成了毛虫神经系统的起源，在我们看来，在我们想来，它都仅仅是神经和神经中枢的并置。事实上，我们就因此看到了这种力量全部的外在影响。毫无疑问，阿莫费拉毒蜂只能识别这种力量的极小一部分，仅仅是和它自身相关的那一小部分。不过，至少它是从自身内部进行识别的，这种识别和知识的过程截然不同——它依靠直觉（存活的直觉，而不是被表现的直觉）来识别，这和我们所说的“直觉性同情”极为近似。
极为明显的事实是，关于本能的科学理论，在两种理论之间摇摆不定，一种把本能看做智力，而另一种则把本能看做完全可
以凭智力来理解的东西。或者可以说，这些科学理论要么把本能和一种“失效的”智力联系起来，要么就把本能化约为一种纯粹的机能。a这两种解释体系都成功地批判了对方：第一种体系向我们表明本能不可能是纯粹的反射，以此批判第二种体系；另一种体系则声称本能是某种不同于智力，甚至是陷入了无意识的东西，以此批判第一种体系。这只能表明它们是两种象征系统，某些方面能够被两种同等接受，而另一些方面则同样都不足以作为对象，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含义呢？具体的解释将不再是科学的解释，而是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解释必须沿着另一种不同的道路去寻求，不再沿着智力的方向，而是沿着“同情”的方向。
本能即同情。这种同情如果能扩展其对象，反思其自身，那它就会把理解生命运作过程的钥匙交给我们，这就好像是高度发展并且训练有素的智力把我们引向了物质一样。这是因为（无论我们怎样重复都不过分），智力和本能转向两个对立的方向，智力指向无生命物质，而本能指向生命。智力借助于科学（智力的工作就是科学），越来越完整地向我们揭开物理运作的奥秘；但对于生命而言，智力只能把它翻译成无生命的术语给我们。智力总是围绕生命活动，采用尽可能多的外部视角，将生命拉进自身，而不是进入生命内部。然而，直觉却把我们引向生命的最深处。
a 在近期的著作中，特别参见贝斯，“我们能否记述蚁群和蜂群的生理属性”，1898年；以及弗莱尔，“比较心理学概论”，《心理学年鉴》，1895年。
所谓直觉，我指的是一种本能，它已经变得中立，具有自我意识，能反射到它的对象上，并无限地扩展这个对象。
这样的努力并非不可能，这种努力在人类身上得到了证实，因为人类除了拥有正常的知觉之外，还具备审美机能。我们的眼睛所观察到的生物特征，都是集合的特征，而不是彼此有机化的特征。生命的意图，即经由几条生命路线的那种简单运动，把这几条路线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其意义的那种运动，却无法被我们的眼睛观察到。这种意图，正是艺术家力图重新获得的东西。借助某种同情，艺术家把自己重新放置在对象当中，他凭借直觉的努力，打破空间在他和模特之间设置的障碍，就是要重新获得这种意图。当然，这种审美直觉就像外部知觉一样，只能抵达到个体。但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探询，转向艺术的同一方向，它把总体生命当做对象，就像物理学遵循外部知觉指引的方向，最终把个体事实延伸为普遍规律那样。无疑，这种哲学所获得的知识对象，无法与科学所获得的知识对象相比。智力仍然是发光的核心，本能在它周围（甚至是被扩大和纯化为直觉的本能）只形成了模糊的星云。但是，在缺乏适当知识（它保留为纯粹的智力）的情况下，直觉却有可能让我们得以把握智力未能提供的东西，并指明补足智力的手段。另一方面，直觉也会运用智力机制本身，以表明智力模具是如何终止了其严格的实用价值。还有，通过自身的运作，直觉至少会向我们暗示出模糊的感觉，也就是什么东西必将取代智力模具。这样一来，直觉就也许会使智力认识到，生命
既不能被完全纳入“众多”的范畴，也不能被完全纳入“单一”
的范畴。无论是机械因果关系还是目的论，都无法对生命过程做出充分的解释。于是，直觉就在我们和其他生物之间建立了同情沟通，扩大了它带给我们的意识，从而把我们引领进生命自身的领域。这个领域彼此渗透，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创造。然而，尽管直觉因此超越了智力，但却正是从智力中产生了使直觉上升到其应有水平的推动力。没有智力，直觉就仍然保留着本能的形式，被固定在其实用目的的特定对象上，并且被这个对象外化为动力运动。
稍后我们会尝试说明，关于知识的理论为什么必须考虑智力和直觉这两种机能，由于未能对智力和直觉做出足够清晰的区分，知识的理论何以会陷入种种无法解决的困境，造成概念的错觉，这些错觉又和种种困境的错觉紧紧相连。我们会看到，从这个视角来看，知识的难题伴随着形而上学的难题，这两者本是一体，且两者都依赖于经验。一方面，如果智力随着物质改变，本能随着生命改变，我们的确需要紧紧挤压两者，才能从中获得各自的精华，因此，形而上学就依赖于知识理论了。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意识已经因此分裂成了直觉和智力，那也是出于这种需要：意识在追随生命之流的同时，也必须把自己应用在物质上。于是，意识的这种双重形式就来源于现实的双重形式，而知识理论又需要依赖形而上学了。事实上，这两条道路彼此相通，它们形成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唯一的中心就是对进化的经验性研究。意识
穿透物质，在其中消失，又在其中重新找到自我、分解自我又重构自我，正是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才形成一种概念，即这两组术语互相对立，或许也有相同的源头。但在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这两种要素的对立性和两者起源的同一性，我们就有可能更清楚地表明进化本身的含义。
这就是下一章的目标。不过，我们刚刚提及的事实，想必已经向我们暗示了这样的意思：生命要么和意识相关，要么和某种类似于意识的东西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