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去兰州后，张家迫不及待地盼望刘部尽早发生内讧，有一天，张廷祥从榆林回到安边对柴明堂造谣说：“我在榆林时，听说刘旅长将你呈报邓军长，决定撤你的职。”柴听后不加分析地说：“既然这样，那我就按陈团长行前所嘱去办，请你们帮助。”张廷祥当即表示帮人帮枪都行。在此情况下，柴明堂便召来五连连长高宜之（地下党员）、七连连长屈怀礼（柴的亲信）相商。柴说：“现在刘宝堂要撤我的职，我准备按陈团长的嘱咐去办，张家也答应帮助我们，我宁愿把枪交给八路军（因他家在红区），也不交给刘宝堂。”三人商量结果，认为事关全团，必须和一营、三营相商后再定。为了慎重起见，可先把一营的赵武臣、三营的赵级三两位连长（均系柴的好友）请来商量，然后再请他俩回营商量。第二天，高宜之召集了二营的部分党员，又作了认真分析，认为：（1）张家一贯诡计多端，表示慷慨助我，必有企图；（2）一个营长突然以武力反对旅长，理不赢人，若去参加八路军，也会影响联合抗战；（3）二营的问题涉及全团，必须和一营、三营相商，不能单独行动；（4）营长要单独干时，须极力说服，不能盲目蛮干。要和三个营的负责人共商，尤其要听取曹又参营长的意见。
第三天，赵武臣、赵级三前来，柴明堂、高宜之、屈怀礼和他们共商时，除柴外，其他人均认为张家父子的话不能全信，张家父子的帮助也不可靠。但柴仍坚持说，刘宝堂要撤他的职，卸他的枪，时间不能等了。高宜之见此情况，首先表示说，事关全团，我们不能贸然行事。陈团长行前说一切要听曹营长的指挥，这样大的事，怎能不事先告知他呢？高说：“我提个建议，大家考虑可否？今晚请两赵赶回各自的营里，经过明、后两天的商讨，我们于后天晚上采取个拉弓不放箭的办法，把队伍拉在城上，不管刘旅长发觉否，待曹营长到来后再去见他，问明为何要撤柴职？不管是真是假，事出有因，我们就有理可讲了。”五人一致同意。会后，又单独告诉赵武臣，务必向三边分委汇报，让曹又参务于第三天的后半夜赶到安边。
第三天下午，高宜之又和柴明堂商量了当晚的具体行动，到晚9时，柴明堂通知五、六、七连，以防止张廷祥袭击杜廷之、夏品三两个保安中队为由，将部队拉在东、北、西城墙上，三面警戒。然后又当着张家派出帮助的五名心腹的面，把八连连长关玉梅找来说：“刘旅长决定明天要卸我二营的枪，命你率领全连今晚待命攻打旅部，活捉刘宝堂。”关受命后，认为以下犯上，其罪难当，他悄悄派人给刘宝堂通信，让刘避开为好。刘宝堂闻讯后，立即派旅部警卫连上了东南角城楼，自己藏在南城夏品三的保安队队部。
到10时许，东城墙哨兵报告，旅部警卫连占据了五连防地东南角城楼，不让他们去巡查。紧接着柴明堂派人来到五连说：“据张家来人说，刘宝堂已到南城夏品三的保安队处藏身，建议我们攻打夏品三，捉拿刘宝堂。”五连连长高宜之对来人说：“你将东南角城楼的情况告诉营长，八连就不要出动，我有办法，请营长放心。”此时11时已过，张廷祥见柴营迟迟不动，恐暴露自己的诡计，就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方法，摇身一变，连续向刘宝堂告发柴营要反。刘宝堂见告，便开始怀疑，柴营谋叛张廷祥如何知道？再一想关玉梅所说的时间已过，为啥不见行动？是不是张家从中挑动？刘宝堂因对这些问题无法解释，最后便派军需主任毕安之（高宜之的乡友）到五连询问情况。高说：“你来得正好，我本想派人问旅长为啥派兵占据我连城防据点，因看到旅长警卫连剑拔弩张的情况，不敢前去请示。请毕主任速回报旅长说明情况。”刘宝堂听了毕的回报后，认为自己可能受了张廷祥的挑拨，即又命毕安之告诉高宜之，事出误会，速将部队撤下城墙。高宜之对毕说：“我连上城墙是柴营长下的命令，你去给柴营长讲，看他怎么个撤法。但必须说明旅部警卫连的枪口为何对着我连，难道我们有什么问题吗？”刘宝堂听了毕的二次回报后，确认自己上了张家的当，对下无理可讲，于是便请地方绅士刘文卿等出面调解。绅商们问柴明堂营长时，柴装糊涂说：“旅长要想撤我的职，下个命令就行了，何必来这一手？下面的情况我还不了解，请你们到连里看看。”这些调解人接着来到五连找高宜之问明情况。高回答说：“刘旅长既然请你们调解，看来他是中了邪风。情况复杂，我个人意见，现在双方都不要盲动，待天明曹又参、李树林（此时三营营长宋子元已被撤职，李树林任三营营长）两位营长来后，共同辨明是非。”第二天早6时许，李营长由宁条梁出发，率九连谢有德、十连赵级三两个连进入安边城。10时许，曹营长由定边出发，率三连赵武臣、四连冯世光两个连来到安边东关，共同开了个连以上干部会，决定由曹又参代表一团出面同刘宝堂和地方绅商们商谈。商谈结果，决定首先给榆林邓宝珊去电，说明这次事件情况。电报大意是：因刘旅长不慎，引起柴营长和他的对峙，请速派要员前来调处。
邓宝珊接电后，立即派总部参谋长俞方皋从榆林星夜赶到安边调解。在调解过程中，柴明堂让文书写信申诉，信中告刘宝堂听信张家父子谗言而轻举妄动。八连连长关玉梅，此时又怕刘旅长怪罪，又怕柴营长报复，躲到曹又参处求救，不敢出面作证，以后被迫离队回乡。刘因早有撤柴之举，且又感轻信了张家父子的挑拨而自知理亏，故把这次冲突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张廷祥父子。至此，张家父子才知自己反而上了当，有口难辩。调解结果，刘宝堂承认了错误。为了表示“诚意”，主动电请在兰州“治病”的一团团长陈国宾回部队主持工作，原想撤柴升陈之意从此作罢。最后以柴营撤出安边城外，曹营调回安边城内收场。
四、智复安边城
张家父子在陈国宾、刘宝堂冲突中，因扮演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角色，有苦难言，愈加仇视刘宝堂，以后便密谋了一个暗杀刘的周密计划。他们利用国民党驻榆林特务和个别军阀，一方面大唱反共高调，一方面积极招兵买马，扩大军事实力。张廷芝收编600余人，当上了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司令，暂驻安边城东的堆子梁，张廷祥当了陕西保安十三团团长，将保安团编了三个中队，约300余人，驻安边城内。与此同时，他们又请新十一旅军需主任朱仙洲（朱曾是张家的部下）为媒，将张廷芝的养女张小芹许配刘宝堂之子刘汉，借以表面讨好刘，刘不知是计，欣然同意与张家结亲和好。
1941年9月4日下午3时，张廷芝和张廷祥在安边城内张灯结彩，大摆宴席。一是欢迎胡宗南部二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的点验委员魏高参前来点阅二张的部队；二是庆贺张廷芝荣任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司令。宴席安排魏高参、刘宝堂、陈国宾、曹又参、米积山（二团三营营长）以及地方绅士刘文卿、国民党靖边县县长张鹤亭等就座于张廷祥保安十三团团部；邀当时驻安边城内的新十一旅连级以上军官，就座于张廷芝的临时驻地万发店。
张廷芝所部以点验为名，从堆子梁全部进驻安边城内。事前张以应付点验为借口，向刘宝堂借了军服500套，手榴弹500颗，子弹2000发，刘竟然不知是计，慨然相助。席间，熙熙攘攘，敬酒猜拳之声不绝于耳。正在这时，张廷祥乘向刘宝堂敬酒之机，抽枪将刘击毙。霎时，团部和万发店里早已埋伏好的张部，同时出动，扣押了新十一旅参加宴会的全部军官。
刘宝堂被击毙后，二张立即向城内新十一旅的五个连队进攻，战斗相持到5日清晨，二张见久攻不下，便请城内绅土刘文卿、余鼎九等人出面调解。双方暂商定：张家释放除陈国宾以外的全部军官；新十一旅将驻城内的全部部队撤出城外。此时，张兰亭、张廷芝眼见事态恶化，无法收场，便偷偷地携带金银细软，逃到了城外的驻地堆子梁。
这一突发事件，完全出乎我地下党组织的意料之外。幸好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一团副团长牛化东因公去定边，未去赴宴。牛得知事变情况后，马上向三边分委和驻军领导人作了汇报。分委当即决定：让牛速赶回安边，组织全旅指战员消灭二张，我驻定边部队随时准备增援。
牛化东走到砖井时，听到安边城内的新十一旅除陈国宾仍被扣留外，部队已全部撤到白泥井一带，便立即赶到白泥井，召集了高宜之等地下党员和党外人士柴明堂等人开会，研究决定：第一，成立讨张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柴明堂和二团三营营长米积山任副指挥。以为旅长报仇为号召，说服二团三营官兵共同讨张（后来，一团一营营长曹又参等被释放后，来到白泥井，牛让曹任总指挥，自己任副指挥）；第二，智取安边城，若不行，再强攻。随后，地下党组织又派冯世光向三边分委和定边驻军领导人汇报了智取安边城的方案，并请求支援，这些计划均立即得到上级党组织批准。
智取安边城的方案是：以牛化东个人名义给保安十三团的中队长夏品三、杜廷之写信，让他们做内应，在攻城部队到达东城门后，秘密开门放部队进城。夏、杜二人原是牛的部下，早有归附新十一旅之心，故复信表示，“唯命是从”，并约定9月14日晚12时，夏见牛后立即开门。
9月14日晚12时，新十一旅的攻城部队，在夏品三部的接应下，从安边东门秘密进城。此时，张雨亭率其护兵正好巡视到东门，被夏当场击毙。经一小时激烈巷战，张廷祥弃城潜逃，新十一旅顺利地收复了安边城，救回了陈国宾团长，安定了民心。一周后，张廷祥也被擒获，经大会公审，予以处决。但负责围打堆子梁的柴明堂因受张廷芝的重贿，放走了张廷芝父子及其家属。到1947年夏，我军收复安边的战斗中，张兰亭被炸死在安边西城墙门楼上。其子张廷芝直到全国解放后，在包头被处决。
刘宝堂的忠实干将史钫城、张鼎丞，在刘死后，非但不为刘报仇，反而在榆林大肆活动争当旅长。此事引起了一团官兵的气愤，跟随刘宝堂多年的人，见此也均先后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团便派专人赴榆，请王子庄托人说服邓宝珊，让陈国宾继任旅长，最后得到了邓的同意。
这场斗争，我们利用矛盾，支持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消灭反共顽固势力，取得了节节胜利，维护了与新十一旅合作抗日关系，稳定了三边的局势。
五、三破敌特诡计
在张廷祥、刘宝堂同归于尽的情况下，陈国宾从实践中认识到：一团官兵为自己奋斗不懈，忠实可靠，只有积极追随邓宝珊，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才能生存。由于陈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引起了胡宗南的不满，胡遂下决心要整编新十一旅。
1943年夏，蒋介石令其嫡系部队何文鼎的二十七师进驻三边，新十一旅调离三边接受改编。蒋介石的用意是，一方面加强对延安以北的封锁，另一方面借改编之名，妄想摸清新十一旅内部情况，消灭地下党的组织。
地下党组织将上述情况向三边地委汇报后，党中央指示，这是蒋介石借换防之名，行进攻延安之实的挑衅行动，决定派王震率三五九旅和警三旅，进驻张家畔、城川一带，阻击二十七师。同时公开通知新十一旅，在三天内将驻防白泥井的柴明堂营撤走，让出堡子，以做抗何据点，并指示我地下党组织配合此次战斗，抵制何部换防。柴明堂接通知后，因未见新十一旅下达命令，不敢做主撤离，两难之中，他又把高宜之找去，让高去和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商谈。高故意说：“过去人家告我是个赤色分子，我不敢去。”柴说：“别人去不会谈，还是由你带上我的信去谈为好。”高问怎么个谈法，柴说：“你就说我处于两难境地，希望八路军三天后攻打堡子时，给我们留条退路，落个被打跑而不是自动撤走的名就行了，并希望对我们留下的家属不要为难。”高去向贺晋年说明来意后，贺说：“你们的难处，我们理解，为了避免伤亡，到时双方枪口朝天。”高回营向柴明堂报告后，柴欣然同意，第三天晚饭后，贺晋年旅长率部队由距白泥井堡子东10华里的宿营地出发来攻打堡子，此时忽接延安来电，令停止向新十一旅进攻，贺晋年遂派秘书李明波（黎光）通知了柴明堂。据事后了解，原来何文鼎见八路军出兵抵抗，不敢迅速前进，邓宝珊乘机几次急电蒋介石，陈述利弊，蒋才收回换防成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