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岐山工作八年了，每次陪朋友、领导来五丈原风景名胜区观光游览或检查文物旅游工作，伫立五丈原头唐初为纪念诸葛亮而建的诸葛亮庙前，心中不禁涌现出无尽的沉思和无言的叹息。
五丈原南依巍巍秦岭，北边是滔滔渭水，东边是石头河，西边是涓涓麦李河。三水围绕，地势险要，是三国蜀军与魏军对峙的古战场。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斜谷杀出，占据武功，驻扎在五丈原（陕西省岐山县南），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后一次攻魏战争。魏、蜀两军在渭水之滨摆开战场。司马懿抓住蜀军劳师袭远的弱点，敛兵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未果，便分兵屯田，作长久之计。两军相持百余日后，诸葛亮因长期辛劳而病倒了，后终因劳累过度，病卒军中，时年54岁。中国历史上堪称智慧之星的一代名相，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绝唱，令无数仁人志士扼腕叹息，感慨万千。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东汉徐州琅邪阳都（山东沂南县）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辅佐刘备、刘禅父子，为“兴复汉室”，成就霸业，立法施度，选贤任能，“务农殖谷”，发展生产，联吴“和夷”，南征北伐，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所作所为，使西南地区政治清明，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在客观上符合当时人民要求结束战乱的愿望，对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他正身律己，踏实谦逊，治蜀取得的业绩和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忠贞之节以及献身精神，受到历代称颂。
我每每游览完诸葛亮庙后常常心潮澎湃，对一代历史伟人无限崇敬的同时，也产生了探求伟人生前和身后无尽的遗憾——蜀国败落的动因。下面力图从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军事才能、用人方略以及失败原因等方面做以浅析，以缅怀历史伟人。
诸葛亮的伟业
第一，治国。三国时贾诩就云：“诸葛亮善治国”。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汉，并欲“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但北有曹魏，南有夷越，东有孙吴，西有诸戎，四面皆不安宁。诸葛亮为蜀国制定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结孙权的战略方针。这是蜀汉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决策。诸葛亮对外展开外交战、攻心战，安定了西南边境，促成了孙刘联盟。
诸葛亮高卧南阳之时，自比管仲，倡读《申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和《六韬》。可见其主张发展产业，寓兵于民，刑赏分明，富国强兵。他在治蜀期间兴修水利，实行屯田，休士劝农，又提倡“谨身节用”和“减兵省将”，使蜀国经济迅速好转，以至“足食足兵”（《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称颂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并说：“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他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最后又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要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是陈寿对诸葛亮发自肺腑的赞颂。
讲到诸葛亮的执法公正严明，人们就会想到他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云：“（谡）才气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这就告诉我们，刘备曾经看到了马谡的不足，说明在“知人”问题上，刘备是胜诸葛亮一筹的。但诸葛亮“自贬三等”，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军事。在三国人物中，能够洞察当时政治大势的，首推诸葛亮。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中，就清楚地对刘备说明了他对当时“天下三分”形势的科学分析和认识，使刘备茅塞顿开，深感相见恨晚。
在诸葛亮走出隆中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使统一的大帝国一时难以实现，而分裂割据也是势之必然。在当时，北方是可以统一的，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却可能出现荆益和荆扬两个地方性政权。因此，他根据自己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深刻洞察，为刘备作了如下的战略策划：曹操已稳占北方，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他建议刘备占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诸葛亮所谓的“霸业可成”，就是实行封建割据，就是“三国鼎立”；所谓“汉室可兴”，就是刘备可以继承汉王朝的“大一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战略。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从当时中国政局变化的实际出发，为刘备提出了从荆、益两路出兵，北定中原的最佳战略选择。从战略思想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能不说诸葛亮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军事家。所谓战略问题、战略方针、战略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政治需要与形势变化的辩证统一。这个问题，在《隆中对》中，我们从诸葛亮对当时形势的科学分析，给刘备所提出的战略选择等方面就看得很清楚。
第三，用人。古人云：“治国之道，惟在用人”。诸葛亮作为蜀汉名相，辅助刘备、刘禅父子，励精图治，成就霸业，使弱小的蜀汉日益强大，与吴、魏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关键在于诸葛亮善于用人。在其27年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十分重视选人、用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用人方略和系统的人才理论。
1.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用人标准。诸葛亮一生尊重人才，爱惜人才，把选拔、使用人才放在治国的首位。他说：“治国之道，务在选贤”，“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诸葛亮集·举措第七》）。
诸葛亮在《将苑·谨候》中对一个合格的将领提出了15条标准。其中勇（具有勇敢牺牲精神，不怕苦，不畏难，意志坚强）、廉（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平（公道正派，赏罚分明）、忍（能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宽（胸怀大度，宽厚待人）、信（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敬（尊重人才，礼贤下士）、明（明辨是非，光明正大，不受谗言）、谨（处事谨慎、周密）、仁（仁爱、仁义，具有同情心、正义感，热心助人，通情达理）、忠（忠君报国，忠诚积极，即在政治思想上坚定，不变节）、分（分析问题的能力）等十二条是对德的要求；虑（明察敌情，周密计划的处事能力）、诘（深入基层，亲自检查督促的监督能力）、谋（知彼知己、审时度势、多谋善断的决策能力）3条是对才能的要求。
在德才关系上，诸葛亮主张以德为主，德才兼备。227年诸葛亮率军北伐之前，上书《出师表》给后主刘禅，希望他能重用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庞、陈震、蒋琬等人，说他们都是“忠良死节之臣”，“要后主亲之信之”。还针对后主的弱点，语重心长地告诫：“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把在用人的问题上是否坚持以德为主，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
2.任人唯贤、量才任职的用人方针。选贤任能是诸葛亮用人的根本原则。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不计门第出身。蜀汉官员不出自一个地区，一个派别，而是来自不同的割据集团。既有荆楚人士蒋琬、董允、宗预，又有蜀地人士李恢、马忠、王连；既有刘备的部属，又有刘表的部属；既有刘璋的旧部李邵，又有外部投靠来的姜维，可谓五湖四海。
能职相称是诸葛亮用人的又一根本原则。他认为人的能力有大小高低，用人得当就是按人的品德高低、能力大小给予不同的职位。在《将苑·将器》中，诸葛亮将人才分为六个层次：“夫将之器大小不同，若能察其奸，伺其祸，为之众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恒恒，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恤人饥寒，此万人之将；近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内视为室家，此天下之将不可敌也。”他认为，能力不同的人要放在不同的岗位上。
3.看本质、重实绩的识人之道。识人是用人的基础，如果不善识人，贤愚不辨、良莠不分，就谈不上正确的用人。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即指识人之难。诸葛亮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总结出一套识别人才的方法。一是听其言，观其行，识人重本质。怎样才能透过现象准确地抓住人的本质呢？他在《将苑·知人性》中提出了辨才的七种方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二曰穷之以辞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谋以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观其信。诸葛亮认为，通过这一系列的观察考查，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个人的本质。二是注意调查，注重实绩。诸葛亮认为，选人应该先做调查，看其功绩、政绩、实绩，以实绩作为晋升的依据。他说：“良将之为政也，仗人择之，不自举；仗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
（《诸葛亮集·兵法秘诀》）。这就是说，一个优秀将领在用人时，要委派官吏选拔人才，决不自作主张；根据制定的规定衡量其功劳，决不妄自揣度，主观主义。这样，有才干的人不会被压抑，无才干的人也无法伪装，沽名钓誉，只作表面文章的人也不会青云直上。这就避免了用人上的失误。
诸葛亮失败的原因
综观三国军阀逐鹿的历史，横察西蜀政权创建、发展、衰亡的过程，笔者认为诸葛亮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表没落贵族的小集团利益，违反了历史发展趋势。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国家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诸葛亮四岁时，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声势浩大，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此后，军阀混战，割据一方，虽然他们打着“尊汉”的旗帜，但不过是以此作为幌子去扩充自己的势力，实现个人野心的目的。至诸葛亮出山前后，所谓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的割据者，只剩下曹操、孙权、刘表、刘璋等人，并呈现弱肉强食的态势。诸葛亮此时提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显然违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违背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一，广大群众不愿意再做旧王朝的牛马；其二，各军阀也不愿意被削平山头去俯首称臣。
除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外，自然不会产生轰动效应。诸葛亮辅佐刘备“共图大事”，实际只是在上述割据中多增加一个扩大地盘的竞争者，谈不上什么正义。如言不是，难道魏、蜀、吴将“大一统”
的“汉室”瓜分立国是“兴复汉室”吗？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三国》中指出：“祸始于桓、灵，毒溃于献帝，日甚日滋，求如前之末，王莽篡而人思汉，不可复得矣。”深刻揭示当时人心的背向，也是对诸葛亮不合时宜“兴复汉室”主张的批评。
第二，经济发展滞后，国力不强。公元228年春，诸葛亮在恢复与吴关系和平定南中后，又经过一年多的“治戎讲武”，作好了各种准备，便率众北上，进驻汉中，开始了8年的伐魏战争。诸葛亮在今甘肃、陕西一带，与魏军交战六次，其中五次为进攻，一次属防御，俗称“六出祁山”。
蜀军五次北伐的失败，物力财力匮乏和粮草不济占有很重要的原因。诸葛亮治蜀期间，在经济上轻徭薄赋，奖劝农桑，屯田储备，发展蜀锦，兴修水利，开路架桥，冶铁煮盐，促进贸易，使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总体上看魏国疆域广阔，经济发展，蜀国经济实力明显弱于魏国，加上在他国作战，后勤补给线长，在不能速战速决的情况下，就会出问题。在对待汉中屯田上行动晚，对战时经济供给的重要性和战争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屯田过晚，而曹操就比他在这点上高明一些。物质基础的薄弱与战争的胜败息息相关，后来连诸葛亮都不禁这样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蜀锦，一种丝织品）耳”。
第三，不很注重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蜀汉以杜微、许靖、尹默、谯周等为代表的谶纬之学长盛不衰，比之东汉有过之而无不及。
蜀汉史学尤为发达，一枝独秀，而且当代史、地方史所占史著比例最大，这是承袭了汉代巴蜀史学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而谯周《古史考》开疑古先河，创新学术，乃史学前锋，意义尤为深远。
蜀汉文辞承风气之变，赋体式微，而诗文代兴。
蜀汉学术最大、最重要的变化，是经今文学衰微，而经古文学兴盛发达，综汇经今、古文学者亦颇有之。这既与当时中国经学变化的风气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在长期作战的实践中，诸葛亮在兵器制造上和军事理论上都有所成就。他继承了古代阵法，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研制出的八阵图，对怎样利用地势，如何根据地形安营扎寨，如何配备各种兵种，充分发挥弓弩的作用发明连弩，制作木牛流马解决军粮运输问题，都有独到之处。
但在文化方面，强大的魏国与蜀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要发达的多。
第四，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诸葛亮仍以“兴复汉室”作为政治方针，这就违背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带来了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不仅将曹魏作为讨伐的对象，而且孙吴也在讨伐之列。过去，联吴抗曹策略是三国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得不说是诸葛亮雄才大略的具体体现。而在天下三分之后，以一弱而敌两强，岂不是自取灭亡？诸葛亮深刻明白这一点，他非但没有把孙吴作为讨伐之对象，反而在孙权称帝时予以承认并派使臣陈震使吴祝贺，其目的仍是建立巩固的联盟。他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虽具有棋高一筹之举，但却使“兴复汉室”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既然曹魏和孙吴皆非汉室之后裔而当国，只伐魏而又承认吴怎么能讲得通呢？由于“兴复汉室”本身存在着诸多矛盾，不好解决，因此，这个主张是不会实现的。尽管他倾尽一国之师，五次北伐，一次比一次准备充分，一次比一次态度坚决，但每次都是徒劳少功，使他空怀绝世之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赍志而没。继任姜维比亮有过之而无不及，进行了九伐中原的壮举，也只能是耗尽国力，反到加速了蜀国的灭亡。从这点上来说，一个英雄能否成功，并不完全是由他的个人行为决定，而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当个人理想与时代潮流发生冲突时，无论他的智慧、能力有多大，他的结局都是悲壮的、不幸的。
第五，人才后乏。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奇迹要靠人去制造，光辉的业绩要靠人去建立，灿烂的未来要靠人去书写……大凡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必然是人才涌流的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兴旺发达，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人才聚集的程度。
综观《三国志》这部突出记录军阀逐鹿的史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比什么都重要。西蜀政权的创建、发展与衰亡的过程，尤为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历史逻辑。邓艾一支轻兵阴平度险，使西蜀政权毁于一旦。对此，历史学家们固然可以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找出不少经验教训，但应当看到，人才的凋谢，是西蜀覆亡的关键所在。暗弱的刘禅文不能选才，武不能用将，孔明一死，西蜀便出现了人才危机；加上宦官当道，迫害贤良，弄得姜维避祸屯田，使布防出现漏洞，终于被魏所灭。
当初，刘备驻屯新野、三顾茅庐之前，虽然胸有大志，但因得不到真正的辅佐之才，关键时刻常作不出正确决策，更确定不了夺取天下的奋斗目标，以致半生漂泊，无处立足。从他投靠公孙瓒起，到结陶谦，归曹操，顺袁绍，依刘表……处境一直十分狼狈。
三顾茅庐，孔明一篇隆中对策，好似拨云见日，使刘备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接着，“孔明始入吴游说，破曹于赤壁，遂有荆州得荆州；始图益州；图益州，始定汉中；汉中定；而帝王矣”。
刘备在这一征战过程中，又先后得到了庞统、法正等有才之士。到西蜀政权建立时，刘备麾下已人才济济：文有诸葛亮、庞统（已阵亡）、法正等谋臣；武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魏延等虎将。这时，西蜀的事业可以说是达到鼎盛时期。无论军事、外交斗争，处处都占有主动地位。然而，随着荆州之失、关羽之死、彝陵之败、刘备托孤，蜀国逐步走了下坡路。以后虽然还有过诸葛亮开发西南的发展阶段，但与魏、吴相比，蜀国这时已经暗藏着一种不断扩大的危机。特别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星陨五丈原，西蜀倒了“顶天柱”，其败亡的趋势也就确定了。
南宋著名学者陈亮曾把西蜀灭亡的原因遗憾地归结为“天不相蜀，孔明早丧”所致（《诸葛孔明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天命气数之说。西蜀的灭亡，非天意，而在人谋不足；非“天不相蜀”，而在蜀无贤德之主，辅佐之臣。诸葛亮一死，西蜀再没有了第二个孔明。人才凋谢，成为西蜀败亡的先兆。
有比较才有鉴别。曹操当权时，“推心以待智谋之士”，所以在他身边聚集着郭嘉、荀攸、贾诩、程昱等，形成了一个人才群体。
曹操死后，又出现了司马懿、邓艾、钟会等一群深藏韬略的“智囊”
人物。为此，王夫之曾评价说：“魏足智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
东吴的孙权，先是周瑜辅佐，继而有鲁肃，然后又有吕蒙、陆逊等，也算得上人才辈出，一茬接着一茬，所以能鼎立江东很长时间。
刘备在夺取西蜀政权时，身边有“五虎上将”效力，又得“伏龙凤雏”相佐，可谓盛极一时。然而盛世一过，随着这些将领谋臣的相继亡故，西蜀也就人才无几了。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曾相继执政，但蒋、费二人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能力，根本无法和诸葛亮相比。孔明在兵出祁山时虽然收服了姜维，但姜维作为一员武将只能管理军事，并且缺少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不可能担负起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大任。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
“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僅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读通鉴论》）。
西蜀后继乏人，造成这一历史局面与诸葛亮不无关系。应该说，诸葛亮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在《十六策》《将苑》等著作中有许多关于人才方面的论述。这说明，诸葛亮当时除了治国征战，还经常考虑选拔培养人才等重大问题，他很强调知人善任，要根据个人不同特点，选拔使用人才，力图使蜀国出现一个“众贤云集”
的政治局面。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在这方面确实作出了一定成就。
例如，曾破格把庞统、蒋琬、杨洪等人提拔到了重要位置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干，对于蜀国的强盛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诸葛亮在用人选才方面也有不少失误之处。譬如，“昭烈入蜀，以荆州委孔明。孔明入蜀也，以荆州委（关）羽”，却带走了智勇双全、行事稳重的大将赵云，这与后来荆州之失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另外，诸葛亮在祁山作战中，“任李严而严乱其纪，任马谡而谡败其功”。
特别是诸葛亮在他的有生之年，虽然经常讲选才、用才，却没有培养出一名能继承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实在是一件憾事。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洵写过一篇《管仲论》，其中说：“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民，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意思是春秋时的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天下，功劳并不全在管仲，关键在于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使他的才能得以发挥。后来齐国之所以混乱衰败，其过错也不能完全归于竖刁、易牙、开方这些乱臣，关键在于管仲生前没有除掉他们，没有及早向齐恒公推荐得力可靠的接班人。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举贤荐能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由此及彼，我们也可以说，西蜀的覆灭与诸葛亮生前在培养、使用人才方面的失误有着直接联系。
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最大不足，首先表现在他在识别、选拔人才上存在着偏见。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诸葛亮“端严精密”，但却由此产生出他的一个重要缺点：求全责备。正如后人评价他时说的，“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严则有瑕而必不容”（《读通鉴论》）。他对人总是“察之严、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而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有角的雄才，往往因小弃大，见其瑕而不重其玉，结果使他们有的“无以自全而或见弃”，有的虽被“加意败录，而固不任子”。例如，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长于奇谋的人才，诸葛亮总是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点，将其雄才大略看做是“急躁冒进”，始终用而不信，甚至在政治上一直怀疑他有反心。同时，诸葛亮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但有较大缺点者，往往驾驭不得法，处于极端。例如刘封本是一员勇敢的战将，孔明却认为他“刚猛难制”，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除之。马谡原是一位既有所长（如开发西南时，“攻心为上”的建议就颇有战略眼光），也有所短的人才，诸葛亮在祁山作战中先是对他用之不当，从而失去了一个难逢的战机，使首次北伐的大好形势被葬送。丢失街亭后又挥泪将其斩首，这种求全责备的偏颇，处之极端的做法，使得当时蜀国的许多大小官员谨小慎微，喜欢作表面文章。
其次，由于诸葛亮生前出将入相，内政军戎“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必亲理”，不仅自己被弄得“食少事烦”，忙得吐血，而且这种包办代替的做法，也影响了接班人的锻炼成长，不利于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尽管诸葛亮对西蜀事业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但他的这种性格修养却影响了自己选拔人才的眼界，使他过多地重德而轻才，再加上不重视培养益州本地人才，因此政权难以巩固。
他的后继者蒋琬、费祎和姜维，相继无所作为，最后反被黄皓、谯周之流的小人所制。
在用人这一点上，诸葛亮与刘备、孙权、曹操等人相比，确实不及。孙权敢于放手使用年轻的军事指挥员，当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时，他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曹操深知“大用者不务细行”的道理。例如官渡之战后，他将曹军内部一些人在战前写给袁绍的投降密信付之一炬，既往不咎，表现出了用人之大量，因此深得民心，“士长于略者，相踵而至”。刘备虽然在其他方面有些不足，但在建立西蜀政权时，谋臣武将，人才济济，这也体现了其用才的高明之处。
而到武侯治蜀时，西蜀人才已经寥若晨星。后来，曹魏向西蜀发动全面进攻时，蜀国只剩下姜维一人东遮西挡，这时，后方不仅兵力空虚，更重要的是人才空虚，以致邓艾阴平度险后，西蜀朝中没有一人能够想出对策来，最后只好缚手就擒。其实，邓艾度险之后，只有区区之兵，又精疲力竭，加之孤军深入，心理恐慌，假如这时西蜀朝中还有一个像法正那样水平的谋略家，也不至于如此收场。
第六，用兵过慎。在探求西蜀灭亡的原因时，后代不少史学家对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设想提出过非议。大体可归为以下几点：
诸葛亮促使刘备“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苏辙《三国论》），意思是说，巴蜀尽管有山川之险，但此势不足恃。
“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则仅保其疆域，失则只成乎坐困。以有恃而应无方，姜维之败，所必然也。”（《读通鉴论》）不但地理条件的利中之弊，造成了蜀国军队的长中之短，而且诸葛亮在战略上对奇正的处置也不妥当。“以形势言，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刘备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读通鉴论》）。
西蜀争夺中原的主突方向应该放在荆襄。“孔明之失，在不能守荆州，荆州不守，而克复中原之机去矣。”（《诸葛亮论》）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说：“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军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但孔明兵出祁山时，荆州已失，牵制方向的用兵，“不幸而变之无有也”，这时还坚持北伐，“轻用其师”，“是亮之无谋也”（《蜀论》）。
在军事实践中，荆州事变、刘备伐吴等败笔，不能说与诸葛亮没有关系。马谡失街亭，既有诸葛亮用人不当的问题，也有战术布局上考虑不周的问题。指挥不能说没有责任。研究三国可以看出，历史记载同演义的艺术描写，在战略上无什么大的差异。依笔者见，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提出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益州有山川之险，进可以为依据，守可以做屏障，只要善于运筹，精于策划，完全可以成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像阴平、剑阁等地，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处，倘若姜维具有战略“慧眼”，阴平之失是可以避免的。
当然，用兵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随机应变，机动灵活。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都是只记住了一条路，战法上比较呆板。特别是在后期，缺乏从三国争夺的战略全局中，紧紧联合东吴牵制住曹魏，走活全盘，由此出现了不少失误。不过，跳开诸葛亮作战的指导思想不谈，就其隆中对策的政略、战略规划来说，我们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诸葛亮是中国人聪明智慧的化身，是一代将相楷模，被历代所推崇，被国人所敬仰。人们并不以诸葛亮的最后失败而丝毫降低他的英明，反而更加崇敬他，视他为英雄，世代歌颂。这也是中国人崇敬英雄，宽容失败的美德所在。历史翻过了1700多年，那个时代的事已经非常遥远，但那个时代留给中国人丰富的文化、精神、历史遗产都使中国人永远享用不完。抚今追昔，人们深感到那段历史给后来的治国处事留下了不竭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