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周，也就是春秋时代，周王朝摇摇欲坠了，于是“天子释官”。释者，废也，也就是裁撤了许多官职。一来是天子养不起这么多官了，因为许多诸侯不再向周王朝纳贡了，周天子没有经济实力去养那么多的官。二来也没有必要再养活那么多官了，因为诸侯国自己起来了，中央王朝没有那么多政治活动了。“天子释官”的结果必然是官学日渐衰弱。原先一个官，如一个太卜、太祝，他可以带三十个学生，甚至三百个学生，现在只有十个，十个又变成五个，越来越少。相反“私学日兴”，为什么呢？因为原本这些官都是中央政府培养的，是王官之学，诸侯是不培养的。但现在诸侯慢慢形成自己的政府了，它的功能日渐完善，慢慢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功能了。诸侯国各自为政了，这样就需要一批“知礼之士”，需要这样一些读书人。我们刚才讲过“法”和“礼”是一体的。那么各自为政了，就必然要用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去统治自己的国家，就要用这些人了。如此一来，“儒业大兴”。现在的人搞不清楚，以为“儒”是从孔子开始。一提到儒，就以为是指孔子创立的那个学派。其实不是这样的。
20世纪初，章太炎作《原儒》指出，儒的概念在孔子以前就存在，先是泛指术士，再指知礼、乐、射、御、术、数以“教民”的知识分子。到孔子自称为儒，这个概念才缩小为“私名”，变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一派学者的专称。这话是不错的。其实，所谓儒业的“儒”，按现代的语言解释就是“懂礼的读书人”，当时就叫做術士。什么叫術士？《说文解字》解释这个“術”字，从“行”从“术”，中间这个“术”是它的读音，两边是个“行”。为什么是“行”字旁呢？《说文解字》说“術”字的本义就是都邑的街道。私学兴起的时候，那些讲学的地方一定都是在都邑，在各诸侯国的国都，不会散在乡野。于是在都邑中，这些聚集在一起讲学听课的人就叫做術士。当时的王官大部分是贵族，但成为術士，精通了礼，也有机会成为王官。所以術士是平民升迁，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術士也叫做“儒”。为什么叫儒呢？“儒”字从“人”从“需”。他是一个人，又是一个被需要的人。一个人进行了必要的学习，掌握礼、乐、射、御、术、数等六艺后，他就是一个被需要的，待聘、待用的人。备在那里的，当政权有需要了，就可以从这些读书人里面挑选职官。假设这个太卜官职位本来需要三个人，一正两副。现在有一个空缺，就可以从術士中间挑选。他们是事务官，管技术性的事务，不是政务官，不管决策的。决策还是在贵族手上。到了春秋的时候，因为各诸侯国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民间的儒业大兴。
孔子其实就是当时众多学礼的儒生中的一个人。有人说他是吹鼓手出身，其实就是指他曾在国家典礼上担当乐师的角色。所以后来的儒家学派，核心就是礼，“克己复礼”成为它的宗旨。孔子的学派当时注重学礼，但有些儒生慢慢已经不满足于学习技术性层面的知识，因为当时社会已经慢慢开始乱起来了，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浮现了。这些学了礼的人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去解释这些问题，想要开出药方，解决这些问题了。这样就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孔子的学派是站在平民儒生的立场上批评那些贵族不守礼，不按照礼去做，导致礼崩乐坏。所以他们提出纠正的方法就是“克己复礼”。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包括对财富、权力、享受的欲望，恢复到传统的礼制上面来。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果天下有规矩的话，那么平民就不要议论政治，乖乖地做一个老百姓。但是到了春秋的时候，天下无道，那么庶人就要议政了。所以，私人讲学议政的风气就兴起了。那时候，除了孔子强调克己复礼的这一派，同时代还有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等等不同的学派。进入战国时期就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战国时期，虽然战争频繁，政局动荡，却是一个文化相当繁荣，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史记》把当时最主要的学派归纳成六家：儒、墨、道、法、名家，还有阴阳家。名家是什么？相当于西方的逻辑学，是辩论一些概念。最有名的就是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辩”，说白马不是马，因为白是颜色，马是一个物体，这两者加起来怎么会是另外一个物体呢？他们就是研究这些名词、概念。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衍，提出“阴阳五行学说”。后来很多阴阳家的东西慢慢融入了道家里面。《汉书》则把当时的主要学派归纳成“十家九流”，更多一些。十家指道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农家、杂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小说家。写《汉书》的班固认为，小说家不入流，所以又称“九流”。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
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到六朝，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是儒、墨、道三家。六朝就是指魏晋南北朝。以前那些编史书的人，总是以自己汉民族为正统。南北朝时期，就以汉人政权——南朝为中心，不承认北方外族建立的政权，比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所以就把南方先后出现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作为正统，加上魏晋，称为六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