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一切都充满了戏剧性，接连两部大戏里面有个性鲜明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有峰回路转、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也有刀光剑影、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而自己的哲学信念也渐趋明朗，终于形成了个人的立场、态度与方式。
这两部大戏就指的是海湾战争与苏联的剧变、解体，这是两件让人在其过程中紧张得喘不过气，但在结果上又完全出乎所料的翻天覆地的巨大事变。
1月15日是给萨达姆规定的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我们都静静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估计萨达姆这位铁腕人物不会屈从任何压力，因为他太习惯于唯我独是了——在一家香港报纸上就见他们把“Saddam Hussein”译为“傻蛋·胡三”，可见汉语之妙与人心之向背。
一笑。
一场战争的胜利变得如此快捷，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在“人的因素”这一总题目下的民心、民意、素质；在“物的因素”下的现代战争的特点、武器装备的压倒性优势；在“战争的正义性”下的主权、侵略、以强凌弱；在“战争的目的”下的石油、利益、借口；在“民族关系”下的库尔德人、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处境，以及什么是阿拉伯兄弟国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民族”与“主权国家”的关系(血浓于水吗？)，为什么说犹太人问题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犹太人以及希伯来经典能界定自己的身份吗？)，等等。
这场战争使得三毛之死与对“民运分子”的审判都变得不那么显眼；当它不到两个星期就结束了时，人们才如梦初醒似地意识到战争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事；这让我不断想起谁所说过的话：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早就超负荷了；不要只想到个人的恩怨，也不要只追求自己的正义，任何大的社会变动，在上流社会看不到的底层，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饿死病死……
对发生在苏联的事也应作如是观。
8月20日，晴天霹雳，一个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八人“紧急状态委员会”拘禁了戈尔巴乔夫，宣布接管政权，于是坦克开进莫斯科大街，而人们则立即上街游行。但这次事变的结果比“海湾战争”结束得更快，当我们还没有从惊恐中缓过神来时，政变集团已经垮台，戈尔巴乔夫重新执政；但在我们的新闻中，依旧还在指认叶利钦的命令“非法”，《参考消息》上也依旧刊登着“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因为还没有刊登完，所以只好在右下角用最不引人注意的一行字说明“戈尔巴乔夫宣布他已控制了国家局势”。
那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尴尬不已的时期。
全国鸦雀无声：政变发生了，无声；戈氏宣布重新控制了国家局势，依旧无声。就如“海湾战争”时期一样，你越想知道什么消息，你也就越无法知道。后来也就明白了，不要说我们平民百姓，就是国家在那一时期也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有“不干涉内政”，有“尊重各国人民的意志”，有战争之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所有这些又可能与后面的实际利益，与某种习惯了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所以只好不说，以弃权的形式保留意见。那是一个真正“失语”或“无言”的状态。
我们已经在理论上丧失了有关正义、利益、道德的一套可以拿出来进行辩论的“说法”；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终于最后丧失了自己的正义感与道德感。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刻，我们已经没有了信念与信赖的相互支撑。
《渴望》还在热播。这让我想起日本的《阿信》、《啊，野麦岭》和《望乡》，觉得在这些电视或电影中，你能看到日本人的高尚：这是一种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今天的好日子甘心奉献自己的一切的高尚，让所有的日本人一看到自己现在的日子，就会想起前人，想起“阿信”、“阿崎婆”这样一些人在当年的辛酸与辛劳。
但《渴望》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刘慧芳式的道德就是相夫教子中的委屈与忍让；它的新颖之处在于没有了那么多政治大道理，也不再把革命工作看得高于一切，但这一切在告诉人们应安于现状的同时，也进一步使得整个社会平庸化了。
所有这一切，使我想到了人类的普世价值问题。哪怕学习马克思，也应该想到应该努力揭示那种人类社会中普遍的、深层次的共同问题，比如社会结构、分配原则、交换规则、利益博弈、道德与法律、权力与权利、个人与共同体、人性中的本能与教育、文化的传承等等方面的问题。
世界上的主流话语掌握在西方人手中，普世价值都是由他们定义的，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普世价值，就不能通过给我们的价值以普世性而走向世界。
那么这种价值的普世性应该以什么为“基底”呢？自然世界的规律(自然律)，上帝的命令(神律)，还是人性的法则？或者，是语言自身的形式规则？
5月22日清晨，在广播中听到了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的消息。
我专门提及此事，是为了纪念前不久也同样遇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在我那天的日记中，我就对圣雄甘地与尼赫鲁一家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
在这一年3月，我们应鸿生之邀来上海进行学术上的“部落互访”，与萧功秦、许纪霖、朱学勤、严博飞、刘擎、陈克艰、罗义骏等人有了愉快而深入的讨论与辩论；还去了邵敏和余红的新家——他们是在武汉确定这种婚姻关系的，我给邵敏题写的是“世事无常情有常”，给余红题的是“一抹情怀万般默契”；那天在他们新家看的是电影《莫扎特》；还去国伟家看了巧巧姐弟的画作。
11月，再应枢元之邀到平顶山开会，除了河南的老朋友，还新结识了叶廷芳、秦晖、北村、南帆等新朋友。
1991：在河南平顶山石人山讨论语言问题这两次会议的主题都是语言问题；而我的发言，也从“上帝何以成为问题”改换成“语言何以成为问题”。“上帝”与信念的缺失与无助有关；“语言”则涉及手段(工具)与目的、语义与语形、语用的关系，表意中的逻辑与隐喻、概念中的直观与诠释等方面的关系。当“上帝说了什么”变成上帝的“说”说了什么时，理解与释义当然也就成为了最紧迫的问题。这也是志扬与我正在写的《形而上学的巴别塔》的一个主题。“艺术不是创造的而是发现的，真理不是发现的而是创造的”，这大约是哲学与艺术都必须加以仔细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些日子正在看一本《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的书，里面谈到恭亲王时，引用了他的许多诗词，里面就有“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两句，相关的，还有“水流心不竞，情尽口长嵌”，“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运相争”，“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等句，都深得吾心——你看，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