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三十六岁，本命年。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灰暗、沮丧，那是一种很潮湿、闷热而又无处可逃的感觉，就如武汉的夏天一样。
从年初我就得病，胃痛，三番五次检查，就是查不出来什么毛病；医生说不排除癌症，我也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只是在想还能做些什么，比如写一份长长的遗嘱，于是就打腹稿，斟酌用句，想表达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又怕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什么麻烦。
问题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总觉得应该说出来，其实一旦让说，也不过就那么几句话，而且这些话其实也早就说过了，只不过无人注意，也不会有人认真领会而已——当然就是领会了也不过如此。如果再说，当然仍不过如此，于是又很无奈，以致绝望。
自己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总是默默流泪，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同情，但这又是一种弱者的同情，只不过想以自己的“同情”来抵御他人的“痛苦”而已。
这种“同情”其实很自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怜，或者说是对自己的同情。
我说这些话，是因为这一年的下半年，全国性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就已经开展起来了；而我所在的华工，无疑在整个武汉地区，甚或全国范围里都属严重的；到底为了什么搞得如此严重？无非是因为黄克剑写了一些关于马克思的文章，讨论了异化、人道主义的问题，使用了据说是犯了原则性错误的一个说法：“林彪、‘四人帮搞的是假社会主义”(当时的“主流”说法应该说成是“林彪、‘四人帮反社会主义”)。
是“假”，还是“反”，或者说，用了一个“假”字，难道就开脱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就污蔑了社会主义？
真是滑稽到了极点。
而“发现”并指出了这一点，在发言中慷慨陈词，罗列出一、二、三、四点要害，并真正显得义愤填膺的老师们，自己都在“文革”中吃了不少的苦，受了很大的罪。
我那时正在给在华工开办的哲学教师进修班授课，在哲学所内部也讲过几次个人近年的学习体会，还有每周到江汉区文化馆讲一次马哲(可得八元报酬)，等等，自然也讲到了许多科学与哲学、情感与理智、宗教与信仰、历史与逻辑的关系问题，而且这种讲法本身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归入“唯心主义”范畴；但由于我是非党员，所以暂时可以置身事外。
单纯讲理论，并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为理论而理论)； 或者，先有了某种现实的目的，然后再以理论的形式为自己的目的作出一番论证；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是只讲理论，就学问而学问，还是先有了目的再作论证？这是必须反省的一个问题；而且，在为目的作论证时，必须意识到从某个前提出发，在达到合乎自己的目的的要求中，是有无数“沟壑”跨越不过去的，或者说是填充不满的。我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从一个理论的“前提”逻辑地推出一个现实的“结果”呢？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就这样“合逻辑”地展开了。你会发现，不管讲理论的人怎么想，当理论的“热度”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孕育着某种爆发，就如海涅所说过的：“思想永远走在行动的前面，就像闪电永远走在雷鸣之前！”
同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切机制都原封未动，插头只是暂时拔离了插座；这与“帽子拿在手中”的道理一样，只要最高领导人想把插头插进插座，一切都会如前一样地运转起来。
这种必然性，到底是体现在理论自身，还是现实生活本身就具有这种“合逻辑”的必然性？
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知道问题就出在我只作理论思考上；而事实上，它并非一个理论问题。
10月13日的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全党整风”的字样，我意识到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即将开始；10月底，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清污”一词连同一些口号已经有些铺天盖地。
“Lea derscallf or wagingana ctivei deologica lstruggle， cleanupthepo llutionof bourgeo is inideo logicalan dculture”，这是我记在10月30日的日记本上的一段话，也许是从某张英文报纸上抄录下来的，总之感到问题重大。
于是，一些着名的诗人、作家纷纷讲话，谴责文艺界的“反现实主义倾向”。
11月7日，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深切感受到我们这里的一切也都在“静悄悄”中发生。
11月13日，院长不点名地批判了黄克剑，于是李其驹作为所长首先在支部会议上检讨；接着就是培训骨干，准备一次大规模的批判会议。所有这一切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人与人之间在僵硬的笑容后面都潜藏着不可预知的你死我活。
1983：与叶秀山、邓晓芒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里作客。
哲学所的全体会议是12月19日(星期一)召开的，在此之前，已经开了无数次会，在院工作组的直接指挥下，黄克剑在党内做了检讨，但事情并未结束，还要开全所的会议，对非党人士进行教育。那真是撕心裂肺的一天。我在事先就下工夫在《邓小平文选》中发现了邓小平也多次使用了“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但我们这里还在无休无止地批判着这句话。那一天，我声泪俱下地痛陈事情(也就是“异化”和“人道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原委，翻出邓小平的话，引用马克思的话，怒斥学院、工作组以及所领导全力推动的这场莫名其妙的整人运动。
事情到此结束。事后，我才知道“上面”已经决定对此运动“刹车”；张平、李其驹两个人赴京探听真情，回来后再未有任何动作。
直到第二年的3月，我才知道中央有通知，说“清污”的事不要再提了；当初邓小平只是说了“不要搞精神污染”，并未说“要清除精神污染”。
又是一字之差！
圣诞节，宣良代表陈老师专程来看我，问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发生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当然，哭在现在，笑在以后。
那该是一种苦笑。
苦乐人生，苦笑人生，这一切，让中国人怎么可能不“恶搞”？
自那以后，我和黄克剑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包括2007年年底在福州的相见。因为我们都知道，凡立誓忘却的事，一般来说总是忘而不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