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这一年，妻子终于调来武汉，全家首次团聚。
1985年在我个人的生命中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首先，这一年的1月18、19日，在华工的招待所召开了湖北省的哲学史年会。有人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1984年第8期《人民文学》上可以刊登谌容的小说《杨月月和萨特之研究》，我们这些专门研究存在主义的学者们为什么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对萨特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个很有些荒诞意味的问题。
作家们可以随便说，因为他们在虚构、在想象、在创作；但我们却不能那样说，因为理论研究不能有虚构、想象的成分，它必须是求真的、务实的；什么问题一旦成了理论问题，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而这种严肃，本身又给人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真正的相声大师在说相声和表演喜剧作品时，首先要让人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一脸严肃。
什么叫荒诞？就是人与其生活之间的脱节、演员与舞台背景的脱节，就是人的呼唤与世界的默不作声之间的对立。
越想笑，就越与生活脱节；于是只好强调严肃；越严肃，也就越与这个默不作声的世界相对立。
这里面似乎有一个无法挣脱、周而复始的循环；于是有些人只好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大话；而另一些人则想到了同样面对荒诞的西西弗斯。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经很不好看了，竟然搞起了“赞助纪念券”；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在日记中记道：我也买了一张，号码是051073，得一金牛。那一年是牛年。
春节，作为传统的民间节日，也终于与其本身脱节，成了一个把金钱(露脸、名气、声望)与政治宣传完美结合起来的舞台，诠释了最为理想的“寓教于乐”的古训。
在我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着这样一段话：一切信仰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在不相信人类始终在进步的前提下，相信人类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这也是一个悖论，或可理解为荒诞。
也许宗教就正是因某种荒诞而成为精神的必需。
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叔本华，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但又一直想从叔本华的阴影中走出。
文化是一个与传统密不可分的概念；凡想到文化问题，就先已有了一种价值取向，这就是对现状不满，于是想从文化或传统中汲取新的资源。
可惜我的精神中没有任何宗教的资源，那时也还没有注意到自身传统的转型或重新解释的可能，只是感到如“文化大革命”那样对待传统文化是肯定不对的。尼采与福柯是另一条“重估价值”的途径，但当时首先需要的是一种面对荒诞的力量，于是就想到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
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柯林斯王，杀过人、劫过货，自然有罪，但为什么后世的千百万人也要无休止地受此惩罚呢？我们生活中的西西弗斯式的惩罚还少吗？
1985年，我们武汉的几位同道一共集体外出两次：一次是应黄克剑之邀到福州讲座，同去八人，有志扬、萌萌、晓芒、军涛、苏民、万盛，再加上我们夫妇两人；再一次是应高尔泰先生之邀，志扬、萌萌、晓芒、道坚和我一起到成都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在福州，我讲的是时代的反省精神；在成都，大家的话题就始终集中在西西弗斯身上。
“我把西西弗斯放在山脚下，人们总是看到他的重负，看到他无望的一次又一次地把巨石推上山去，然后再看着巨石滚下山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始终面带笑容，更没有多少人知道“推巨石上山所要付出的艰苦努力，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
这有点像我们的“重在参与”和“重要的在于过程”的奥运口号；但如果把这一过程理解为人生，理解为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这一年的9月，萌萌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命运：一个平凡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以此祝福我的所有那些被判处了终身自由苦役的同代人》的长诗，里面就有以后悬挂在她的灵堂两侧的诗句：“饿了有石缝中生长出的绿色的、红色的果实，渴了有大地夜哭的晶莹的泪珠”。
这一年的9月24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闭幕，邓小平、陈云讲了话，大意是共产党的优势从来就不会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所以这个根本的优势不能放弃。
事实却证明，正是借助于共产党的优势，我们这么多年来才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而几乎所有困难的问题，就集中在我们的政治、思想、文化、精神与经济的脱节上。
无论是把两者分离开来，说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信奉彻底的二元论(这意味着国家应该从社会的经济活动中退出)，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新、创造出另一套与经济活动和市场运作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这意味着在价值观念上必须贯彻自由、平等、契约、选择、自愿、利益、诚信的原则)，无论怎样，都可能让人看到消除这种脱节的努力，看到西西弗斯面带微笑地重新推巨石上山；当然，也可以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也是一种匹配模式。
国家大事我们管不了，作为个人，当我们看着巨石一次又一次从山上滚落下来时，难道就只有站在山下哀号与无所作为吗？
我关心的，始终只是我们自身的文化事业，是传统的转型与精神领域的深入与提升。这里面也有一个悖论：越不能说，不让讨论的，就越想说，越有话说。
成都会议后，我一个人从成都到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沿途看两岸峭壁，眼前浮现的，就一直是那个模模糊糊的西西弗斯的身影。
这一年，我觉得最好的电影是苏联的《白比姆与黑耳朵》、滕文骥导演的《海滩》，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是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这篇小说看了多篇，每次看总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自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托尔斯泰式的“守旧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