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年以后，中国沿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没落，逐渐走下坡路。从此开始一直到民国初年，西北地区新旧军阀利用中央王朝政府自顾不暇、鞭长莫及之机，争权夺利，抢夺地盘，内讧不已。一时间，西北地区兵变、匪盗蜂起，生灵涂炭。偏居于甘南一隅的临潭（旧时称洮州）更是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有意挑拨，汉、藏、回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与民族纠纷也很错综复杂。正在这种情况下，临潭回族秀才马启西在旧城“正式成立道堂，并倡导教徒合伙经商务农”[11]。
由于西道堂以伊斯兰教宗教信仰为大旗，同时强调教下以道堂为家，过集体生活，这在当时适应了处于兵荒马乱、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穆斯林群众的共同需要。在西道堂及其道祖马启西老人家的感召下，各地穆斯林追随者日众。洮、岷以及河、湟地区的一些回、保安、撒拉族穆斯林，纷纷前来投靠西道堂，有的人将所有家产全部捐献给西道堂。以后数十年间，西道堂虽然历经磨难，曾经有两位教主及众多教下先后罹难，但是西道堂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与命运顽强抗争，积极争取和维护生存权利。尤其是在第二任教主马明仁先生领导下，西道堂人民努力生产、经营，集体经济一度达到相当规模。堂内教下丰衣足食、生活安定，人们团结一心，亲如一家，在当时西北地区乃至中国回族社会开辟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堪称是“理想社会之模型”[12]。西道堂的情况，长期以来引起了国外许多学者、专家的兴趣，纷纷前去进行参观考察。80年代，我国著名回族作家张承志在考察了西道堂历史以后曾经评价道：“临潭终于出现了西道堂门宦，我可以解释得很简明：西道堂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在宗教的纽带维系下，实行了整整半个世纪伊斯兰共产主义。”[13]尕路提大房子的集体生活，就是昔日西道堂经济生活的缩影。
“建筑是一种空间的语言”[14]，但这种“语言”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的背后通常蕴藏着极为错综复杂的文化信息。尕路提的大房子是西道堂的13座大房子中现在仅存的1座，今天的人们从这样一座残存的大房子中，确实可以发现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并且从中整理出相当重要的历史结论。
首先，西道堂大房子式的集体生活的创立乃至后来的成功，有其历史必然性。从其当初创立的社会历史背景观察，由于甘南地区历史上的战乱与民族纷争，社会秩序长期动荡不宁，社会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回族穆斯林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生产毫无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实行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平均分配，就无法保证极端贫乏的生活条件。就必然有人饿死”[15]。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人们的生命根本没有保障，个体的人或家庭在极其险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那样孤立无助，需要寻求团体的力量保护，而在同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人们的生活也根本没有保障，个体的人或家庭甚至是家族集团在极其匮乏的生活资源条件下，也同样是显得那样软弱无力，需要寻求团体的救援。这时“公社成员之间的互助和消费的原始集体主义便更有必要。如埃·韦埃尔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没有集体的帮助，家庭就经不住严酷的生存斗争”[16]。可以肯定地说，西道堂大房子式的集体生活的产生，因其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需要，顺应了当时部分贫困的穆斯林群众的迫切要求，因此，西道堂的产生，在当时条件下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西道堂的宗旨得到了其教下全体人民的拥护，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继续产生着巨大的精神作用，多少年以后，仍有许多人甘为维护西道堂的团体利益而奉献个人的一切，包括坐牢、受苦甚至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其次，西道堂大房子式的集体经济生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因为在中国尤其是西北地区，地域宽广，人口稀少，广大农村处于小农经济的发展阶段，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农民们从事于一家一户生产，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共耕土地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一定范围内的共同占有土地与共同耕种土地，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以增加生产。这时候，“共同占有土地和集体耕种土地”，而导致“共同的住宅和共产生活方式”，就成为必然了。实际上，在临潭那样一个生态条件比较恶劣的环境里，西道堂下属各个大房子内的穆斯林依靠集体的力量，经济发展步伐长期以来一直超出了当地的平均发展水平。在如今临潭县多数群众尚未脱贫、解决温饱的情况下，西道堂的许多教下生活早已达到了小康水平。
第三，西道堂的集体经济和集体生活的精神迄今依然具有时代意义。时至今日，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西道堂的教下现在也已经不再过以往的集体生活。生活在唯一的大房子——尕路提大房子内的人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一也与过去大相径庭。但是，我们通过对于尕路提大房子乃至西道堂许多地方教下的走访、考察，看到人们内心中的集体主义的观念依然十分强烈。“人人为集体，集体为人人”的意识依然如故，“团结奋斗的精神依然故”[17]。对于这种精神，我们认为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同样值得提倡与发扬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需要在鼓励个人努力勤劳致富的同时，提倡互相帮助、共同富裕。临潭西道堂内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提高，这其中有相当多的“能人”，通过认真务农，外出经商致富以后，也以实际行动带动了更多的人参加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也有比较贫困的家庭，或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得到了他人资金、物质上的帮助，或是在生活上得到了他人的救济，这都充分体现了西道堂大房子集体生活时期的团体精神，仍然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此项调查工作得到临潭县韩清一、尚明义二位先生及尕路提大房子诸位热心穆斯林的大力协助，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1]王树民：《陇游日记》，载《甘青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0、205、220、206页。
[2]顾颉刚：《西北考察记》，载《甘青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3]《西道堂尕路提乡庄情况仿述》（打印稿）。
[4]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7、200页。
[5]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6]王树民：《陇游日记》，载《甘青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0、205、220、206页。
[7]王应琦：《洮氓一月行》。
[8]王树民：《陇游日记》，载《甘青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0、205、220、206页。
[9]王树民：《陇游日记》，载《甘青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0、205、220、206页。
[10]王树民：《陇游日记》，载《甘青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0、205、220、206页。
[11]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7、200页。
[12]王树民：《西道堂——新社会的模型》，载《西北世纪》第4卷第8期。
[13]张承志：《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小说选》“自序”，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14]林耀华、庄孔韶：《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5页。
[15]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16]〔苏〕A·N·别尔什茨：《原始社会》，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77页。
[17]马通：《基布兹与西道堂》，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