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达
高克恭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元史》没有为高克恭立传，他的生平事迹主要见元人邓文原写的《故大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1]。后来，柯邵忞《新元史》卷188的《高克恭传》，以及白寿彝先生《回族人物志》元代分册的高克恭传，都是依据邓文原《行状》写成的，基本史料不出《行状》范围。至于当代各家美术史专著，均无一例外地谈到高克恭的生平及其绘画成就，但一般都比较简略，有的不免有失误。
至今，我们对高克恭的了解和研究都相当有限。主要由于史料缺乏，使我们对这位杰出画家的许多方面，诸如家世亲族、政治背景、诗文创作，以及绘画上的师承渊源等，都所知甚少。族属问题，经陈垣先生考定为回回人以后，基本上已得到学界认从[2]，至少是还没有有力的否定意见。但，我们仍觉缺乏明确有力的证明材料。总之，高克恭的一生牵涉到元代前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而他的绘画成就，不仅影响到元代画坛和元明文人画的走向，而且影响到明清两代一大批画家。因此，高克恭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而史料上的突破，仍是目前研究工作的关键和难点之所在。
本文以邓文原《行状》为基本线索，参证其他文献资料，对高克恭生平事迹进行一番综合研究，并由此引申到对元代初期民族与南北文化交流问题的若干思考。所涉及到的问题，有些似属于无关宏旨的细故琐节，考虑到高克恭史料确有搜寻之难，研究工作又处于初步阶段，这些细琐材料或有集腋成裘之用，或提供给博雅专家有所采摘，故不嫌繁芜，连缀成篇。尚乞方家有以教之。
一
《行状》的作者邓文原，字善之，号匪石，杭州人，他博学而长于诗文，尤以书法擅名当世，大德、延佑间，与赵孟頫、鲜于枢、虞集并列为书坛的代表人物[3]。邓文原早年曾受知于高克恭，因高的举荐而进入仕途。后来二人同朝为官10年，又是经常以书画诗文相过从的好友。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关系，所以，邓写的《行状》，不仅对高的“历官行业”记述翔实，而且对高的人品志节极表推敬之情。应该说，《行状》是一篇佳作，它代表了元代东南汉族士人对高克恭的评价，似在收入邓的文集之前就已被传抄着，高、邓的好友，杭州的书画鉴藏家郭佑之就是《行状》的传抄者之一[4]。
对《行状》关于高克恭家世亲族的记述，我们稍作阐幽发微的工作。
高克恭“其先西域人”，这一点，《行状》与元代有关文献均言之凿凿，没有异议。遗憾的是邓文原没有对“西域人”作出更具体的交代，从而留下一个至今不能彻底解决的疑点。对高的先世，《行状》只提到其祖父高乐道、父亲高亨（字嘉甫）两代，高乐道以上，称“谱牒散佚，莫迹其所始”。实则高氏先辈既是入居中原西域人，本无谱牒可言，而高乐道以上无事迹可述，也正说明高氏原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高氏的兴起实从高克恭父亲一代开始。《行状》有云：
公之父嘉甫，以力学，不苟媚事权贵，为六部尚书器重，归以其女，因奉母夫人翟氏居燕。时皆知名士，嘉甫朝夕讲肆，遂得大究于《易》、《诗》、《书》、《春秋》，及关洛诸先生绪言。缙绅交章论荐，世祖召见便殿，奏时皆经世要务，而嘉甫雅不乐仕，归老房山。
这是一段值得仔细玩味的文字。
首先，作为“西域人”的高氏家族，显然在高嘉甫一代就已经深度汉化了，《行状》称高克恭“早习父训，于经籍奥义，靡不口诵心研，务极源委，识语弘深”。正说明他的汉文化根底其实很深，这也是后来他对江南汉族士人十分亲近又能以诗画成名的根源所在。后世的论家喜欢从“尚书生长燕台下，惯识风沙草漫野”[5]的角度来评价他的画作，实际上是基于“西域人”而作的发挥之词，殊不知高克恭的家学其实是儒学，他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修养，是从高嘉甫一代继承来的。
其次，高嘉甫的身份很值得注意。《行状》两次提到高嘉甫，一是说他“以力学，不苟媚事权贵，为六部尚书器重，归以其女。……世祖召见便殿，奏对皆经世要务，而嘉甫雅不乐仕，归老房山”。二是高克恭在御史台时，曾随“大夫相威公”陛见世祖，“世祖顾问再四曰：‘是高嘉甫儿耶？’赐中统钞二千五百缗”。说明高嘉甫是一个为忽必烈所熟知的人物，高克恭因为父亲的缘故而受到忽必烈赏赉。《行状》涉及到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将女儿嫁给高嘉甫的“六部尚书”；另一个是“大夫相威公”。相威，蒙元诸王速浑察之子，忽必烈时期的重臣，是一位有较深的汉文化修养的人物，《元史》卷128有传，事迹清楚。我们只对“六部尚书”是何许人作一点考证。
按“六部尚书”应即“行六部尚书”，此职只有金朝末年曾经设置过，是一个在战争状态下的以物资调运为主要职能的官职，带有应急性质，最早出现在金章宗末年。宣宗时，金国已处在蒙古的严重侵凌之下，朝廷干脆以行六部尚书取代规运所，进而又设“随处行六部官”，以京中或地方的高官兼任，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物资的贮运调度[6]。蒙古立国之初，很多制度都沿袭金朝，可谓“元承金制”，其中就包括曾经设置过“行六部尚书”这一官职。但，经过对相关文献的仔细检索，我们发现大蒙古国时期担任此职的似乎只有一个人，就是永清史氏家族的第一代史秉直。据《元史·史天倪传》附《史秉直传》载，元太祖八年（癸酉，1213年），太师国王木华黎统率蒙古大军伐金，所向残破，作为地方豪强的史秉直经过一番斟酌，“乃率里中老稚数千人，诣琢州军门降”。自此创立了史氏家族在蒙元前期显赫一时的基业。据传载，元太祖九年（甲戌，1214年），史秉直从木华黎攻北京，第二年（乙亥）：
北京降，木华黎承制，以乌野儿为北京路都元帅，乘直行尚书六部事，主馈饷，军中未尝乏绝。[7]
史秉直的《神道碑》出自刘祁之手，碑文中对此事有较详的记述，这可能就是后来王恽《史公家传》和《元史·史天倪传》有关内容的出处[8]。重要的是，史秉直的神道碑就叫《故北京路行六部尚书史公神道碑铭》，碑文一直称史秉直为“尚书公”。由此可见：第一，木华黎以史秉直为“行六部尚书”，是沿袭金制而来的，其职能仍然是主管物资的积贮与转输。第二，邓文原《行状》所说高嘉甫“为六部尚书器重，归以其女”，就是指史秉直而言。据之，可以确定高嘉甫是史秉直的女婿，高克恭则是史秉直的外孙。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显赫的政治关系。知道了高氏父子的这一层背景，《行状》里某些原来并不十分清晰的内容便豁然明朗起来。
史氏家族是乘势而起的地方土豪，后来迅速发展成为北方重要的武装集团，受到蒙古大汗们的亲任，在元朝初期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史氏家族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懂得礼敬士人、网罗人才，一段时间里，史氏治下的真定，成了战乱中北方许多著名文人的避难所，其中包括王若虚、元好问等金末文坛的领袖人物，形成为北方一个有影响的学术中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引用王恽《史公家传》资料，专门讲到这一情况：
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史天泽）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侍讲，公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其张颐斋、陈之纲、杨西庵、孙议事、张条山，擢用荐达至光显云。[9]
实际上，史氏家族礼贤养士的传统，也是由“读书略通大意，不喜为辞章学”的史秉直开创的。《神道碑》载，史秉直于元太宗元年（庚寅，1230年）获准由北京返回真定，自此过了10多年闲适的生活，“教子弄孙，每与诸儒讲论经理及商榷古人成败，欣然忘倦”。[10]秉直卒于1245年（乙巳，太宗乃马真后在位4年），得年71岁。两年后，作为高嘉甫长子的高克恭出生（1247年，元定宗贵由在位之二年）。由此推断，史秉直选择高嘉甫为婿，多半是在他自北京回到真定以后，而此时的真定正是人才丛集之时。《行状》说“时皆知名士，嘉甫朝夕讲肆，遂得大究于《易》、《诗》、《书》、《春秋》，及关洛诸先生绪言”。这正好与真定的情况相符。比之于大多数寄居真定的金朝遗存下来的“知名士”们，高嘉甫的年辈应该比较晚，属于年轻人一辈。有了史氏家族的背景关系，又有“缙绅交章论荐”，于是便有了“世祖召见便殿”而嘉甫却不愿意出仕的一段情节。总之，忽必烈熟悉高嘉甫，并由此推恩到高克恭，必定与史氏家族的背景有关。《元史》载：“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第二年五月，拜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史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达到最高点[11]。推想忽必烈熟悉高嘉甫，很可能就在这一时间段里。
高克恭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也是以往的研究所不曾注意到的。《行状》称，高克恭先娶夫人曹氏，再娶夫人刘氏。曹氏的家世不详，至于续娶的刘氏，邓文原在《行状》中特意加了一句：“实为便宜公之孙。”
“便宜公”即成吉思汗的汉族近臣“便宜刘仲禄”[12]。1219年（己卯，太祖在位之十四年），刘仲禄奉成吉思汗之命，由乃蛮地出发，经1年多的长途跋涉，到山东诏请长春真人丘处机。1221年春，又陪同丘处机一行经1年多的艰险旅程，于1222年4月间在大雪山（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成吉思汗。刘仲禄的生平事迹后世知道的并不多，他的名声和事业主要同“长春真人西游”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析津志辑佚》“名宦”载，刘仲禄是马邑（山西朔县）人，蒙古军南下经略金地，他“逮策于上，因而获宠用”。[13]同书“刘便宜祠堂”条又载：
便宜刘公仲禄，事太祖圣武皇帝。帝（成吉思汗）方灭西夏，取中原，略定西域，兵威所至，无不臣服。旋师金山之西，乃命公以手诏迎丘真人于山东，持金虎符，长广尺余，使佩之。其文曰：“如肤亲行，便宜从事。”当是时，官制未定，故但称公为“便宜公”。[14]
足见成吉思汗对刘仲禄的亲任程度。刘仲禄后来的情况不甚清楚，只知道他定居在大都，元大都白云观的西北有他的祠堂。《析津志辑佚》“名宦”又载：“有孙，为名宦，有祠，在白马神祠之东，有公之故宅也。”
高克恭的续妻是刘仲禄的孙女，从这桩姻亲关系上，可以看到高克恭家族当时的社会地位，也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蒙元时代北方多民族社会里上层社会通婚关系的盘根错节。
《行状》说，高克恭兄弟凡5人，克恭居长，“平居于诸弟友尤笃，所丧弟孤婺皆衣食于公”。但在传世的高克恭《眠食安好帖》中，他自言有兄名高子安。高子安不一定是他的一母同胞，但可以肯定高克恭有一位兄长。
《眠食安好帖》，行楷书，纸本。文字见载于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之17。此帖当清末民初时犹存，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2“元人词翰册”条有著录。现在是否还在，不得而知。据缪荃孙说，这本“元人词翰册”曾是项子京（墨林）的藏品[15]。项氏是明代大名鼎鼎的鉴藏家，不仅财力雄厚，眼力更是超出时伦，故《眠食安好帖》的真实性应无问题。这是目前所知高克恭唯一一件传世书札，内容对探索高克恭的交游不无价值。札云：
克恭顿首再拜，仲实聘君先生阁下：别来伏想眠食安好为慰。区区辄有少渎。故乡刘光远先生饱学老成，今春留家兄子安处授徒，今江西何参政专书敦请到彼，拟廿四日卜行。特求大手作一序赠之，以见友谊。达望慨然，不胜感激，专容面谢。以既未间，仍冀为斯文自重。不备。克恭顿首再拜。九月廿二日堇空。[16]
这是一封请人代笔作序的普通信札，收信人应是元初杭州文人张仲实，是一位值得注意的南方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