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达
梁檀，明末清初山西太原的回族书画家，是一位品格高洁、精研教理的伊斯兰学者。
梁檀与傅山（青主）有很深的交情。傅山是清初山右遗民领袖，又是一代博学通儒，平生操持严正，不轻易品题人物，但独对梁檀推敬备至，对梁“自标一宗”的书画风格也有很高的评语。傅山的《霜红龛集》为我们提供了梁檀事迹的基本材料。作为书画家和诗人，梁的作品多已不传，仅有少量画卷和题画诗幸存于天壤间，这些遗迹，对我们探索梁檀的艺术造诣和胸襟风致，亦大有帮助。
一
梁檀，太原人，明末诸生出身。字乐甫，号不廛。别号甚多，见于其画迹的钤记者，有天外野人、石崖士、蒹葭主人、芦鹜居等。明亡以后，以诗画隐遁，自甘贫寂，不求仕进，并专心致志于宗教修持。梁檀之名能传之久远，与傅山对他的揄扬分不开。傅山曾写过一篇《太原三先生传》，举梁檀为“三先生”之一，而三传中以梁传用墨最多，写得也最精彩。为便于考察，兹将全传照录如下：
太原老诸生梁檀者，先回回人，聪慧人未曾有。工绘事，年三十许，前后殚精临摹古人山水、人物、花鸟、鱼虫，无所不造微，即不屑细曲，一味大写取意。然亦应人责，得意画极少。字不合格，而孤洁秀峻，径自标一宗，要无俗气。家亦贫，旧居南关，小斋傍水，号芦鹜斋。古书桐琴，独寤歌也三十四年间。
回向精奉其教主事，日夜忏悔，不敢散逸。山与同宿三五夜，以一床事卧山，自卧地上一席，山听之，终夜不睡，时时呵斥唤叹，如先生责让幼学者。山闻之起，深敬省，如闻晨钟，乃知其教之严净，非异端也。今七十矣，而奉其教不衰，可不谓用力于仁者哉！
傅山曰：梁君居芦鹜时，山恒以绘事访之，梁老辄叹曰：“有登天堂法不问，乃屑屑问此！”然谓山可与言，为山出其教青纸金书经，制度精净，为山讲之。然大概讲之，严克细微，颇近西洋天学，而复译辨之，非西洋学也，西洋似颇叛道矣。山敬之不敢议。斋壁挂青纸泥金画一副，法用小李，宫殿层复。指谓山曰：‘此天堂图也。’又画果树一幅，寓其教分布枝叶之相顾。壁间琴上有燕子结巢焦尾，山奇之，为赋《燕巢琴》一篇记之。出斋门而东，临所谓芦鹜溪者，青渺渺然，映带乎萧索门庭，山指顾曰：“梁伯鸾在其中哉！”遭乱后避居西山一年，有即事诗画手卷子，山未全见也。[1]
应该承认，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佳作，因其出自傅山之手而更具吸引力。
明清以来，回族产生过许多史传存名的人物，但具有鲜明民族与宗教标记的传记却很少见。本族人握管有术者颇不乏人，但往往耽湎于儒术及制艺之学，民族感情渐趋淡漠，其中某些曲学阿世之徒更不屑于为此。出自汉族士人之手的传记文字，一般很少涉及到传主的族属、信仰，以至我们要确认这一点时，常常须借助于其他材料的印证，借助于繁难的考证。傅山此传，梁檀的民族信仰彰明昭著，执笔人不但不回避传主的特殊信仰，相反，竟以显而易见的敬慕心情，描述了传主的信仰之诚和修持之严。这部分文字约占全传三分之二，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檀其人，而且也是研究明清之际北方伊斯兰教传播问题的重要史料。
从传文中不难窥见，傅山对梁檀的推敬之情可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是梁檀力求脱俗的书画见解与成就；中层是梁檀数十年“奉其教不衰”的宗教专注精神；其深层，也是用笔不多而寄意最浓的一层，乃是梁檀的隐士本色及入清以后甘守穷庐而不肯与时俯仰的遗民志节。这三个方面，除了信仰异趣之外，其他无不是傅山本人苦心孤诣为之追求者。在我看来，这篇传文之所以写得文情并茂，就是因为傅、梁二人思想志趣若合一契，傅山写梁檀，未尝不是在表彰遗民志节，阐扬自己所苦苦追求的精神境界。
我们不妨逐层作点分析。
以绘画言，梁檀的画风，“即不屑细曲，一味大写取意”的风格，也是傅山本人的画风。傅山作画也以写意见长，他喜作山水，“皱擦不多，邸壑磊落，以骨胜”[2]。偶尔也画墨竹松石之类，很像他的草书，“卓然尘表，不落恒谱”[3]。也就是说，经常是率性而作，表现笔墨意象，并不以出规入矩、状物写实为能事。所以一般认为傅山是以书家而兼画家，是以书法的运笔之道描绘自己胸次中的块垒，仅寄其形状于山水花鸟而已。传世的《江深草阁寒图》最能体现他这一精神[4]。
与傅山不同，梁檀曾潜心临摹古人作品，山水、人物、花鸟、鱼虫“无所不造微”。这表明他走的是“专业画家”的路子，并在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笔墨功底之后，才由工细造意一变而为大写取意。作为画家，他很可能以此为生计之补，故不能不多有应酬敷衍之作，“得意画极少”，亦可反映他懒得追逐俗名的落寞心境。壁上的“天堂图”是值得注意的。这可能是一幅“克尔拜图”，傅山说是用唐李道昭（小李将军）的青绿山水法画成，则可能是梁檀亲笔所绘，证明“一味大写取意”的梁檀，同样能画金碧辉煌式的工细山水。中国画家以青绿山水画法画“克尔拜图”，见于记载者，梁檀似乎是第一位，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在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史上，都值得记一笔。总之，在丹青之道上，梁比傅更专长些，傅自言“山恒以绘事问之”，表明傅在绘画上请益于梁。邓之诚先生曾说：“梁辈行既高，为青主所敬事，且数从问画，知青主之画，实出于梁而微变之。”[5]这一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
说到书法，颇以此道睥睨古今的傅山，对梁的字也有很高的评语。他说梁“字不合格，而孤洁秀峻，径自标一宗，要无俗气”。以傅山的标准而言，这个评语给得相当高，等于说梁的字已入“脱俗”之境。何谓“脱俗”？傅山有自己的界定，或者说有他自己特定的审视角度和评品标准。傅山在其著名的《家训》中还曾谈到梁檀的书法。其云：
梁乐甫先生字，全不用古法，率性操觚，清真劲瘦，字如其诗，诗如其人。品格在倪瓒之上三四倍，非人所知，别一天地也。[6]
这段评语与传文中的评语基本一致，只是进而由字论诗，由诗论人。称梁的“品格”更在倪瓒（云林）以上，并特为点出：“非人所知，别一天地也。”这些话蕴义深曲，如不加以剖析，则很容易让人感觉傅有偏爱溢美之嫌。
傅山在明清之际的书坛上卓然一家，他尤以书论严刻著称，有人譬之如“老吏断狱，严而少恩”。概括起来，其特点主要是两点：一是反对柔媚流俗之体，力主苍遒古拙，不拘体式。他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7]的著名观点，对清代书家影响很大，实际上开了清中期以后勃然崛起的阮元、包世臣及晚近的康有为等尊碑派的先河。二是他论书最重人品，重名节，毫不隐讳其因人论字的倾向。最典型、也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他对赵孟（子昂）书体的一段议论：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无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有气运，不独文章然也。[8]不赞赏赵字的某种熟媚习气，这并非傅山独家之论，明清间持此论者往往有之，至于露骨地提出“薄其人，遂恶其书”，“熟媚绰约自是贱态”，这是前无古人之语，而实际上已超出论书的范围，其政治寓意十分显豁。
赵孟頫是不是一个大节有疵的人，他的字是否真有腼颜事仇的“贱态”，这类说法流布甚广，本值得认真讨论，但显非本文所应涉及者。仅就傅山上面一段评语而言，平心而论，我以为是有失于偏颇的。而问题在于傅山是清初遗民群体中的中坚人物，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他本人坚定不移的民族与政治立场，使他的艺术观蒙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鲜明的反异族统治意识。于是，以宋室诸王孙身份入仕元朝的赵孟頫，便成了他痛加指斥的对象，其弦外之音一听便知。与此相应，他对梁檀书法所给予的崇高评价，也具有因人重字、以字论人的倾向，所谓“脱俗”，所谓“全不用古法，率性操觚，清真劲瘦”等，是评字，也是评人，其中寓含着对梁檀品格的赞赏与认同。
傅山认为梁的品格甚至在素有“清高绝俗”之誉的元末画家“倪瓒之上三四倍”，“非人所知，别一天地”。这是一个意味幽深、耐人寻思的评语。我以为这里面可能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傅、梁二人在遗民立场上志同道合，有很深的政治隐情，无法公诸笔墨，在这方面，傅以为梁比之为躲避乱世而遁迹于湖山的倪瓒来高出多了[9]。其二，指梁的宗教信仰和修持。与倪瓒相比，倪瓒固然颇具清雅绝尘的飘逸风格，但终究脱不了落拓文人的习性，而梁有始终如一的宗教追求，二人精神世界迥然有别，这就是“非人所知，别一天地”的底蕴。
梁具有很深的汉文化修养，但他又是虔敬专一的穆斯林，其信仰之诚与遵行之严，使傅山大受感动。由“其教之严净”，得出“非异端也”的结论。令人感慨的是，当傅山以丹青之道频频请教于梁檀时，梁却劝说这位名播海内的大儒接受“登天堂法”，并取出“青纸金书经”——《古兰经》——为傅山宣讲，使傅山对伊斯兰教有了一定的了解。从“严克细微”的评语，“深敬省，如闻晨钟”“敬之不敢议”的态度中，都可以窥见傅山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和心态。这当然同尊重梁檀本人是分不开的。在梁檀影响之下，傅山成为明清之际南北大学者中唯一一个对伊斯兰教作出中肯评价的人。这不同于黄宗羲对回回历法的研究，因为黄宗羲仅限于一隅之学，而并未涉及对整个伊斯兰教的评介[10]；更不同于顾炎武对回回的诋毁。以顾氏的宏通博大，竟针对回回民族讲过一些非常偏隘的话[11]，我以为这同长期形成的隔阂与陈见有关，如顾炎武也结交过梁檀一样的回回人物，他的观点肯定会大为不同。
梁檀虽然是前明诸生，但似乎国变以前就过着摒绝仕念、超然物外的隐居生活。他住在太原南关傍水而筑的芦鹜斋中，以古书桐琴为伴。“日夜忏悔”，凡30余年，傅山比之若东汉的隐士梁鸿（伯鸾）[12]。这一比喻，除见于前引梁檀传文外，还见于傅山《题梁乐甫画》一诗中，诗载《霜红龛集》卷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