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辉
2001年是女革命烈士郭隆真殉难70周年。70年前的初夏，即4月5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反帝反封建的战士，回族人民的好女儿郭隆真和一批革命志士，在济南千佛山下英勇就义。70年沧桑岁月，虽是“弹指一挥间”，但祖国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烈士们的遗愿实现了，革命胜利了！今天，社会主义的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地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仍有艰难险阻、重重难关。因此，我们还必须继续发扬先辈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去克服重重关隘，争取现代化的新胜利。郭隆真就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一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又名嵌、林一等。1894年4月11日出生在直隶省（今河北省）元城县（今大名县）金滩镇一个封建绅士家庭。父亲郭荣桂祟尚维新，是一个思想开明的读书人，致力于教育，业余行医，喜济贫病者。他也是郭隆真的启蒙教师。在父亲的影响下，郭隆真从小就反对缠足，喜爱读书，并在她的强烈要求下，终于获得了同哥哥一起上学的机会。郭隆真除念老师教的书外，最感兴趣的是阅读那些描写古代女英雄的小说，听父亲讲维新派和民主革命的故事。特别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巾帼英雄秋瑾的故事，她那浑身侠肝义胆、为争取女权、为了中国民主自由而壮烈牺牲的故事，使郭隆真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其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都纷纷举办新学。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郭隆真的父亲在金滩镇办起了一所新式小学，但只收男生，不收女生。郭隆真即向父亲提出应办一所女校。一心想走教育救国道路的郭荣桂，欣然同意了女儿的意见，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独树一帜，以女儿郭淑善的名义在自家北院办起了元城县第一所女子小学校，这大概是当时河北平原农村中的第一所女子小学。学校经费由郭家自出，年仅15岁的郭隆真担任教员。学员除她的妹妹淑文及侄女外，她还走访邻里与亲友，鼓动说服叔叔、伯伯的女儿们也来上学。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学习新课本如国语、算学、修身、历史等之外，还教学员们一些反封建礼教的歌谣。这样的学校，就封建礼教来讲，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因而受到社会上封建遗老遗少的讥笑和讽刺，但郭隆真并不泄气，反而更加努力奋斗。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消息一传来，郭隆真也和父亲一样高兴万分，办学的决心更大了，他们挥笔写下了这样的歌谣，贴在大街上：
然后，她又到各家去宣传、劝说，讲女子走出家门念书的道理。这样办了3年，学生发展到30多人。学校在县里有了名气，也引起了社会上进步人士的重视。1912年5月，直隶省学台到元城县视察办学情况，发现了这所女子学校，对郭家父女大加赞扬，并将这所学校迁往县城，改名为“红石桥女子高等小学”。郭隆真也被送到天津直隶北洋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师）读书。
1917年，郭隆真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一事，也轰动了大名县。先是郭隆真在13岁时，就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一个地主老财的杨家，其夫比她小六七岁。郭隆真一开始就不同意这门亲事。她那时正在上学，就以中途不能辍学为由，一再推迟婚期，借以拖延，并向婆家提出，允许她出门读书，毕业后再回来结婚，否则就退婚。婆家只好答应。郭隆真冲破第一道封建枷锁，离家去天津求学。为了躲婚，她长期住校，连假期也不回家。到1917年她到女师读书的第四年，父亲病逝，因母命难违，为了给家庭解脱责任，郭隆真暂将愤怒埋在心底，假装答应与对方结婚。但出嫁那天，她不改学生装，坐上“亮轿”（即将轿子门帘敞开）。到了婆家门，她自己下轿，出人意料的在大堂上向贺喜的人们讲演起来：她控诉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不合理，宣传男女自由恋爱的新思想，并表示不同意嫁给这个男人。把一个举行封建结婚仪式的场所变成了一个宣传妇女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课堂。这一“叛逆”行动，使在场的客人们都惊呆了。有的人嘲笑说：“杨家娶来这个洋学生，像个疯子。”还有的骂她“败坏了郭家的门风”。这些郭隆真并不在乎，还向生气的婆婆和丈夫讲了自己不愿意跟他们过日子，请他们另外娶亲的道理。就这样郭隆真机智、勇敢地反抗了这不合理的包办婚姻，第二天便踏上了继续求学的路途。
在女师学校里，她衣着朴素，态度爽朗大方、待人和霭可亲，同学们都喜欢接近她。特别是知道她同封建婚姻作斗争才取得读书权利的情况后，对她更加敬重了。郭隆真入学后，先是上简易师范班，再上预科以后才正式考上师范本科第八级，所以在校时间较长。女师虽是直隶省最高女子学府，但在1919年“五四”前夕，学生们却被周围的高墙和门口那高大的影壁与外界隔绝开来，她们过着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使人十分厌恶。为国家命运担忧的郭隆真，再也安不下心来读书了。她曾对当时在淑贞女校读书的妹妹郭淑文说：“现在我才懂得，从家到天津，如同从一个深渊到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我们无聊地活着干什么？不当亡国奴，就是舍生取义，宁愿舍生取义，也不当亡国奴！”有着一颗赤诚爱国之心的郭隆真，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寻求救国的真理。
二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一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震撼了全国。消息传到了天津，郭隆真和邓颖超等女师学生，立即起来响应。5月5日，郭隆真等召集各班代表开会，她在会上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并列举一些国家人民沦为亡国奴的惨痛教训。她慷慨陈词说：“国难当头，妇女应该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提出了“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并提议组织妇女爱国团体。她的演讲赢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接着各班代表邓颖超、张若名、郑季青和女师附小的教员李毅韬等，都相继起来发言，一致赞成郭隆真的意见，决定联合各女校，甚至女教师、家庭妇女等共同进行斗争。5月25日在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人的发起下，联络中西女校、高等女校、普育女中、竞存女校、贞淑女中等校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在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开会，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到会达600多人，其中有60多岁的老太太，也有十三四岁的女学生。会上，群情激奋，一致表示：要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会上还推举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张若名为评议部长，郭隆真、邓颖超为讲演队长兼评议委员，郑季青、王天麟为总务委员。会后，她们在市内各处宣讲所、民教馆及公共集会场所，甚至到郊区农村进行讲演，宣传救国真理，宣传争取妇女解放、男女自由平等、反对包办婚姻等合法权利。为了扩大影响，“女界爱国同志会”还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联合举行爱国大会和示威游行。6月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广场开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向直隶省长曹锐请愿，要求他代电北京政府，下令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收回青岛权利，拒绝巴黎和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在郭隆真、刘清扬等的带领下，全体出动。她们整齐地排列在金钢桥畔的省公署对面，迎接学联请愿大队，并在公署门前坚持斗争达4个小时之久。人们赞扬她们说：“似此高义薄云，虽巾帼而愧煞须眉矣。”6月9日学联在河北公园召开天津各界公民大会，进一步动员全市各界人民进行抗日爱国斗争，到会市民达2万余人，女界爱国同志会是主要发起团体之一。郭隆真、刘清扬等率领全体会员到会，加上其他团体的妇女达八九百人之多，她们负责演讲台和维持秩序等工作。他们和学联讲演团一道，分别在会场上所设的20多个讲演台上，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
在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中，郭隆真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战友们，深入各个家庭，劝说妇女们不买日货，并亲自推销国货。她和邓颖超等还将讲演队员们分成若干个十人小组，上街宣传，甚至进入各商铺、茶馆讲演，规劝商店不要贩卖日货，也劝民众不要再买日货，提倡国货。由于她们的讲演生动，致使“两旁观者如堵”，道路不通。她们还演出话剧《木兰从军》，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正如她的战友刘清扬回忆所说：“郭隆真的讲演是极为沉痛，激动人心。她的讲演在民众中影响越来越大，她的群众关系越来越密切，同志们都昵称她为‘郭大姐’。”为了进一步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掀起抵制日货的浪潮，6月18日由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等30多个团体，170多个单位，共同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日货等。会后郭隆真等即于6月22日召开了“女界爱国同志会”，指出抵制日货的意义，提出“应以女子为首倡”的建议。之后，郭隆真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员们，深入各商栈，检查日货，调查奸商的阴谋活动，同他们作坚决斗争。
1919年8月，山东济南镇守使兼戒严司令马良秉承北洋军阀政府的旨意，声称“我是回人，先从自己开始。要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悍然下令捣毁了“回教救国后援会”等爱国团体，枪杀了该会会长马云亭和朱春祥、朱春熹3位回族爱国领袖及一批爱国青年和群众。这就更加激起了山东及全国人民的愤怒。消息传到天津，郭隆真和马骏、刘清扬等，义愤填膺，率领100多回汉青年到回民聚居地区进行宣传，揭露马良杀害回族爱国同胞的罪行，并动员回族群众在清真北寺召开大会，声讨马良一伙的暴行。郭隆真在会上批驳了天津反动当局诬蔑参加学生运动的回族积极分子是“叛教徒”、回汉青年在一起是什么“回汉混杂”等无耻谰言，严正指出：“说什么天下教友是一家。为什么身披‘教友’外衣的马良却杀害了回民领袖马云亭等人？这分明是欺骗人民的迷魂药，是挑拨回汉团结的阴谋。”大家看清了卖国贼马良的嘴脸，当即将马良为清真寺题写的“认主独一”的匾额取下来，砸个粉碎，表示与回奸划清界限。其他清真寺的回民也闻风而动，集会声援山东回汉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同时，天津各界联合会，为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公推郭隆真、刘清扬等10人和山东、河北、唐山的代表赴京，以联合北京学生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8月23日清晨，代表们来到新华门总统府门前，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卖国贼马良。总统徐世昌不仅拒不接见，反而动用军警来驱逐请愿代表，并将郭隆真、刘清扬和瞿秋白等25名代表予以逮捕，关押在北京警察厅。警察厅厅长常朗斋是回族，企图利用民族感情对她们进行分化拉拢，让她们悔过给予释放。郭隆真、刘清扬严词拒绝说：“你们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还照样进行爱国活动！”
请愿代表的被捕，激起了京津各界人民的愤怒。天津先后派出马骏和周恩来为首的两批代表，会同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抗议示威。反动当局迫于全国各地抗议的压力，于8月底将郭隆真、刘清扬等代表全部释放。
代表们回到天津后，在郭隆真和周恩来等人发起下，于1919年9月16日在草厂巷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成立了“觉悟社”。参加的有马骏、邓颖超、刘清扬、张若名等男女各10人共20人。会上通过了由周恩来草拟的10项决议。这个团体以“实行文化运动”“要求教育改革”“男女社交公开”，作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现行办法，规定这个团体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决定出版《觉悟》杂志。这是我国早期青年革命团体。它冲破封建世俗，打破男女界线，团结奋进，努力研究各种新思潮，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核心力量。9月21日，李大钊同志即应邀来天津给社员们讲话。他热情地祝贺“觉悟社”的成立，对她们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共处一堂，议论国家大事称赞为“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并谆谆教导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杂志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正如刘清扬在回忆录中所说：“遵照（李）大钊同志的指示，我们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新思潮了，记得我们曾分组研究过‘白话文学’、‘学生的根本觉悟’、‘工读主义’、‘妇女解放’等有关新思潮的问题。”特别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战后的妇人问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在她们中间竞相研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