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联络女星社社员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等人积极筹办《妇女日报》。《妇女日报》于1924年1月日正式出版。母亲任《妇女日报》总经理，李峙山任总编辑，邓颖超和周毅任编辑员。《妇女日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抨击压制妇女的封建礼教和制度，探索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它的出版“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母亲主持《妇女日报》的工作，并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她认为妇女解放问题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才能彻底解决，提出：“女子解放问题，要求得完全美满的彻底解决，乃是根基于全社会的组织。所以现社会制度一日不推翻，女子问题，便一日不能得到完全美满的解决……”在列宁追悼会的讲演中她进一步指出：“经济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也必不能彻底解决。”她还主张“讲求优种，限制生育”，提出：“我主张限制生育是应与整理家庭并行的事。与其多生而不能养不能教，不如生得少，养得好。能如此，体格知识两方面必都可以有长进。”她强调说：“限制生育是今日一种当务之急，是不可疑的。”她大力提倡列宁的“切实”精神，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在《答沈克思君》一文中说：“我在欧洲三年所受最大教训在于：做事必须脚踏实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是一个切实主义者……解决现在中国问题，必须是与中国现状的特别方面，若只知道抄袭成方，岂不大大犯了幼稚病？”她强调说：“如果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我便反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20年代能提出这样的论点是难能可贵的。
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三大”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母亲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参加大革命的斗争。1924年春，母亲由党组织派往广州，参加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年5月，随李大钊同志到苏联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情况。
1924年冬，母亲又被党中央调回上海，参与筹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作为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1925年春，到北京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常务委员。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为了加强左派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领导，建立了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母亲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妇女部部长。任职期间，她在团结各界妇女、发展进步力量、宣传中共的主张、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开始大肆逮捕爱国人士，3月26日发布通缉国共两党48人名单，第一名是李大钊，第二名就是刘清扬。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母亲和李大钊以及国共两党的机关，只得搬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进一步加紧镇压革命党人，北京全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尽管苏联大使馆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母亲等人从未间断工作。她们通过地下活动方式与外界保持联系，继续坚持斗争近1年之久。
1927年1月，母亲接到中共中央妇女部通知，调她到武汉工作。当时，她要想离开苏联大使馆，时刻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为了执行党的指示，她决定冒险出去。这时，恰好国民党中央派康新之来京找李大钊商议工作。康新之表示愿意掩护她离京南下。一天晚上，她乔装打扮，由康新之的夫人和妹妹陪同乘坐小轿车从大使馆东门冲了出去，由她们伴送她到天津，随后踏上南下的轮船，转道上海奔赴武汉。
到武汉后，母亲先后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妇女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妇女部部长等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至此，蒋汪合流，共同反共，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革命转入低潮，母亲退出国民党。这时她正怀孕（此前，由于到处奔波，不止一次流产），在白色恐怖万分严重的复杂情况下，不久也脱离了共产党。
倭寇悍然侵我土 巾帼岂能不动容
30年代初，父亲在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母亲已经生了我和姐姐（张立丽，后改名刘方明）两个女儿。我们住在清华园，本来可以过比较平静的生活。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不但强占我东北三省，又步步进逼我华北等地。母亲耐不住心头怒火，重新踏上政治舞台，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口守军奋起阻击，重创日军。母亲团结各界妇女成立北平妇女抗日救护慰劳队，开展抗日救援工作。她在清华大学教授夫人和家属中开展募捐活动，并组织她们缝制棉被、棉袜送往前线，使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深受鼓舞。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进一步吞并华北。为了抵制这一阴谋，北平大中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12月9日上午，父亲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四人，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算是组成一个临时公开指挥部，看着游行队伍行进。母亲虽然没有参加示威游行，但她时刻关注学生的爱国运动。这年除夕，清华学生守卫队顶着凛冽的寒风守护学校的大门，她不忍看着学生挨冻，随即进城买了4件大皮衣，以备值班学生夜间御寒之用。1936年1月4日，清华大学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同学在操场集合，整装待发。母亲冒着严寒赶来，和同学们一一握手，满怀激情地说：“现在是到了我们该干事情的时候了。”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北平各界妇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成立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妇救会”）。关于妇救会主席的人选，党组织考虑最好由刘清扬来担任。作为一个曾被军阀政府通缉又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密切注意的人物，母亲这时出来公开活动，势必有一定危险，但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她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挑起这副重担。
1936年1月12日，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召开了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由母亲主持。会上选举母亲为妇救会主席，郭见恩为副主席。妇救会的骨干有北平几所大学的女生领袖和各界知识妇女曹国智、王振华、夏英、孙文淑（杨秀峰夫人）、张晓梅（徐冰夫人）、劳君展（许德珩夫人）等。在妇救会出版的《北平妇女》创刊号上，刊登了北平妇救会的宣言。宣言指出：“过去的妇女运动，只限于争参政自由，现在是到了更高一层的阶段，是要和男子一样负起争取民族解放的责任来。……妇女痛苦的解除，须到民族解放的时候，积极地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是我们妇女真正的出路。”
按照妇救会的宗旨，她们组织各界妇女，开展募捐活动，为抗日战士制作卫生药包，派代表到前线慰劳；还举办救护训练班，组织妇女学习抢救伤员、包扎护理知识，为参加战地救护作了各种准备。母亲以极大热情投入了这些妇女爱国团体的工作。她还奔走于平津之间，积极参加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和北平各界救国会的活动，协助天津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
那时我和姐姐，一个六七岁，一个八九岁。母亲过于繁忙，无暇顾及我们的冷暖和学习，但是一有机会，就向我们讲述日本强占东三省、妄图亡我中华的野心，向我们灌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她不止一次带我们去女青年会和妇救会的朋友们一起为前方士兵制作卫生药包。有一次，她带我们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一个文化界座谈会，会间她把我抱到一把椅子上，让我向大家高声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坐飞机去打日本！”就这样通过一个孩童之口表达了全国老弱妇孺一致抗日的决心。母亲在一天忙碌之余，有时晚饭后坐在清华园宿舍前的广场上，教我们唱抗日救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感人的曲调至今还常常缭绕在我的耳边。在这动人心弦的歌曲中，浸透了母亲对祖国的爱并把这爱国的种子播进我们幼小的心田。1937年3月8日，母亲带我们姐妹俩到女青年会礼堂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在会上让我们和另一个名叫程欣的女孩登台合唱了救亡歌曲。这个场面在第二天的《北晨画刊》上就登了出来。这份画刊我一直珍藏着，作为母亲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纪念。
国民党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大举镇压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之后，于1936年年初，又开始对广大知识分子狠下毒手。2月29日清晨，军警突然包围清华大学，抓捕爱国学生和进步教授。两个全副武装的宪警闯入我们家，把我们两个孩子和一个保姆堵到厨房里，在屋子里乱搜一通。当时我父母都不在家，他们扑了空。后来他们在城里先逮捕了我父亲，接着又窜到我们城里的家。母亲傍晚回来，一进门就发现家里有便衣侦探。她机警地说：“我是来找人的。”便衣冷笑道：“你四处活动，我们还能不认识你！等你大半天了，跟我们走吧。”母亲厉声质问：“我抗日救国，犯的什么罪？你们也是中国人，就不该爱国吗？”便衣显得有些狼狈，就转了口气说：“我们已经把张先生带进西城侦缉队了，现在只要你去跟他对证几句话，完了就放你回来。”母亲不理他们，回身向家里人说：“别信他们，我是不会很快回来的，你们不必怕，我们为了爱国被捕，又不犯法，迟早是要放我们的。”母亲先被押到侦缉队，后来又转到京师警察厅拘留所，最后被关到陆军监狱。在从拘留所转到监狱的前一天，一个姓邓的把母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她说：“我是你哥哥的朋友，你有什么家务、财产要嘱托的，我可以帮助料理。”母亲泰然地说：“家里财产是张家的，我无所求。我只有两个女儿，张家也还有人，可以照顾。如果她们的父母因救国有罪而死，也会有爱国朋友把她们抚养成人，继承她们父母遗志的。”听了母亲的话，邓掩面落泪。
母亲被关进陆军监狱时，监狱的院子里，男女“犯人”都被箍上脚镣。当她吃力地走入女牢，难友们表现出同情和悲愤的神色。母亲反而风趣地说；“男人能戴脚镣，为什么女人就不能戴？没关系嘛。在这里倒实现了男女平等哩！”在监狱里，她不断地鼓励难友们要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还为我们姊妹俩做了两个书包，在书包的两面，分别绣上了“丽儿”“玳儿”（我们乳名的昵称）、“狱中的母亲作”，一针一线浸透了母亲对女儿的思念之情。父亲和母亲等爱国人士被捕后，党领导广大群众展开紧急的营救活动。当时年仅19岁的大姐张亚丽自告奋勇，只身到南京请冯玉祥将军出面主持公道。冯玉祥即派邓哲熙到北平任陆军部军法处长审理此案。邓哲熙对母亲说：“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只要讲出来你受谁的指使，保证以后不再鼓动妇女运动就没事了。”母亲理直气壮地说：“爱国之心人皆有之，我受良心的指使，誓死不当亡国奴。我干的是爱国运动，如果法律判定爱国有罪，那就听便；如果爱国无罪，那就放我，我出去照样干爱国运动。放不放在你，我是无罪可认的。如果我为爱国而死，也是我的光荣。”
母亲在监狱里关了近3个月，经多方营救，于1936年5月22日获释。她回到家里匆忙安顿了一下家务，便立刻赶赴上海参加5月31日开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联合会常务委员。7月初，又回到北平，继续参加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平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基础上，1937年2月，在北平成立了包括7省市在内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会由杨秀峰、张友渔、邢西萍（徐冰）、张申府、刘清扬等5人负责。张申府被推为总务长，刘清扬分管组织工作；主要干部有肖敏颂、刘文哲（刘导生）、王春裕（董毓华）等。联合会的任务不仅是做抗日宣传，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联络更多的人民团体，成立了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援当时对敌作战的二十九军。石驸马大街的红十字会成了妇女救护慰劳队的集中地。北平妇女救国会一方面派出妇女救护队到永定门抢救伤员，一方面协同北大学生组织担架队，并在北大三院大礼堂设立了临时伤兵医疗站。当时我们家（西城学院胡同甲二号）则作了同二十九军保持联系、互通情报、分派工作的联络中枢。直到28日夜，母亲还守在电话旁等待消息，并给各方工作队准备第二天的任务。午夜两点钟，突然电话铃响了，二十九军张参谋长在电话中说：“刘先生，不必准备了，二十九军已经开始撤退了。”这阴沉的声音好似一桶冷水浇到母亲的头上。她痛楚地感到，国破家亡的危险已近在眼前。这是她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最大的震动和打击。这天夜里，她辗转沉思，最后毅然决定远离亲人，到抗战大后方去参加救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