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社十分重视扶持人才，马连良善于识才，更能诚心育才。当时许多初入菊坛的十几岁的青年演员，由于幸遇马连良，无不在马连良的点拨、指导、推崇和精心策划下，得以一举成名，较早地脱颖而出。如叶盛兰、袁世海、张君秋、王吟秋、李玉茹等。马连良甘为人梯，从大局出发，努力培养后学，绝不压制新人。如此无偏无私，在京剧界里广为人们称道。倘有真知，学人皆应如此。
由于扶风社人才济济，马连良革新步伐更快。当时报纸评论极多，有的称赞他：“极聪明，又肯卖力，做派动作均甚漂亮。”并客观描述他演出盛况：“其新戏、旧戏重排者甚多，每一贴出即满。”当然也有批评意见：“演于天津，观众谓其胆大妄为……”
马连良率领扶风社知难而进，没有退却半步。他在1936年第三期《实报半月刊》上，在题为《演剧近感》之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在梨园界，是一个胆大妄为者，常常把戏装和唱腔，杜撰添些花头，太不顾人家诽笑了……我听吴幻荪君说，戏剧艺术表演，是重个性的，我国古谓性灵……我颇引为同情。”
马连良在文中公开承认自己是个“胆大妄为”者，并不顾及别人诽笑。因为他认识到了艺术创造必须个性化，而墨守成规永远是艺术创造的桎梏。他继续写道：“创造谈何容易，须把古人精华融为己有，然后另辟新机，才是真创造。不然兴出来的不如古人，说什么创造呢。我自忖天赋和功力，去古甚远，所以抱定了主意戏剧要复古，因为古人研究的奥妙，我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和表现。反过来戏曲含义要取新，不要让他失去戏曲原义，能辅社教，使他有存在的价值。”
马连良的创新，绝不是背离戏曲本体的乱加花头，而是回归本体，以复古而求新变。马连良对于艺术传统的崇拜而不迷信，创新而非弄潮，这一艺术体验值得认真研究。今日戏曲舞台某些新戏，编导者对戏曲本体知之甚微，拿来西方现代戏剧某些手法，强迫二者成婚，推上舞台确实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在“玩文学”之后，“玩戏曲”又复登场，令人深感不安。马连良70年前的这篇短文，谁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让人感慨万端。
马连良受传统文化熏陶，有同情心，富于正义感，在同行中口碑甚好。每有济贫赈灾义演，马连良从不落后。及至新中国成立后，艺培戏校（即北京戏曲学校前身）成立，因经费短缺，无法开学，又是马连良慷慨解囊，才使第一期的学生得以按时入学。至于同行中，他同样是轻财仗义，恤老怜贫。
马连良塑造的一系列舞台形象，虽是个性有别，但都有着传统美德的共性，体现着善良忠诚、坚贞不屈、嫉恶如仇的民族精神。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侵占了我国东北。在全国抗日热潮风起云涌之际，马连良将旧本《万里缘》改编为《苏武牧羊》，刻画了一个陷于虏阵、守节不移的爱国英雄的形象。1938年，日本侵占了华北，全面抗战如火如荼。马连良将山西梆子《反徐州》移植改编为《串龙珠》，正面歌颂了反抗异族压迫的正义斗争。《串龙珠》上演之后，立即遭到日伪的禁演。马连良处在日伪在华的统治中心北平，排演这类民族意识强烈的剧目，甘冒风险，实是出于民族义愤。禁演之后，他继续争取上演，甚至到当时伪满演出，仍然把《苏武牧羊》《串龙珠》作为主要剧目送给观众，其心可鉴。
然而一桩历史公案，使马连良后半生备受折磨。1942年正是全民抗战最残酷的年代，在沦陷区奴役与抗争更为激烈地进行。这年“伪满”的奉天（沈阳）有人邀马连良为“回教文化学院”筹款，赴东北义演。马连良几次受邀，出于虔诚主道与真挚族情，终于应承。岂料这一善举给他后半生带来沉重灾难。这是不少处在族教事务之外的、热心的回回文化人常有的遭际与无奈。
日伪在扶风社启程之际，强加给扶风社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演艺使节团”的头衔，使节团任务是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演出。这既无事先商议、筹划，又无任命和必要文书，纯粹是个政治阴谋，无非是借助于马氏名声，以达到宣传“中日满三国亲善”、欺骗世人的目的。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与日伪勾结遭到严厉斥责。北平当局为了转移视线和榨取钱财，便将马连良作为汉奸进行审讯迫害，直到他家财耗尽才无罪开释。
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有预谋的政治陷害，却由于传闻不实，无人详加考证而久久误会着一个不谙政治的艺术家。我的上述评说，非是翻案文章，而是重作钩沉，重现历史真容。伪满建国于1932年3月1日，日伪称之为“三一国庆节”。马连良这个所谓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的使节团抵达东北已是10月下旬，距离“三一国庆节”已有8个月，焉有8个月之后，派使节祝贺“国庆”的道理。如此与事实相悖，实在荒唐，而在弄权者那里，只是略施伎俩。
马连良遭受国民党迫害，有加无已。为了避祸谋生，于1947年离开北京赴上海演出。因身心两疲，健康状况日下，1948年冬赴香港治病。由于全国解放，此后便困居香港。1949年在香港先后拍摄了《借东风》《打渔杀家》《游龙戏凤》三部舞台艺术片，旦角为张君秋，在这极其珍贵的电影资料中，能见到马连良的病容难掩。尤其从《打渔杀家》萧恩的形象里，我们看到了马连良的英雄无奈、精神潦倒的内心世界。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天才艺术家，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下，通过梅兰芳先生的联络，由有关部门于1951年10月1日将马连良秘密接到广州。此时马连良已是天命之年，作为人民的艺术家，他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
1952年7月1日，马连良受到了周总理亲切接见。总理对他拒赴台湾、毅然返回大陆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他继续努力把自己的艺术奉献给人民。并对他赴伪满演出一事给予实事求是地分析，希望马连良不要为这件往事背上包袱。十年来马连良始终在误解和压迫下苦熬岁月，周总理这番谈话，才使他抖擞精神，从此挣脱了无形的精神镣铐。同年8月建立“马连良京剧团”。作为民间剧团却积极参加各类无偿的招待演出和纪念演出，1953年更主动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回国之后参加各种庆祝演出，慰问演出更多。
1955年他与谭富英、裘盛戎组建北京京剧团，任团长。以后又有张君秋、赵燕侠参加。角色齐整，珠联璧合，马、谭、张、裘、赵当属国内京剧名家强强组合的最佳阵容。这些艺术家同台献艺，不讲头牌二牌，不分角色大小，不计名次先后，而是互相谦让以艺为先，以戏为重。马连良更是起着表率作用。在《秦香莲》戏中，他扮演王延龄，在《状元媒》中饰吕蒙正。虽是配角，却表现出极强的敬业精神。从而印证了“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一戏剧格言。如此大家，甘作绿叶，至今传为佳话。德艺双馨，于马连良当之无愧。
为了培养接班人，北京京剧团成立学员班，马连良亲自授课。1962年出任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校长，视徒如子，百般关爱，教艺育人。在他的带动下，北京戏专日新月异，成绩斐然。
在这期间，马连良排演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大红袍》《赵氏孤儿》等优秀剧目。1964年全国现代戏会演，不甘落后的马连良参演了《杜鹃山》，以后又参演了《南方来信》《年年有余》。
马连良一生在艺术追求上以创新为目标，紧紧把握着内向的精益求精，外向的跟上时代。1960年在提倡“海瑞精神”的政治背景下，马连良为了跟上时代，他请吴晗创作了《海瑞罢官》，自己担任主角。由于剧本质量不高，演出后反应平淡。岂料6年之后，政治阴谋家们借着这出戏，掀起了一场历史风暴。一出极不成功的《海瑞罢官》被搬上政治舞台后，却产生了至烈至大的轰动效应。它使神州震颤，更使不少人在互为地狱中丧失了自我。沿波溯源，多少演出，能有如此风光。《海瑞罢官》堪称千古一剧。回回海瑞、回回马连良，重合为一，共历沉浮，应是发人深省的历史奇观。
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饱受折磨之后病逝，享年65岁。默默而来，个人必须沉重地活下去；默默归去，则把一切沉重留给了生者。血泪浸透的沉重的怀念往往会击痛麻木，激活信念。这也许是马连良留下的最好的遗产。
1978年8月30日马连良得到平反昭雪。隆重地举行了安葬仪式，而送入墓中的是骨灰。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江总书记英明指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京剧艺术是民族文化瑰宝，中华民族不朽，它会永远拒绝死亡。
优素福·马连良在物换星移中愈见辉煌。无须为他立起一座丰碑，那总是有着人工斧凿的痕迹，他身后应是一股清泉，汩汩不绝，潺潺远去，不用风搅波涛，不用落红妆点，只是给善饮者留下无穷的回味，给大地滋润出无限春绿，给回族后人留下心痛的沉思、扬眉的远眺……
马连良少有心计，性格执著、率真，这既成就了他艺术生命的喜剧，也造成了物质生命的悲剧，是才俊不见容世者，多是深融于历史。弘一大师李叔同临终绝笔“悲欣交集”，似可作为马连良大师一生写照。
举世敬仰的艺术大师马连良，是我们回族的真正骄傲。
2001年4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化部召开马连良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后，改定。
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文化大师李德伦
李佩伦
国际著名指挥大师，中国交响乐之父，回回民族的文化巨匠阿卜杜拉·阿齐兹·李德伦先生于2001年10月19日零时39分归真，享年84岁。
噩耗传来，眼前一片茫然，泪水难禁，仿佛失重般，使我坐立难安。
我与李老交往是在1988年，当时为了成立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奔走上下，几至心衰力竭，锐气全无。恰是得到了奈比勒·丁峤、伊斯玛尔·李超和阿卜杜拉·阿齐兹·李德伦等文化前辈的支持，才终于在1988年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使这个命运多舛的穆斯林文化学会得以成立。
回首，无愧无悔，只是堪伤。李超于1995年1月21日归真，享年81岁。丁峤于同年8月11日归真，享年71岁。如今德伦师又走出幻象，回归于真境。放眼开来，回族堪称大师者，除相声泰斗马三立外，又复有谁？12月8日马三立大师举办了告别演出，笑声不绝。细细咀嚼，不免苦涩，作为回回人，心底更多的是失落……
德伦先生和我的名字只是一字之差，无意叨光或有人以为兄弟者，总不免解释一番。同是回族，同是生于北京，恰又是生长在古都南城，因而每每交谈，操着京腔，沉浸在城南旧事中，那一番回忆，如今成了最是情浓的回忆，李老去了，而城南的城市改造，也已荡尽了京风京韵。
燕赵回回人，大都是随着燕王扫北，自南京而来。更有人考证来自南京水西门外二龙岗（或称二郎岗），而李姓回回北徙至德州后，沿运河东直抵沧州，生息有年，便又北迁。我的祖上于明代中叶为护卫京师落户于昌平县，而李德伦祖上于清末才迁入北京。我曾和他谈起这段历史：循着这支离破碎的历史足迹，或许是同宗？两个人都为此会心一笑。
李德伦生于1917年6月6日，不久辫帅张勋在城南发动兵变，拥戴废帝溥仪，实行复辟。段祺瑞等组织“讨逆军”，此时，前门里外，等同战场，李德伦在襁褓中听到的是枪炮声声。
李家为官宦之家，结交的尽是上层人物，如孔祥熙、马福祥、赵尔巽。李家位于珠市口南鹞儿胡同，向北为大栅栏商业区，其间中和、庆乐、三庆、开明及第一舞台等剧院日夜锣鼓喧天。鹞儿胡同往南则是天桥，既是消闲去处，又是下九流混迹的藏污纳垢之所。李德伦生长于斯，堪称出淤泥而不染。至今，我仍残存着城南习性，而从李德伦身上不见分毫。
父亲请来一位秀才教专馆，他和姐姐及妹妹，既学学校里国文之类，也学习《论语》《孟子》《诗经》等旧学课程。闲暇时，老师教他们对对子。李德伦年岁虽小，往往出奇制胜。我曾为云南沙甸写过一副对联，后请他代笔，准备留给故乡西贯市清真寺。李老见后，便和我商量重为修订。我俩一番斟酌，终于由他写下了这副对联，我才深知他的古文根底。
我的原作是：
改定后为：
其中“沧海纵横凭经训”化用了我的一首自勉绝句中的一句。
李德伦13岁上中学，中学里良好的艺术教育和音乐环境，为他一生从事音乐艺术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和进步学生及党组织接近，确立了他初步的政治信念。“一二·九”运动及一系列抗日救亡的斗争，使李德伦走向了成熟。1936年李德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他考入辅仁大学，他少年时期掌握小提琴、钢琴技艺得到了发挥。大量时间学习音乐，并参加学校乐队，有了更多实践机会。与此同时，李德伦作为主要负责人组织地下学习活动，传播进步思想。这个读书会成了党的外围组织，培养了不少青年，以后投身于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成为了骨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