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发元 肖 芒
当代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学人，提起91岁高龄的纳忠先生，都情不自禁地表露出敬佩和仰慕，他是中国第一批留学埃及的学者和中国阿拉伯语正规教学的开拓者，作为一个毕生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学富五车的回族大学者，他在教育和研究两个方面都是硕果累累。
凡与纳忠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和蔼的态度、清晰的思路、渊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及丰富的语言所吸引，尤其是他一生酷爱的中国式对襟布衣、布鞋的朴素穿着，使人无法联想到他曾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及现代文明最早渗人的非洲大都市生活过整整9年。他说阿拉伯语时，连埃及人都误认为他生长在开罗，但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说汉语时仍是浓浓的昆明腔。
纳忠在开罗完成学业后，完全可以进入主流社会，享受丰厚的准学者的生活，但他那种炽热的爱国之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危亡的祖国，他在开罗得知日本侵略中国，便作为留学生的骨干，参与组织、发动留学生及爱国华侨进行抗日宣传，肩负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并怀着一腔热血在日本飞机轰炸昆明的隆隆硝烟中回到了故乡昆明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种优秀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他坚韧的性格、睿智的思想、卓越的成就、高尚的情操。
阿拉伯国家非常神秘，研究阿拉伯历史文化的纳忠先生也充满了神秘，他的身世和经历，他的思想和成果都是一个个谜的组合，让我们一起解开这一个个谜团，走近纳忠。
就学清真寺
1910年，纳忠出生在云南省通海县（原河西县）纳家营。纳忠的中小学生活大部分是在清真寺度过的。清真寺上学不收学费，既可念经，又能读书。纳忠所进的永宁清真寺和南城清真寺都是赛典赤·赡思丁主滇时兴建的，历史悠久。几百年来，这两所清真寺培养了许多回族学生，有的成了大阿訇；有的远渡重洋，朝觐求学。以清真寺为主的经堂教育，弥补了国民教育的不足，尤其是为贫苦学生提供了一条求学之路。然而，勤奋好学的纳忠随着年龄的增长，已不满足以经书为主的传统经堂教育，他渴望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于是去报考法文学校。
昆明法文学校是法国人创办的，当时的校长葛尔田是法国人。纳忠分在初级班。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不久就跳级升到三年级的中级班学习。法文学校有一项规定：每天考一科试。每周平均成绩第一名的当班长。第一名坐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最后一名坐在最后一排座位的最边一个。纳忠成绩好，经常当班长。
校长葛尔田不懂中文，但特别喜欢研究云南回族的历史，常请翻译带他去找人请教，并把收集到的资料译成法文，寄回法国发表。纳忠的中文老师李粤芬是读八股出身的文人，古汉语底子厚实，他写的对联还被刻在昆明有名的大观楼内。他见纳忠聪明伶俐、知识面广、勤学好问，就让他帮着收集资料，说是校长安排的任务。纳忠把阿訇们的口授内容记录下来交给李粤芬。李老师很少改动就让高级一班的学生译成法文，交给葛尔田。
纳忠收集到的资料一方面供给来南城寺访问的中山大学的老师、民族学家杨成志；一方面供给葛尔田。葛尔田靠李粤芬、纳忠等师生收集的资料及自己的采访，以清末云南回族史为主线，完成了《云南回民》一书，1927年用法文在越南河内出版。
纳忠在法文学校读了两年西洋式教学法的书，还差两年便可毕业。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得不使纳忠离开学校的事。一天，在操场上，赵老师与葛尔田发生了冲突，葛尔田两拳头打在赵老师的胸口上。倔强的赵老师大声喊叫：“我的学生，你们出来，校长打人了！”顿时，全校200多名学生蜂拥而出，见状都十分愤慨，当即罢课。纳忠和一些同学到一家茶馆聚会，商议如何痛斥葛尔田，决定向当时国民党外交署请愿，让法国人离开或关闭这所学校。同时，草拟罢课宣言，揭露法国人的奴化教育。纳忠被推荐为这份宣言的撰稿人，所写的稿子，有的层层上报，有的见诸报端。他们的行动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葛尔田迫于压力，只得撤走了。
这次罢课、抗议、请愿活动是纳忠第一次参加的社会活动。抗议活动结束后，他不愿再受法国人的气，离开了法文学校。
纳忠离开法文学校回到家中无事可做。南城清真寺的田家培哈吉与纳忠的父亲是同乡，听说纳忠闲待在家中，就来劝他回南城寺继续读书，并告诉他几所清真寺联办的学校已发展成了一所高等中阿并授学校。纳忠又回到南城清真寺读高中。
从1923年至1931年，纳忠先后在法文学校、南城清真寺高等中阿学校、明德中学学习了阿拉伯语、法语、汉语以及数学、植物学、生物、卫生、绘画、体育等课程。汉语启蒙老师是著名学者马聘三老拔贡和中年学者李芳伯，主要学《四书》及其他一些古文。两年多的时间，纳忠共学了从汉代到宋代的100多篇经典古文，而且几乎都能背下来。纳忠在此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每周必不可少的作文课和写一副对联，使他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
纳忠上高等中阿并授学校后，便开始学习写作，他首先投稿伊斯兰教的刊物，如北京的《月华》、天津的《伊光》、广州的《天文学理月刊》等。之后，又向云南的《西南日报》投稿。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一篇不太成熟的游记。纳忠将稿子直接寄给主笔，没想到几天后就发表了。当然，文章多处是被加工修改过的。纳忠见自己的稿子成了铅字，兴致更高。他又连续投稿10多篇杂文及游记，都被一一采用，当他斗胆向上海的刊物投稿时却屡遭退稿。碰了几回钉子，纳忠一气之下，干脆写了一篇不自量力的评论，对大文豪郭沫若的一篇小说，评论了一通，观点颇为偏激。稿子寄到上海开明书店的《开明周刊》，未想到，文章竟然发表了，还寄来1元钱的稿费，并来信希望他继续投稿。18岁的纳忠喜出望外，他又写了3篇感想式的评论文章寄去，也都发表了。
1929年年初，云南回教俱进会成立，办了一份刊物《清真铎报》。两名老师、纳忠、纳训四人作为编委。第一次编务会决定第一期出刊由纳忠负责，经费自筹。
《清真铎报》创刊伊始，稿件基本是由几个编委写的，纳忠的第一篇文章是《论回教教育》。随着读者群的扩大，稿源越来越多，云南各地的回民，甚至省外都有来稿。纳忠主持办了16期，撰稿40多篇，10余万字。
1931年1月，云南回教俱进会组织选考留埃学生，纳忠被选上。年底，5人的留埃学生团组成，除纳忠外，还有护送人明德中学训导主任沙儒诚老师、沙甸人马坚（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保送）、张子仁和林仲明。
离家的头一夜，纳忠心乱如麻，通宵未眠。1931年11月9日，天蒙蒙亮时，纳忠全家人已开始张罗，家里的空气凝重，仿佛他一去不复返。大家眼里闪着泪花。纳忠忙着收拾行装，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来安慰家人。母亲哽咽着叮嘱道：“好好去吧，路上事事要小心，莫挂念家中。”话未说完，就再也讲不下去，转过脸，不停地拭着眼泪。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和顶梁柱，只是催促纳忠上路，没有说一句儿女情长的话。纳忠咬咬牙迈着沉重的步子跨出家门，到了大路口，忍不住回头看了母亲一眼，只见母亲和抱着次子的妻子仍站在门前一动不动，依依不舍地用目光为他送行。父亲和弟弟陪着纳忠快步奔向昆明火车站。
车站上已经聚集了许多送行的人，各清真寺的教长、亲朋、同学也先后来到车站。“丙辰事件”唯一幸存健在的90余岁的马敏斋老人也蹒跚着走来了，纳忠一阵惊喜，一个箭步跑上去搀扶着老人。老人颤抖着紧握住纳忠的手，清晰地说：“纳子嘉，你此次能出去真不容易啊！到埃及后要好好学习，别辜负众人的期望。”纳忠连声回答说：“一定努力，一定好好学……”说着说着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无情的时光催促着远行人，火车快开了，留学生与送行人一一握手告别，口中不断地说着：“色兰（安好）”。上了火车，马敏斋老先生还靠近窗口，再一次叫着纳忠的名字：“子嘉，路上小心，在埃及好好学。”纳忠流着热泪鞠了一躬说道：“敏翁放心，我走了。”随着长鸣的汽笛，火车徐徐开动了。纳忠看着月台上一个个后移的人影，但始终未见父亲、弟弟。在车站上话别时，他竟没有注意到老父亲，现在开始惭愧了。火车越来越快，纳忠的眼睛虽然看着车窗外不断变幻的景物，但脑子里却萦绕着过早衰老的父亲、依门吸泣的母亲、翘首含泪的妻子，他心里仍在想，到底该不该扔下二老、妻儿、弟兄作这次无期的远行。
留学埃及
40多天的漂泊，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地方。几位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引起了当地新闻媒体的兴趣，当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到埃及留学，学生们答道：“穆圣说过：‘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现在我们要说：‘知识虽远在埃及，亦当求之’”。
爱资哈尔大学位于开罗市东南方，旧学制授课在爱资哈尔大清真寺内进行，该寺是埃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位于校园内。寺堂很大，二三十根大圆柱支撑，每根柱子旁边有一个很高的椅子，老师高高地坐在上面讲课，许多科目的课程都在这里讲授，有时，一门课同时有两个老师在这里开讲，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老师，喜欢听哪个老师讲的，就席地盘腿坐在他椅子前的地毯上，围成半圆，仿佛开讨论会。老师讲课时，学生随时可以提问和辩论，气氛十分轻松。平时，学生不考试，只是每年年底的规定科目大汇考时才统计成绩。
学校派了一名叫穆罕默德·扎夫扎菲的教师负责强化他们的阿拉伯语。开始学习时，采用中学高年级的正式教材来练习发音、听力和会话。扎夫扎菲上课十分认真，一丝不苟。一个音发不准，他就数十遍反复领读，直到准确为止。上课时，纳忠常常思想开小差，扎夫扎菲老师看到他心不在焉的样子，就问他：“你的心到哪里去了？”纳忠说：“我的心在中国。”老师不仅没有生气，还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可爱，反而更喜欢他。纳忠见老师如此耐心，深受感动，开始努力学习。尤其是发音练习，每天纳忠都把所教的字母和生词读到准确为止。宿舍里有个小厨房，5个中国学生自己做饭吃。纳忠主动承担了买菜的差事。在菜场上他可以学到地道的阿拉伯语。
纳忠在补习阿语时，晚上时常到大清真寺听圆柱课，主要学习古典阿拉伯语语法。两年不到，纳忠的阿语基本过关，他又选择了历史、地理等圆柱课。
纳忠听说新学制部的课较有现代意识，便和马坚商量一起去听。新学制部分设宗教原理学院、法学院（开设历史、心理学、文学、语法学等课程）、文学院。无论新、旧学制都必须学历史。旧学制学院的最高文凭是“学者”，其次是普通大学文凭。“学者”必须由埃及最高教育委员会批准才能授予，要严格地通过12门课程的考试。这种考试制度类似中国的科举考试。埃及学生一旦获得“学者”及“普通”两个文凭，便可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纳忠还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去处——埃及国家图书馆。该图书馆面积很大，藏书十分丰富。在老师的帮助和担保下，纳忠办到了图书馆的借书证。在那里可以查阅各类书刊，还可以把书借回去慢慢读。
拜访名师是纳忠课外学习的另一条捷径。纳忠的挚友，叙利亚同学约瑟夫主动帮忙介绍了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学者——穆罕默德·法里德·瓦吉迪。瓦吉迪的学识为世人公认，被誉为“埃及哥德”，而他的知识完全靠自学获得。
纳忠去拜访他，他说，他从没有接触过中国人，他对中国古老的文明有着很好的印象。纳忠有礼貌，有教养，师徒一见如故。临走时，这位大学者就将自己编的《20世纪大百科全书》签上名送给纳忠，还送了一本他注解的《古兰经》。这么多的书，纳忠一人是拿不回去的，只有请约瑟夫帮忙。约瑟夫有点嫉妒了。他说，他与大学者认识了几年，从未得到赠书，为何一见纳忠就送这么多书。
虽然瓦吉迪答应辅导纳忠，但实际上真正成为他的学生是很难的，因为他很忙，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很少。纳忠去拜访了几次瓦吉迪，都因他有要务未能见面。他每天会客的时间是固定的，下午4点～5点，多一分钟也不行。5点整准时走出大门，不管话是否讲完，客人是否在屋里。他有腿疾，走路时总要拄着拐杖。纳忠发现他有走出大门后沿着宽阔、平整、绿树成荫的人行道独自散步的习惯，惊喜无比，觉得这是接近大学者的最好时机。
一天下午，大学者从家中出来散步，在大门外等待了多时的纳忠鼓足勇气走上去，有礼貌地叫了一声大师，上前搀扶他。大学者很高兴，同意纳忠提出的每天陪他散步的请求。从此，纳忠每天利用这段时间向大学者求教，从未间断，一直持续了1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