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填补了阿拉伯历史和文学的空白。成了衰败、动乱时期阿拉伯的火把，照亮了他们的心胸，让他们忆起过去的光荣而发愤图强”[2]，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广泛传于欧亚大陆，被译为多种文字，有的故事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20世纪初，《一千零一夜》开始在中国流传，最早有人据英文版汉译为《天方夜谭》，文言节余，一度流行各地。因此，某些人幽默地把《天方夜谭》作为虚无缥缈的代名词。纳训先生翻译《一千零一夜》，在质量方面有很大的突破，超越了前人。他的译文根据开罗前进学术出版社1907年所翻印最负时誉的巴格达版本，并参照贝鲁特天主教出版社1928年版本，内容大同小异，则择善而从，直接译自阿拉伯原文，基本全译，反映《一千零一夜》的全貌。40年代初，译成了两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五册出版，译文约50万字。
1947年，纳训先生由埃及归国，担任母校——昆明阴德中学校长。继又主编《清真铎报》，利用这个宣传阵地，配合蒋管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运动，以实际行动反对内战，同时针对当时口旅穆所林内部残存的某些陈规陋俗，毫不留情地给予批判，切中时弊，表现了他无畏无私的革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纳训先生应人民出版社之约，重译《一千零一夜》，1957年出版了三卷。次年，他被选派为“中国朝觐团”译员，随团飞往麦加，归国途中又访问了巴基斯坦。
1960年，纳训先生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主要任务是全译《一千零一夜》，从事他喜爱的工作是他最大的幸福。可惜，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翻译被迫中断。国与家息息相关，国遭厄运，危及全家，大女儿去内蒙古插队，次女和小女儿去了纳家营，妻子遣送回云南玉溪，他则下放湖北。一家人天各一方，牵肠挂肚好不凄凉。
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压抑的折磨，纳训先生的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健康每况愈下，经常咯血。直到1973年以后，他与妻子儿女才陆续回到北京，家庭的逐渐安定使他又兴致勃勃地重操旧业，夜以继日地伏案翻译，争分夺秒，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全部脱稿，共约200余万字。1985年，《一千零一夜》六卷集全部出齐，50年辛苦不寻常。这既是呕心沥血的结晶，也是中国翻译卷帙浩繁之世界文学名著的一项重大成果。
如果说，1890年中世纪阿拉伯诗人蒲绥里的长诗《盖绥迪·布尔德》（衮农颂）由阿拉伯文汉译为《天方诗经》，马坚先生强调：“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这个尝试是相当成功的”[3]，《一千零一夜》则无疑是继《天方诗经》之后，又一“相当成功的尝试”。在中国文艺的百花园里，又从“天方”移植来一株亭亭玉立、绰约多姿、富于异国情调的奇葩，使中国广大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标志中国与阿拉伯传说文化的新进展，划时代的里程碑，也是中阿两个对世界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古老民族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同时，填补了当代回族文学的一项空白。
《一千零一夜》问世后，由于它离奇神妙、曲折无穷尽的故事情节，拥有最广泛的各阶层读者，一直是畅销书。北京和湖北先后两次印刷，每卷印数都达10余万册，有的地方还供不应求，向隅者大有人在，买不到书的外地读者常给纳训先生写信，要求译者帮助购买。昆明知名人士龙泽汇先生和他的子女们都喜欢阅读这部名著，他趁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机会，登门拜访纳训先生，要求代购一套。这位龙先生曾担任国民党军队军长率部起义，对云南和平解放作出一定贡献，纳训先生亲自签各赠送一套，表示对这位起义将领的敬意。
纳训先生还翻译了《古兰经的故事》，中华书局已排印，“文化大革命”狂风乍起，便付诸东流。据说原纸型至今仍在，也许是林松先生等编译的已问世，避免雷同，因而直到纳训先生逝世前还没有出版。《宁夏画报》特派摄影记者进行人物专访，在画报上发表了一组图片作专题报道，真实生动地记录下纳训先生辛勤笔耕的生活情景。
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每年暑假离开宁夏，取道北京南行探亲，往返都以纳训先生之家为“中转站”。他们一家总把我当远方归来的亲人接待、关怀备至。盛夏时节，他夫妇俩和三位女儿挤进内室的两张大床，而将外间的床榻让给我。彼此都盼望一年一度的京华聚首，尤其在“大雾弥天，饕蚊肆虐”的日子里，夜晚在他红星胡同旧居小院挥扇纳凉，促膝畅谈，一吐胸中块垒，度过不少难忘的夏夜。
其次，我提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撰写了《清代云南回民起义》与《西北回民的反清斗争》两本小册子，有人阅读后认为基本正确地反映了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较之某些问世的同类历史小丛书，并不逊色。然而由于内容涉及民族与宗教问题，当时，一般人视为“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劝我不要急于抛出，避免引火烧身。而今拨乱反正，极左路线已不得人心，也许可以出头露面了。此后，他主动替我奔走联系，向中华书局“历史小丛书”编辑推荐，据来信“已排上了队”。可是编辑组仍似乎心有余悸，又以“自负盈亏”，怕赔本为由，通知退稿。
据后来纳训先生的二女儿尔谦告诉我，当他父亲接了电话后，亲自去编辑组取回，回家封好，又亲自上邮局挂号寄还，叮嘱我好好保存，终会有问世之日。他之所以不让儿女代劳，恐怕她们姊妹乘车途中粗心大意，将我的这两份手稿丢失。切切真挚情谊，令我感激不已。
1983年，杜渐先生发表《书海夜航》一文，其中提到：“近日台湾世界书局印行《新译一千零一夜》，译者叫成伟志，共四小册，有杨家骆写的序《一千零一夜》，文中说三年出齐。可是对照之后，发现这台湾版《新译一千零一夜》，并非新译，只是盗印纳训的旧译，而且一字不易，这样的新译实在少见。”[4]纳训先生读后，并不计较剽窃和侵损了他的版权，而是遗憾台湾印行的是他早已废弃的旧译，译文粗枝大叶，水平过低，连他自己都不满意。今大陆出版的全译六卷，较旧译大有提高，他只希望祖国早日统一，《一千零一夜》全译本能成为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财富”[5]。
纳训先生临终前数年，健康情况不断恶化，但他一边治疗一边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他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编译了《一千零一夜》儿童版，于1986年问世，为新中国儿童提供了一份饶有兴趣的读物。上海人艺准备将“阿里巴巴与四十强盗”故事改编芭蕾舞剧搬上舞台，请纳训先生指导，他不顾劳累反复阅读剧本，提出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足见先生治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纳训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可是他为中国与阿拉伯传统的文化交流，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一千零一夜》也是一条纽带，紧密地将中阿两个伟大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翻译家纳训先生也和这部名著一样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1]纳训译：《一千零一夜》（6）译后序。
[2]纳训译：《一千零一夜》（6）译后序。
[3]马坚：《影印〈天方诗经〉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4]纳训译：《一千零一夜》（6）译后序。
[5]纳训译：《一千零一夜》（6）译后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