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人
汉人之转化为回回，这在历史上是回回民族形成、发展的诸因素之一。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伊斯兰教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起到了转化和媒介作用。这种情况在东北各地回族中不乏其例。如沈阳戴氏回族，其先人本为汉人，原籍山西洪洞县。嘉靖十三年（1534年），戴氏高祖移居沈阳，其后与当地阿訇相交甚笃，遂改信伊斯兰教，成为回回穆斯林。沈阳回族《戴氏宗谱》记载：“吾高祖号济贫公，与一缠头僧相契，缠头僧敬佩吾高祖忠爱之志，而劝之言曰：公利民之心与古教济贫之意同义也。希吾高祖退佛门而入古教，称西域回回。吾高祖自斯即为回回之称耳。”[38]从此，戴氏后裔世代操守教门，与当地回回互为婚姻，逐渐加入回回行列。嘉庆末年，戴氏与杨氏、赵氏等姓回族捐资修建沈阳清真东寺。今天其后裔散居东北各地，繁衍成为回回望姓大族。可见，这种因历史上各种因素促成的回汉通婚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回族队伍的发展壮大。
（三）维吾尔人
东北回族历史来源中的维吾尔人成分，大多是在清代由新疆发遣到东北后加入回回行列的，这与清代维吾尔族人民反清斗争有着密切联系。有清一代，新疆维吾尔等族人民反清斗争烽火连绵，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清朝除武力镇压外，还将一些参加起义的维吾尔族群众发遣到边疆。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平定准噶尔阿睦尔撒纳之乱后，清政府曾将一批役属于准噶尔的维吾尔人发遣到东北，指导呼伦贝尔驻防索伦、巴尔虎等八旗兵丁从事农耕。《清高宗实录》记载：“据副都统瑚尔起奏称，呼伦贝尔地方，连年亢旱，牲畜亏损，兵丁生计萧条，游牧处水泉甚多，请于新降之塔哩雅沁回人内，约派百余名前往，指导兵丁引水灌田。”[39]文中所谓“塔哩雅沁”，系额鲁特蒙古语“农民、耕种者”之意，历史上专指准噶尔汗国时期被强制迁移到准噶尔地区，特别是伊犁一带从事屯田的维吾尔人，他们大多参与了阿睦尔撒纳叛乱，叛乱平息后都被解往肃州安置。史载：“解往肃州赏给官兵为奴之塔哩雅沁回子甚众”，乾隆遂“令陕甘总督拣派一百名，约五六人给车一辆送京，兵部亦照此办给，送往呼伦贝尔。但回子百名，并家口即有二百名，一时遣往，恐米贵难以支持，请将其妻子暂留齐齐哈尔，支给口粮，侯秋获后陆续遣发，先将男丁送往，每人给籽种官牛及冬裘龚具等物，与索伦、巴尔虎等通力耕作”[40]。其后，清政府考虑到呼伦贝尔驻防索伦等旗丁“原以打牲为业，若使伊等专习耕种，恐日久本业俱忘，于边境无益”，遂“将遣去回子撤回”，安插在齐齐哈尔[41]。嘉庆十九年（1814年），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玉努斯“邀功捏报”案牵连甚众，其中有阿布都拉及缘坐家属数十人“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42]。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五月，喀什噶尔维吾尔人孜牙墩“纠约滋事”，事发后嘉庆帝“命刑部查明逆回孜牙墩案内缘坐家属，其原发热河者，著改发黑龙江；原发密云者，著改发吉林，交该将军分别安插”[43]。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利用喀什噶尔事件纠众犯边，煽动维吾尔族人民反清。翌年春，清军大举入疆，迅速平息张格尔叛乱，其中有40余名维吾尔人被发遣到黑龙江，最后只有18人抵达发遣地。据调查，被安插在齐齐哈尔的有黄夫努达姆、古努巴里、苏来玛里、乌尔德滚等数人，现在当地回族中就有他们的后裔[44]。
这些以发遣方式迁入东北的维吾尔人，基本上与维吾尔族反清斗争相始终。一般情况下，他们多在齐齐哈尔、吉林、盛京等城随旗当差，为披甲旗丁之奴。按照清朝有关律例的规定：“缘事发遣黑龙江等处者，三年后，悔罪改过，即入本地丁册，挑给钱粮”[45]。因此，以这种方式迁入的维吾尔人大都留居当地、落籍安家。由于伊斯兰教信仰的相同和生活习俗的某些相似，使得他们与当地回族往来关系较为密切，这给他们与回族通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加速了他们融于回回的历史进程。如清代被安置在盛京内务府回子佐领内的维吾尔人，长期与当地回族杂居、通婚，至清末已基本上转化为回回，并大多随从回族改用汉姓。现据《奉天通志》的有关记述，将其简列表4如下：
此外，清代还有少量的柯尔克孜、撒拉等族穆斯林被发遣到东北。如平息张格尔叛乱后，清政府曾将裹进叛乱的柯尔克孜首领阿仔和卓等数人，同维吾尔人一起“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46]，他们后来也同维吾尔穆斯林一道融入东北回族之中。这些穆斯林成分，无疑也是东北回族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随着东北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联系日益增强，自元代以来许多回回相继来到这里定居，他们落籍久居、置产立业，建立寺院、修建墓地，逐渐凝结成为一个民族整体，就其历史发展的源流来看，呈现了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历史上迁居东北回回队伍的发展壮大，与当时政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元初辽阳行省设立之际，始有首批回回迁入东北，其后一些回回官宦家族因各种因素落居东北，成为早期东北回族来源组成部分。入明之后，锦州、辽阳、沈阳等地逐渐发展为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而吸引了许多回回相继迁入。清代以来回回移民东北开始步入高潮，各地回族所建清真寺明显增加，其足迹遍及东北各地。确切地讲，元明两代东北回族的早期活动中，政治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后回回活动则是经济因素居于主导地位。
第二，历史来源相当广泛。不仅有元代以来陆续由中原各地迁入的回回官宦、商人、屯田户、流民和宗教职业者等，也有从陕甘、云贵、江浙、四川、新疆等地迁入的回回，同时还有大量的蒙古、维吾尔、汉等民族成员加入回回行列，成为东北回族来源的重要构成之一。如1940年齐齐哈尔清真东寺一份迁墓台帐所记载的22位亡人，就分别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四川、北京等省区，计有丁、于、尹、王、申、白、任、安、米、何、吴、李、周等13个姓氏[47]。足见东北地区回族来源之地区及其成分的广泛程度。
第三，从迁徙流向上看，回回大多沿着河流和交通线逐次北向进入东北腹地，落籍于交通便利、宜于农耕的江河冲积平原或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城镇。此外，无论在城镇抑或乡村都有回族聚居，但总体而言，城镇人口较多，乡村人口较少；聚居者多，散居者少，形成别具地方特点的以城镇居住为主的“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格局。
[1]《元典章》卷33，15。
[2]《明史·西域传》。
[3]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2。
[4]《元史·世祖本纪》。
[5]《元史·世祖本纪》。
[6]《元史·成宗本纪》。
[7]《奉天通志·职官志》，民国23年刊本。
[8]《元典章》卷33，15。
[9]该碑解放前出土于沈阳市中央大街，现收藏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碑文载于《满洲金石志稿》和《承德县志》。
[10]《沈阳文史资料》第8辑。
[11]《冯氏家谱》“谱序”，乾隆四十二年撰本。
[12]《铁氏家谱》“右录·铁氏遗迹考记”。
[13]《锦县志》卷二十《宗教志》，民国9年本。
[14]《任氏家谱》“序文”。
[15]寺坊又称教坊，本是回回人聚居区域。历史上回回人迁徙所到之处，除与汉人杂居，往往大都在清真寺周围聚族而居，自成街巷村落，这种居有定处，便称为寺坊。
[16]李树基等：《锦州伊斯兰教》，载《锦州市志通讯》，1984年第2期。
[17]《沈阳县志》卷13《宗教志》，民国6年本。
[18]《辽阳县志》卷26《宗教志》，民17年本。
[19]《大清会典》卷166，光绪本。
[20]《盛京通志》卷23，乾隆元年本。
[21]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5《兵防》。
[22]《九台文史资料》第1辑。
[23]《宁安县志》卷四《氏族志》。
[24]《清高宗实录》，卷1440，第619、693、903页。
[25]《伊通县乡土志》，伪满康德四年铅印本。
[26]《吉林新志》，伪满康德元年铅印本。
[27]缪学贤：《黑龙江》，民国2年版，第17页。
[28]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6。
[29]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6。
[30]赵尔巽：《黑龙江通志纲要》，第33页。
[31]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6。
[32]西清：《黑龙江外纪》，卷8。
[33]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6。
[34]《脱氏家谱》“谱序”。
[35]《明律》卷6。
[36]马达等：《回族在河南》，《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37]穆德全：《回回族源考述》，《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38]《戴氏宗谱》“谱序”。
[39]《清高宗实录》，卷1440，第619、693、903页。
[40]《清高宗实录》，卷1440，第619、693、903页。
[41]《清高宗实录》，卷1440，第619、693、903页。
[42]《清仁宗实录》，卷286，第585页。
[43]《清仁宗实录》，卷286，第585页。
[44]《黑龙江省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58年铅印本，第3页。
[45]《清高宗实录》，卷1440，第619、693、903页。
[46]《清宣宗实录》卷160。
[47]齐齐哈尔清真寺所藏，1940年清真义地迁墓理事会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