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它的方剂自成体系。如果将那些佶屈聱牙的药叫做“民族药”（即便译出来是汉医的常用药），将那些如陈皮、良姜、雄黄、丹皮、白矾等叫做“汉药”，那么，仍然还难以判断后者中有些究竟是吸取汉医的，还是采用了同一药物的汉名。但是，仅从现存3卷的446剂来看，其中主要开列的还是民族药。这就说明，《药方》的方剂已经自成体系。再就方料的调制来看，又会发现它大多以蜜为主，这似乎同汉医没有多大的差别。然而在“先知的处方”中对阿拉伯的药物炮制，蜜的使用都是十分突出的[17]，所以清代伊斯兰学者刘智便将它同水、乳、果浆、花露总结为摄生的“五饮”之一[18]，反映了对药物调制的民族习惯。另外，按常情来说，同一病症的处方，往住因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思路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作者的思路则主要实现了他的“民族思路”。例如，在卷三十的《难花马准》和《微列知马准》等方剂中，作者曾切言它们的“壮阳”之功，然而其用药配伍却同汉医对此症的处方迥然不同。综上概述，可见《药方》的方剂自成体系，是无可置疑的。
第四，它还有着奇特的用药和疗法。在用药方面，如伤科中概用葡萄酒而不像汉医多用黄酒，这显然又是出于民族习惯。但是作者根据其民族医疗传统，竟然以蜜蜂窝、磨盘尘、磨刀水、鹁鸽粪、马驴粪（烧灰）、古墙中和泥的草节儿、阿西马尼地方的地面泥，甚至混堂的垢腻、狐狸肉煮水等等均入之于剂。至于许多偏方，如将蝎虎捣烂吸刺，嚼韭敷伤止血，以蛛网擦伤口和以人发、纸、线烧灰止血等，至今也仍然为回民所袭用。在剂型和制剂方面，如“马准西里撒”竟开列120味，并详述其炮制服用之法。在剂型中，除了丸、散、膏、丹以外，还有汤、煎、油、汁以及末子、饼子等。其中，“饼子”在宋、元时代的汉医方书中已多有记载，明代以后则较少见，因而据此也可以作为推究作者著书年代的参考。在治疗方法方面，除了以擦、贴、拓、搭、渍尤其嚏、嗽等施治外，还有尘药、沙疗、火针、热水蒸浴、坐冷水降温、咂血、放血、滴鼻、挑掐、烙疗（封闭血管）、香料排液、伤口填药棉、药吸签刺，以及锯钻碎骨并锉平，使用灌肠袋、三角巾、止血带、腰椎骨折枕垫、甚至以水抹涂以细查纤毫骨裂纹、以鸡翎管为芯用纸捻垫鼻，从而使患者通气以治疗鼻骨骨折等，真是“千方”“百计”，奇妙无比。其中关于“伤损从身外着重入身及因跌磕有伤”的手术，尤其陈述详备，对止血带的使用，则较法国外科大师阿·巴瑞（A·Pare）的使用提前约两个世纪，对三角巾包扎和枕垫也创造了最早的记录。至于咂血、吹鼻、滴鼻、挑掐，特别是各种放血等，至今仍然为回民所广泛使用，往往能收奇效。
第五，它的某些理论和学科又具有其独特性和完整性。在《药方》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四体液”说，认为血、黏液、黄胆、黑胆是维持人体生命的四种基本物质。这四种物质一旦失调，便会引发疾病。因此，《药方》常常提及的润、恶润、黄疾、脓水、湿、浊等，便可能都是四体液的失调转化。这种理论，显见得与汉医的“五行说”不大相同，反而与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四元质”论有关。因为这种哲学的人体论认为，“此身乃水、土、火、气”[19]，人体是“集气、火、水、土之精”[20]而成的。可见，《药方》中独特的“四体液”说乃是一种阿拉伯的医学理论。至于《药方》中某些理论的完整性，既见之于发病学，也见之于《折伤门》。前者一方面论及致病的外因是气候、情志、饮食、起居、创伤和中毒，另一方面又论及病理因素是体质、继发病因和病变部位，因而在治疗上便将对症施治和辨证论治相结合，也重视治本和治标。在《折伤门》中，作者完整地论述了软组织损伤、骨折和关节脱臼三种创伤，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原因发生机制、诊断和治疗，对一些合并症也有所涉及。这就较完整地包括了古今伤科的内容，有些治疗与现代医学毫无二致。
以上略述，说明《药方》不仅只是临床实用，而且涉及基础医学、医学继承与发展、方剂学、外科手术理论，甚至还涉及民族学和民俗学的领域，是颇值得研究的。
四、《回回药方》的价值
在《药方》尚未正式出版以前，笔者有幸得阅陕西专家的校点初本。虽然门外窥医，难得其旨，但上述特色本身便反映出其价值。如果再从回族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着，则其价值还可以指出如下几点。
首先，就其著述来说，它应是一本在回族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医学专著。因为从明代以来，由多族素[21]在中国土地上形成的回族，已经逐渐地大量吸收了汉文化。于是在医疗领域，也就以汉医体系的疗法为主而进行诊治，同时也出现了属于汉医医疗体系的回族中医。早在明永乐年间，伟大的回族航海家郑和7次远航，其船队中的医官医士多达180余人，除了由太医院选派之外，还有被征聘的如常熟、松江汉族名医匡愚和陈常[22]。这就说明，即使其中有回族医生，看来还是按照汉医疗法治病的。以后，明清两代各地回族中医辈出，到了本世纪以来，如活动于京津的赵炳南（1899～1984年）和哈荔田（1911～1989年），行诊于西安的马芾轩（1866～1933年）和穆少卿（1900～1967年）等，也都是著名的中医。其中赵氏是皮肤科专家，曾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其著作《赵炳南临床经验集》曾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哈氏则是曾受业于北京名医施今墨、周介人、范更生等名下的妇科专家，著有《妇科内经术指》《哈荔田妇科医案民话选》等。穆氏也著有《穆氏医学丛书》120卷，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多遭毁失。从上述状况和这些回族中医的专著来看，可以说基本上属于汉医系统。因此，这就反映出具有民族医疗特色的《回回药方》，是唯一的一部回族医学专著，其价值便弥足珍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