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发展的眼光及现实的角度来看，族际婚给回族带来许多好处，但在现实生活中族际婚仍存在一些问题或潜在的影响。1998年，在民政局离婚登记中，明显地看出族内婚的离婚率远远低于族际婚的离婚率。有些族外婚者年轻时能过下去，老年以后反而因诸多问题导致家庭危机，生活习俗的不同也是许多年轻人或中年人离异的因素之一。
1.家庭问题。调查结果表明，族际婚所带来的家庭冲突主要是在夫妻之间、夫妻同双方父母之间、两亲家之间以及上两代同第三代之间。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是生活习俗、文化背景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尊重或不信任。在过去宗教是回族族际婚的障碍，但从回族婚姻的现状看，单纯的宗教信仰不构成问题和矛盾的焦点。从族际婚冲突的个案中了解到，不管是夫妻双方，还是同双方父母或是同第三代的矛盾，都不是因为婚姻的他民族一方能否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大量回族世俗化的生活及观念的冲突。
个案：吴忠一37岁回族女性
丈夫是汉族，浙江人，家中独子，两人原来是同事，16年前两人自由恋爱后女方被父母逐出家门，在朋友家住了几天后草草结婚，生一子（现已15岁），50天时就被婆婆抱走，从此不让他与生母相认，后又生一女，随母亲生活。夫妻结婚后因为民族习俗的不同不时发生争吵，男方未进教，女方要求男方进教，但男方不愿意，后两人矛盾激化，现在年已15岁的儿子不认自己的母亲。女方与娘家断绝关系15年，现在夫妻两人已分居，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女方跟娘家关系开始缓和。
2.对子女的民族教育问题。城市社区民族教育很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家庭。调查中，因族外婚子女民族教育的问题引发的家庭内或家庭间的矛盾也很常见。另外，在一些族际婚家庭中，民族角色意识淡薄，甚至回族一方放弃自己的民族属性，这影响到下一代对民族角色的认同，民族属性的选择在他们的婚姻观中不被重视或认可，这是导致族外婚比例上涨的原因之一。族外婚家庭子女民族教育的滑坡是族外婚带来的直接后果，反过来又会导致族外婚的增多，双方互为因果，相互影响。
3.个体同化现象。关于中国民族的界定，民族划分依据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行政认定”政策以及延续，使民族身份“政治化”的倾向加深[6]。回族身份的成员中，确实存在不少“国家政策回民”，这部分人有个别是在中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诱惑下利用关系更改民族成分，另外一部分则是具有民族身份，而不具备任何民族特征，包括民族心理素质的人。而族外婚无疑使这种同化倾向的人数增多，尤其是一些族外婚家庭中，回族一方如果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子女也能以回族身份认同。在个别家庭中，回族一方对于民族宗教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城市中回族最坚固的壁垒——饮食也无所谓，除了在涉及享受有关民族优惠政策时极力认可自己的民族身份外，一般子女也就只有民族的身份，而没有丝毫的民族特征了。这种现象在银川调查中较常见。从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在部分民族成员同化于其他民族过程中，表征性民族特征首先消失，而民族意识还存在。在这类人的后代中，如果仍实行族外婚，则民族意识也行将消失。
个案：银川一家庭
一家9个儿女，老母健在，已80多岁，5个女儿，有4个嫁了汉族，1个嫁了回族，4个外嫁的女儿中有两个家庭生活随女方，尊重回族习俗，两个基本上无所谓，对教门和饮食习俗都不严格，不看重。其中大女儿的丈去世时，因没进教，清真寺不同意按回族习俗埋葬，妻子不同意火葬，最后由一位知名的亲戚作了假证才按回族习俗埋葬，但其子女都已被完全汉化。
四、结 论
（一）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特点
通过以上对调查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宁夏3个城市回族在通婚问题上既有共同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族际婚比例上升，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回族群众的认可，这是宁夏城市回族在通婚上普遍存在的特点。尽管族际婚比例在上升，但作为回族传统形式的族内婚仍占重要地位，并被大多数人认可为最佳婚姻形式。族际婚比例基本上随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表现在文化水平上，族际婚比例则随文化水平的上升而上升。作为宁夏首府的银川市，族际婚比例远远高于与它相邻的灵武和吴忠，与此相同，银川市的回族比灵武和吴忠的人们对于族际婚的认可和支持率也高得多，而在这些方面，灵武和吴忠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和接近程度。
造成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的因素是多重而复杂的，既有个人和家庭的因素，又有社会、群体的因素，还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各种因素在回族婚姻族属的选择上或扮演维护传统的角色，极力阻止族外婚的发生；或已接受日益改变的现实，加速婚姻形式变迁的进程，致使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宁夏，回族婚姻在矛盾中发展，一方面族际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又受到部分人的极力反对，甚至不惜以断绝关系等激烈的方式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二）回族族际婚对回族社会、民族发展的影响
族际婚是族际交往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到族际交往。宁夏的主体民族是汉族，所以回汉通族对于回汉民族关系必然发生较大的影响。随着族际婚规模的扩大，民族间的接近或融合程度会随之加深，另一方面，族际婚受社会压力容易出现裂痕，而不成功的案例会加深两个民族，尤其是人数处于劣势的民族成员对于族外婚的排斥心理，甚至有可能上升为对其他民族的心理排斥，使民族间的交往限于表面行为。
族际婚对民族人口数量的增长也有相当的影响，在中国现行民族政策中，族际婚家庭所生子女的民族成分可随父母任何一方。回族族外婚家庭子女一般都申报回族成分，这样就使回族身份的人口数量增长加快，而使对方民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这个问题有待于通过具体的数据进行研究。
对回族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影响，调查研究表明，回族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在城市回族婚姻生活中已初见端倪。回族群众对传统婚姻观念所作的调整，对宗教在婚姻生活中地位的重新审视，“我是回族，但我不信仰伊斯兰教”问题的提出，反映出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回族文化在婚姻价值取向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回族文化是中华多元文化的一支，在现代化过程中，回族正处于文化的过渡时期，在积极主动学习、吸收先进文化的同时，怎样建设民族文化，是每个民族成员需要深思的问题。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回回群体中部分人民族特征的消失，甚至被其他民族所同化在历史上也屡屡发生。杨广恩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广州蒲氏家族汉化的过程是在崇尚儒学、回汉通婚以及固有社区文化的丧失中完成的[7]。忽视自身民族文化的建设，只能导致在变迁的过程中被同化。今天的回族应汲取历史经验，珍视民族历史、文化。
可见，回族文化程度与族外婚的比例基本上成正比发展，尤其是在城市。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的发展以及民族成员素质的提高，同时也离不开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民族成员的中坚力量对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回族知识分子在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同时不可忽视民族文化的创造以及民族情感的培养，应在民族发展的忧患意识下，主动承担本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尤其在回族族外婚家庭中，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滑坡应该引起重视，培养下一代的民族发展责任心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城市回族交往的日益扩大和教育的日益提高，族际婚必将不断增长。即使现在，在西北农村，族外婚也是极其少的，但随着对外开放、城市化发展以及人口流动和各种渠道信息的获得，族外婚将会明显增长，这是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的必然选择。怎样把握回族的异族通婚，在社会过渡时期既能不反潮流，又能不放弃回族的传统文化，使之在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每一个回族成员都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三）对回族族际婚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族际婚虽然给回族带来许多好处，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家庭冲突也不能忽视。国家现行民族经济的发展政策会带来一系列民族内部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的变化。对于回族来说，文化的发展、宗教信仰深层的淡化现象不可避免，族际婚也不可避免，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怎样减少回族群众在变迁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怎样减少回族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通过民间和官方寻求解决的。在宁夏城市回族社区回族族际婚发生现象的日益增加，“回女嫁汉男”形式增多的情况下，所带来的结果是许多族际婚家庭中他民族一方的行为方式不能被纳入到回族行为准则之下，造成了许多生活矛盾冲突。在回族的历史上，族际婚频频发生，但因多限制在“回男汉女”的娶进形式，居住在回族社区内，生活方式遵从回族一方，一般不会发生较大的冲突。可见，社区在回族婚姻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它虽然不直接作用于婚姻，但在婚姻观念、家庭生活规范方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各地都在进行改建和扩建，大中城市改建中对传统回族社区的处理，关系到回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引起城市规划部门的重视。相关部门应征求多方意见，本着为少数民族发展着想的原则，减少矛盾和冲突，这既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又尊重了回族的传统，也为回族青年的交往提供了方便。这方面，西安回族聚居区——莲湖区改建前，征询各方意见，发动社会各界讨论的范例值得其他城市借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回族的主要分布地区——西北各省市，更要重视这个问题，为当地回族的发展创造有利的人文环境。回族群众在积极寻求与政府合作方式的同时，应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探索新的社区模式。社区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地域因素，以加强其他方面的联系而存在。怎样发挥清真寺以及宗教职业者的作用，在宗教活动之余，为新式社区的重建提供服务，不仅需要回族大众的参与，更需要回族知识分子的探索和推动。
从回族婚姻的实际出发，族内婚仍被大多数人所支持。为解决回族婚姻的问题，减少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如愿以偿找到本民族配偶而造成的家庭冲突，不仅需要民族宗教管理部门以及妇联组织多为当地回族群众着想，多方寻找途径，而且在回族民间，可以通过社区为回族青年和离异或丧偶者提供信息和交往的机会，这在兰州已有先例。由民间刊物、回族知识分子、省委、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而起到很好的作用，值得各地借鉴[8]。
[1]马宗保，金英花：《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
[2]陈明侠：《关于民族间通婚问题的探索》，《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方素梅：《细说族际婚》，《民族团结》，1995年第12期。
[3]《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1卷）；马戎，周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王俊民：《呼和浩特市区民族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马戎，潘乃谷：《赤峰农村牧区蒙汉通婚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6]马戎，周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中复：《论当代中国回族研究的“少数民族化”问题》，《“第十二届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汇编》，北京，1999年。
[7]杨广恩：《广州蒲氏家族变迁中的文化因素》，《“第十二届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汇编》，北京，1999年。
[8]《“兰州地区穆斯林婚姻家庭问题研讨会”花絮》，《开拓》，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