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行时，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宋庆龄还给董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冒着风雪，急如星火地直赴陕西。
当时，陕北苏区处于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因此董健吾在西安下了飞机，首先会见了张学良。
二人相见是在一个落霞的黄昏。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苏区去的。”
张学良根本不相信此话会出自财政部大员之口，说：“你敢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枪毙！”
“要枪毙可以。”接着又取出宋庆龄、宋子文亲笔信呈上。
董健吾深知张学良的报国心迹，便畅谈了民族大义和中共抗日主张，张学良深受感动。张学良在致电南京、核实此事后，知道南京政府已派人和中共中央联系，深信不疑。张学良派飞机送董健吾至肤施，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他去苏区。
马蹄踏踏，踏碎了西天的云霞。
在突破陕北的红色封锁区时，他们被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拦下了：“哪里去？”
一时剑拔弩张。
“我要到延安。”董健吾摘下了礼帽。
“有通行证吗？”
“我要见毛泽东同志。”
经过一番交涉和核实后，董健吾同志被允许进到苏区，由红军战士护送，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博古和林伯渠的接待。
董健吾呈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信上说：
走时曾见蒋，据蒋暗露可同意：一是不进攻红军；二是一致抗日；三是释放政治犯；四是武装民众；五是顷（倾）蒋尚有款。
博古将这一情况立即电告在东征前线石楼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并将董健吾的身份也电告毛泽东等。
毛泽东望着这封不同寻常的信件，立即做了批复：通知博古、董健吾、周恩来等到前线，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
当博古把这些情况转告董健吾时，董说：“怕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要回南京复命。我留下上海的地址，有什么意见随时复信。我在上海恭候。请转告毛泽东致歉。”
因此董未去东征前线。
毛泽东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于3月4日联名致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南京政府。电文为：
博古同志转董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这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晨曦初露，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原路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
董健吾的西北之行，不仅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而且同少帅张学良挂上了钩。在这之后二人关系甚密，成了莫逆之交。抗日救国是他们的共同话题。后来毛泽东托董健吾把自己的孩子护送出国避难，董又托少帅张学良帮忙办事，都经过这条红色的秘密交通线。
面对着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南京政府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做出反应。6月底，宋子文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以个人名义函复中共中央，表示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
如果说董健吾是一位神秘的人物，那么曾养甫、谌小岑二位也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宋子文决定再开一条“航线”，那便是曾养甫、谌小岑的关系网。
曾养甫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同南京政府的许多核心人物关系密切。曾养甫承担了打通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使命后，于1935年11月，找到其部下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托她办理此事。
曾养甫告诉谌小岑说：“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留美学生，外人说我们是英美派。争取英美援助的工作都是宋子文担任的，别人是办不了的。抗日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和决心。宋子文长期与老蒋有矛盾，就是为抗日一事。目下老蒋有了抗日的觉悟，表示愿意同共军一同抗日，需要我们帮忙打通与共军的关系。”
谌小岑说：“我怕是帮不了大忙。”
“我听说你在五四运动中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领导的觉悟社，与一些进步人士有联系。这是真的吧？”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看着我的面子，这个忙你还不帮？”
“既是党国之事，我帮。”谌小岑终于答应下来。
谌小岑绝不是那种说说就算了的人。她说办就办，迅速地通过中共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吕振羽立即把消息转告中共北平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知事情重大，必须把底细搞清楚。又立即通知吕振羽：“请你立即去南京一趟，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回来向我亲自报告。”
于是吕便在当晚草草收拾一下就上路了。吕振羽风尘仆仆地到达南京，谌小岑在车站迎接了他，然后陪同到曾养甫家，曾热情地接待，表示“自己秉承宋子文意旨办事，希望吕振羽找一个共产党方面的线索”。
吕把消息反馈到北平。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是：
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
吕振羽立即通知谌小岑谈判线索已找到，要求国民党方面保证共产党方面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扣留，曾养甫答应可以保证。
周小舟和吕振羽在谌小岑引见下即与曾养甫会面。
曾养甫道：“欢迎欢迎。”
谌小岑向周小舟介绍说：“这就是你要见的曾养甫先生。一般人都认为他是CC分子，但我知道他同宋子文关系密切。”
曾说：“今天我们相见，说明我们有缘。”
周问：“我想知道，我们这种接触对方高层界谁在主持？”
曾答：“不瞒你说，迄今为止，这种接触是宋子文先生在主持。”
周小舟说：“很好。不知对方有什么条件？”
“我们是先想听听远方客人的条件？”
“吕先生，你就先说吧？”
吕振羽道：“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一是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存在的合法性。”说完便把文本呈送给对方。
周小舟道：“而你方呢，不妨说说听听。”
曾养甫说：“我方面提了四点要求。”于是他掏出文本便展读起来：
一、停止土地革命；
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
曾养甫也把文本呈送对方。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来到南京。带来了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要求：
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
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
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
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
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击抗日。
同时周小舟还带来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签名盖章，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书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信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谌小岑等多次会谈后，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份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记录草案。该草案商定了全国统一、共同抗日、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等基本原则，以及在此原则上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法。在此记录基础上，谌小岑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国民政府铁道部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进行了再次会谈，谌小岑、吕振羽都参加了。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和六项要求及条件，并对国民党的四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的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南方游击队集训的问题、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开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六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并要谌小岑写书面材料。
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张冲去延安。但是，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就不可能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的这条线联系，所以10月间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与南京方面接触，统一于党中央，这条渠道的使命遂告完成。谌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的关系”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做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谌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张子华。1930年入党，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地形熟悉。张子华和谌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陕北苏区，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情况，所以张子华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进苏区的目的。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子华，他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做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几项条件，并且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了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谌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四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谌小岑自己的看法，给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谌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级干部进行具体谈判的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协商谈判地点。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国民党当局的四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获悉蒋介石10月16月到西安，即要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蒋方交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面谈。后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的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党中央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做了准备。
不难看出，毛泽东给宋子文来信，说明中共方面肯定了宋的抗日热忱。
二百余字，私情公意，尽表其中，后来毛泽东在给其他国民党要员来信中，也多次提到宋子文先生，可见殷殷之情。同时对于促进宋子文爱国抗日的思想有着重大影响。
宋子文将毛泽东的信转交蒋介石后，引起了蒋的极大兴趣。立即任命陈果夫为国民党会谈代表，并电告毛泽东。
同年9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安的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会谈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会谈。
不管后来会谈如何，可见宋子文当初为联系这种会谈所付出的艰辛。
宋子文闻此消息，极为紧张，虽然他与蒋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