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17日，即崔景岳等三位烈士殉难两年后的同一天，残暴的宁夏军阀马鸿逵，又在同一地点活埋了我党四位同志，制造了宁夏第二起骇人听闻的活埋案。本篇的主人公——何子成，就是其中之一。
何子成，原名何春光，回族，山东省东平县州城镇西门村人。1908年11月4日出生于青岛。他天资聪明，学习刻苦，生性耿直，善于言谈，胸怀大志，关心国事。1928年“五卅”惨案中，何子成目睹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的罪行，义愤填膺，在州城真武庙发起组织反日运动会，抵制日货，张贴标语，下农村，赶集会，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些活动，对于封闭保守的东平县城来说，无疑是一股革命的新生力量，传播了许多先进的思想，鼓舞了工农大众的爱国热情。
30年代初，何子成出国留学，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读书，学习世界语。后来他加入了世界环球旅游团，到过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等国。这一时期的活动对他以后的人生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5年，何子成经香港回国，先在青岛、济南参加抗日活动，后又去上海，参加《人道》月刊的编辑出版。1937年何子成赴延安，不久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0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何子成到宁夏开辟工作。他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先来到重庆，在重庆的“回民救国协会”和“世界语函授学社”工作。在重庆的这段日子，何子成生活相当清苦，“家徒四壁，室无长物”，但他却拥有大量书刊资料，潜心研究世界语。
1941年暑假，宁夏中学校长马汝邻到重庆受训，顺便请回民救国协会为宁中推荐几名回民教师，何子成应聘来到宁夏中学任教。
何子成到校后，利用自己教师的公开身份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讲课中也经常巧妙地插入一些革命思想。通过他的观察和教育，争取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和学生。他在进步学生中秘密地传阅《新华日报》和进步书籍《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为了应付特务的搜查，他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成是炼钢铁的技术书籍，把《夏伯阳》包上书皮，写成《瞎白眼》，好似一本通俗小说，瞒过敌人的耳目。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掩护革命活动，何子成又与宁中教师王植先共同创办了宁夏中学世界语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得到了重庆“世界语函授学校”的间接指导。学习班使用的课本、词典、刊物，经何子成联系，由重庆世界语学社提供。在学习班上，何子成既讲世界语，也教育学员领会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动机、理想和为世界语献身的崇高品德。他指导学员采用自学与定期集中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定期授课，互相提问，进行会话练习，使这一时期宁夏的世界语运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在组织和人员上都是空前的，许多学员能够阅读一般的世界语书籍，能够进行会话，能够用世界语通信。
这期间，何子成通过学习班这一公开组织，秘密联络了宁夏电信局无线电技术员凌蕃、报务员姚益庭、事务员王广仁及邮局邮务佐毛英华、陈硕夫、高射炮连排长刘裴等多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革命青年，开展了一些革命活动。1942年5月，重庆氆界语函授学社经济十分困难，正常的教材出版资金非常拮据。为了推动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在何子成的倡议下，他们联名向《中国世界语者》杂志投书，号召全国世界语者共同为“学社”募捐基金。为此，宁夏世界语学者也提供了一些捐款。这些活动引起了马鸿逵军警特务的严密监视。由于党的地下工作者对长期隐蔽、秘密工作的斗争方针注意不够，又导致了敌人的大规模逮捕。
1942年9月，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借口宁夏有光华钞票（当时边区通行的货币）秘密流通，首先逮捕了毛英华、凌蕃。此时，何子成利用暑假，以考察地理为由，进入内蒙古定远营（含巴音浩特），住在东郊“布因图”回民区内，并向蒙民学习蒙语。期间，他秘密绘制一张地图。他返回银川后，即被敌人抓捕。
敌人对何子成等人挨个审讯，用尽了酷刑，他们认为何子成是共产党领导成员，让他说出宁夏党组织的活动和名单，但他自始至终严守党的机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的严刑拷打，使何子成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敌人问他：“为什么要办世界语学校？”他说：“世界语是一种语言学，世界语学社是一个学术团体，研究世界语并不犯法。”敌人又问他为什么要到定远营活动，他回答说：“我到定远营，是利用假期游历，并未搞过什么犯法活动。”气急败坏的敌人又在他的十指上钉竹签，痛得何子成昏死过多次，但每次被冷水泼醒后，便对敌人破口大骂。马鸿逵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也沮丧地承认何子成“经多次审讯，始终不供只字”。但由于有的人经受不住敌人的酷刑，向敌供认何子成是他们的上级领导，他借学习世界语联络青年，计划首先成立中共宁夏邮电支部，然后，在宁夏城内发展党组织。通过邮电局向陕北传递宁夏重要军政情报。敌人如获至宝，但多次对何子成审讯，仍一无所获。丧尽天良的刽子手决定向何子成等人下毒手。
1943年4月17日晚，敌人将何子成、陈硕夫、毛英华、刘裴等人押赴银川城隍庙后活埋。就义前，何子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只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的共产党员，发出了埋藏在他心底的最强音，向党作了最后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