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时，吴楚七王叛变，李广当时只是一个都尉，率军（今江西永修县北）与叛军大战，一时名声大噪。平定叛乱回来后，李广私底下接纳了梁王授予他的将军称号，并收下了将军印。此事被汉景帝知道后，认为他私下接受梁王的加封是有罪过的。所以，尽管他平定叛乱立下功劳，也没有嘉奖他。汉武帝时，李广被封为大将军，先后五次率军攻打匈奴，使匈奴数年不敢侵犯汉朝。最后因为打仗时迷路，耽误了战机，被降罪自杀，之前的功绩一概不计。李广一生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战功赫赫，这样的豪杰，不但没有加官晋爵，最后落了个被逼自杀的结果，这莫非是他命中注定吗！
巫蛊之祸
汉朝的巫蛊之祸，一向都被人们认为是从江充与太子的冲突引起的。祸害虽然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事情产生的原因估计还有许多人不清楚吧！
汉武帝住在建章宫时，有一天亲眼见到一个男人带着剑走进了中龙华门。汉武帝疑心他是刺客，下令手下人把他抓住。这人扔下剑撒腿就跑了，追赶他的人也没有追到他。汉武帝非常愤怒，下令斩杀了守门官，将长安所有的城门都关闭了，在城内搜捕了十一天，结果丝毫没有线索。这时，江充进言说，没有抓住那位佩剑之人，主要原因是太子使了巫蛊术。巫蛊之祸便由此产生。
又有一次，汉武帝白天睡觉，梦见十几个木人，拿着棍子要打自己。惊醒后出了一身冷汗。从这以后，汉武帝就开始烦恼，以致健忘了。
这两件事都够怪异的。树木将要腐烂，是因为里面生了蠹虫；物体将要被破坏，是因为里面生了蛀虫。当时汉武帝年事已高，残忍好杀，正如李陵所说的，那时法令变化无常，本来没罪的大臣被抄家灭族的就有几十家。由于心思已经淫乐放纵，伴随着各种杂念招来了形形色色荒诞不经的事，男子和木头人这两件事是一个先兆，都陷于迷乱而无法解释，可见这是上天要谴责时，鬼怪就要来窥视你的房室。
巫蛊之祸产生以后，牵涉到了很多人。他的妻子卫皇后，儿子戾园、侄子屈牦、女儿诸邑、阳石公主、子媳史良娣、自己的孙子史皇孙等都遭受此害。骨肉至亲尚且如此残酷，还能顾到他人吗？所以，巫蛊之祸根本就不完全是因江充荒诞离奇的话语引起来的。
汉二帝治盗
刘汉天下有两个“武帝”。“武”的意思是“威武德”。这两人一个是西汉的武帝刘彻，一个是东汉的光武帝刘秀。
汉武帝末年，全国各地大都不太平，盗贼祸乱危及百姓。这些人搭帮结伙，大股的几千人，小股的数百人。武帝亲自派使者捧着圣旨，命令各地出兵剿匪。一场残酷的屠戮发生了。由于是朝廷严格的命令，又有赏赐，一场大肆屠杀必不可免。有时候杀掉的是盗贼，可也有很多人为了立功邀赏，杀害了很多老百姓。这一场杀戮下来，有的竟然能够“斩贼”万余人。
后来，武帝又定了一个《沈命法》昭示天下。法律规定：“地方出现盗贼，地方官员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没有抓获到，按规定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以及下级主持这件事的人都得判死刑。”这以后下级官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唯恐不能捕获，违犯规定连累郡府，郡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因此盗贼渐渐增多，上上下下却相互隐瞒，好躲避法令条文的制裁。
汉光武帝时，成群的盗贼到处兴起。光武帝出台法令，并派遣使者到盗贼频发地进行监督，法令规定盗贼们只要相互揭发，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可以免除他们的罪行。官吏们即使停留拖延、回避不前、故意放纵盗贼的也不加追问，只以捉获讨伐盗贼的成效论处。那些郡守、县令犯了管辖区域内有盗贼而不收容捕捉的罪过的，仅因为害怕、软弱丢弃城池和职守的人，都不看成过失，只根据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只有包庇隐藏的人才判罪。于是互相追捕，盗贼们都解体逃散了。
这两件事都是关于国家治安的战略，但是汉武帝以严惩不贷为特点，光武帝以宽宏大量为特点。汉武帝的作为比不上光武帝的作为，这从实际效果的好坏中就可以看到。
高德儒
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派了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率军攻打隋朝的西河郡（今山西临汾）。两人攻破了西河郡，俘获了郡丞高德儒。李世民奚落高德儒，说：“你指鸟为鸾，讨好和蒙蔽隋炀帝，以此博得他的欢心，才获得高官，我行兵讨伐你，就是为了杀掉你这个欺上瞒下的奸佞之臣！”于是当即就将高德儒斩首，而对其他俘虏则一概不诛戮。后代不太知道唐史的人，只以为修史之人编造了这段故事，是为了和赵高颠倒黑白相对照罢了。
然而，历史上确实有高德儒指鸟为鸾的事。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有一天，天上飞来两只孔雀，翩翩栖落在宫城朝堂前，亲卫校尉（皇帝皇边韵护卫武官）高德儒等十余人目睹了这一景观。高德儒趁机借题发挥，隐瞒真相，上奏炀帝说，有两只鸾鸟飞落堂前，这是个吉祥之兆！而此时孔雀已经飞走了，炀帝没法亲眼看见，高德儒的话也就无从验证了。昏庸的炀帝竟下诏表彰高德儒对隋朝的一片诚心和预知吉祥的才能，并提升他为朝散大夫（五品以上的高等文官），其他与高德儒一起看见“鸾”鸟的人都被赐予丝绸，还在二“鸾”栖落的宫城朝堂前建造了一座“仪鸾殿”。
两年后，唐代温大雅所著《创业起居注》载录了建筑“仪鸾殿”的故事，却没有记载建造这座殿的缘由。《新唐书·太宗纪》只记载道：“建成、世民率兵进攻西河郡，杀掉了郡丞高德儒。”非常简要。只有《资治通鉴》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的所有细节，而北宋范祖禹的《唐鉴》也只记载了高德儒被杀这一段故事。
唐二帝好名
唐太宗贞观年间，一天，有两只白鹊突然飞到太宗寝殿前槐树上筑巢。所筑的巢四周合抱，看上去就像一个腰鼓一样。唐太宗的随从见此情形争相跪拜跳舞，连声称道这是“吉祥之兆”。唐太宗说道：“我经常嗤笑隋炀帝迷信吉兆，因为真正的吉祥在于能够得到贤能之士辅佐大业。这种杂乱无章的东西又有何可道贺的。”于是下令毁掉鹊巢，让白鹊飞向野外，来表示自己不迷信所谓的吉兆。
唐玄宗即位初年，有感于当时社会风俗奢靡，人们竞相购制华丽的马车、华贵的服饰和金银器皿及手工艺品，于是下令搜集销毁所有的金银器皿首饰，铸成兵器，以供军队使用。而收集来的珠玉丝绸则在宫殿前当众焚烧，并且下令天下人不准再织制、买卖这类东西、关闭长安和洛阳的官营丝织作坊，以此显示自己禁奢华、治天下的英明。
在我看来，太宗和玄宗都可称得上是唐代的贤明君主，他们的言行，也足以给后世留下较好的传统。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又都是为了沽名钓誉，让天下的人称赞自己。因为殿前槐树上白鹊筑巢，虽说有点奇怪，群臣们借此献媚皇上，太宗若真不信，斥退他们便可以了。何必一定要捣毁鹊巢呢？对珠玉丝绸，不过分珍视和推崇就行了，又何必在殿前当众焚毁，并使天下之人家喻户晓呢？处理事情贵在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像太宗和玄宗两人的做法恐怕不可认为榜样。何况在玄宗晚年，杨妃得到专宠，杨贵妃所用织绣工匠就有七百人之多，唐朝上下及与唐交往的邻邦都争相献上各式各样的珍奇器皿、服饰古玩。因此出现了一些历史上鲜见的怪事：岭南经略使（总管边境重镇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长官）张九皋、广陵长史王翼，由于所奉献的东西异常精致，张九皋官加三等，王翼被提升为户部侍郎。自那以后，天下人更是争相进献，盛极一时。同一个唐明皇，前后的表现竟是如此不同。
朱温三事
唐朝末年，刘仁恭任卢龙（今河北北部内蒙南部）节度使，他的儿子刘守文驻防沧州（今河北沧州），遭遇朱温的围攻。城内的粮食吃完了，仍然坚持抵御。朱温派人劝告刘守文及早出城投降，刘守文回答说：“我和刘仁恭是父子，梁王你以正义降服天下，假如做儿子的叛变自己的父亲而向梁王投降，你将如何任用他呢？”朱温听此义正词严，深感心中有愧，便延缓了攻势。
后来，朱温撤军，准备把各军营中的粮草全部烧掉，河中的粮船也都凿沉在水中。刘守文写信给朱温，说：“沧州城中几万军民，已好几个月没东西吃了，你与其把粮草烧成烟灰，沉没在水中烂成泥，不如发点慈悲，把剩余的粮草用来救活沧州城中的军民。”朱温就留了几座粮仓没有烧，沧州城中的军民靠此得以活命。
到了朱温篡夺唐朝江山，做了后梁皇帝后，苏循和他的儿子苏楷，自以为对后梁有功，应该被破格提拔重用。而朱温却看不起他父子俩的人品，认为他们是唐朝的罪人，卖国求荣，牟取私利，便勒令苏循辞官回家，苏楷削职为民。
有一次，宋州（今河南商丘）节度使献上了象征祥瑞的麦穗。朱温看到以后非常生气，他说：“宋州今年遭遇水灾，老百姓食不果腹，为何还要进呈祥瑞？”并派遣宫中的宦官到宋州去谴责节度使。
这三件事，对他人而言是微乎其微的小事，但对于坏事做尽的朱温来说便是值得长篇大论的，这便是所谓憎恶某人之时也应该了解他的善行。
朱梁轻赋
从唐朝灭亡到赵匡胤建立北宋，这段时间是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在短短五十年内，就走马观花似的更换了五个朝代。因为这些皇帝均是军阀出身，所以大都凶狠毒辣，但唯有第一个朝代——后梁，有点奇异。
唐末黄巢的将领朱温归顺唐朝后，又背叛倾覆唐朝而建立了后梁。朱温仅当了五年皇帝，就被他的儿子朱友珪杀害，夺走了皇位。他们父子的不仁不义，历来被后人所贬斥，尤其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更是将他们说得百无一是。但奇怪的是，这样暴戾的皇帝，对老百姓却榨取得不多，只是征收很少的租赋。
《旧五代史》对后梁轻赋一事有明文记载：梁太祖开国之初，正是黄巢大乱之后，太祖能注意恢复民业。就拿开封一镇为例，一方面于边疆严密警卫国土，一方面于内地开荒种地，奖励百姓从事耕桑，而薄收百姓租赋，以便使百姓能安居乐业。所以当时虽然战争艰苦，但百姓也乐于向国家交纳税赋。两年之间很快成就霸业。即使后来末帝（后梁最后一个皇帝朱友贞）与政敌李存勖的军队对抗于黄河西岸，后梁有亡国危险的时候，河南的百姓也宁愿不辞艰辛地为后梁军队运输粮草，而没有出现过逃亡现象。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税赋轻，百姓不忍饥挨饿，所以特别留恋自己家乡，不愿因李存勖的入侵而远赴他乡。李存勖灭了后梁，建立后唐后，却一改过去轻徭薄赋的政策，任命酷吏孔谦为专职搜刮百姓租赋的租庸使，残酷剥削下层百姓，横征暴敛以满足其奢求。虽然百姓被搜刮得家破人亡，但军粮仍然不够。再加上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不到三四年，百姓们便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赋役太重，以致使百姓饥寒交迫、人民失望罢了。
以上均为《旧五代史》所载录的事实，经过我的查究，的确如此。但是《新五代史》却将这一节给删除了。后梁皇帝虽说暴戾，但却能使国泰民安，这不正是统治国家的一面最佳的镜子吗？可是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专门总结，并提供历史借鉴的鸿篇巨著也不加记录，实为一件憾事。
周世宗
后周世宗柴荣，性格刚烈，有勇有谋。在局势动荡的年代里，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扬名四海，震慑天下，可以说是一代贤能之主。然而，他不到四十岁就丧命了，他死后不到半年，后周又随之灭亡。虽然赵宋王朝注定要替代后周，但是查究周世宗生前所做的事情，错就错在他喜好杀戮，使用刑法过于残酷。百官稍有过错，他就要用最重的刑法进行处罚，即使平时有特殊才干和较高声誉的官员，也不赦免。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薛居正主编的《旧五代史》记载有翰林院医官马道元曾进状子给世宗，诉说自己的儿子在寿州（今安徽寿县）境内被贼杀死，现主犯已在宿州（今安徽宿县）被捕，当地州官不认真断理此案。世宗大怒，派大臣窦仪乘驿站快马去处理此案。审理结果，牵连处死了二十四人及其家属。这是因为窦仪奉命的时候，世宗的旨意十分严厉，所以窦仪用刑便过于严苛，知州赵砺亦因此被撤职。
这件事本来只有马道元的儿子一人被强盗杀害，将凶手依法处决就可以了，怎么也不应该诛杀二十四家人啊！由此可见，周世宗在其他事情上也是这样的残忍暴戾。
《宋太祖实录》中的《窦仪传》记载了这件事，修史的官员却只归罪于窦仪一人，这似乎太不公平了。
存亡大计
国家的战略方针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天下有灾患危难之时，幸亏有才智的人筹划出最佳的策略。圣明的仁君如果能够听取并加以实施，不愁国难排除不了。可是愚昧的君主，对事理的始末昏庸无知，又经常被那些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所迷惑，难免遭遇灾祸。这样的君王，从古至今，已经很多了。
三国时，曹操亲自率领大军讨伐刘备。袁绍的谋士田丰劝袁绍趁着这个好机会，突袭曹操的后方，袁绍假借儿子有病的理由拒绝了田丰的提议，错失了进攻曹操的良机。曹操讨伐北方乌桓，刘备动员刘表拔掉曹操的大本营——许昌，刘表不采用刘备的计策，曹操又获得了一次取胜的机会。袁绍、刘表最后都被曹操杀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