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晚谬
自古以来，有名的将领，凡是立下赫赫战功，而后来犯了错误，无法善终的人，大多是因为居功自傲、目中无人、轻视敌人所造成的。
三国时期，关羽在千军万马中杀死了袁绍的两位骁勇战将——颜良和文丑，功成名就。在樊地（今湖北襄樊）进攻曹仁时，又全歼于禁等七军。关羽因此名声大噪，远近闻名，以至于曹操准备舍弃都城许昌，逃避开关羽。然而，在与东吴作战时，关羽却未能看穿吕蒙和陆逊的奸计，落入孙权设下的陷阱，父子都成了俘虏，坏了大事。
西魏的王思政镇守玉壁时，高欢连营四十里围攻他，最终因天气寒冷、粮草缺乏而被迫退兵。当王思政移镇荆州时，举荐韦孝宽接替自己守卫玉壁城。高欢趁机又率东魏重兵大举围攻玉壁，经过五十天的激战，东魏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这也是王思政的功劳。后来，王思政想以颍川长社县为行台治所，特意给崔猷写了一封信，崔猷回答说：“襄城郡控带京师和洛阳，是当今的战略要地，如有特殊情况，便于相互接应。颍川郡临近敌境，又无山川之险以为屏障，不如重兵驻守襄城，同时派遣良将守卫颍川，这样表里俱固，人心易安，即使有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西魏丞相宇文泰下达命令，根据崔猷的策略行事，可是王思政再三请命，而且保证敌人水攻一年、陆攻三年之内，不麻烦朝廷发兵救援。不久，颍川被东魏大将军高澄攻破，王思政自己也做了俘虏。
东魏的慕容绍宗曾带兵一举消灭了侯景的四万人马，当时的将帅都比不上他。但在围攻颍川（今河南许昌）时，却仓皇失措，以至于跳水自杀了。
吴明彻是南朝陈的大将，在国家并不昌盛时，他率兵进攻北齐。他的韬略和才干受到当朝公卿大臣的赞赏，他的部队所及之处，战无不胜，仅仅几个月，便收复了江北的所有土地。北齐被北周灭亡后，吴明彻再次北伐进军，在进攻周的彭城（今江苏徐州）时，被王轨困住。王轨准备斩断他的后路。吴明彻的部下萧摩诃要求率兵先将王轨除掉。他不赞同，并且说道：“高举战旗，勇往直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深思熟虑，是老夫我的事情。”之后不到十天，周围的水路就被王轨斩断了。这时候，萧摩诃又请求悄悄派兵突围，吴明彻还是没应许。因此失掉了有利的时机，吴明彻最终成了俘虏，其部下将士三万人血染沙场。
以上四人的过失，大同小异。
冯道王溥
冯道做宰相历经数朝。他在任后汉隐帝的宰相时，自称“长乐老”，并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叙中说：“我自从燕地逃亡到河东，先后奉事于后唐庄宗、明宗、愍宗、清泰帝，后晋的高祖、少帝，契丹灭晋后又奉事于契丹主，后汉的高祖，直到现在的皇上。三世被赠为师傅；官阶从将仕郎一直升到开府仪同三司；职务从幽州巡官一直升到节度使；官从大理评事一直升到中书令；正官从中书舍人升到太师；爵从开国男爵升到齐国公。我之所以能得到皇上的重用，就是因为我奉行这样的原则：孝敬父母，忠于国家，不说不规矩的话，不收不仁义之财。下不欺骗地，中不欺骗人，上不欺骗天。唯独不足的是，我始终不能帮助皇上统一天下，安定国邦。确实有愧于历朝君主对我的厚遇。现在虽年老体迈，却还能自求安乐。”
冯道的这一段自白，记载在范质的《五代通录》这本书中。从他自己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稳坐相位的秘诀就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这种做官风格，遭到了本朝一些正人君子们的嘲笑和讽刺，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就嘲笑冯道没有廉耻、不知荣辱，因贪于官位而不惜屡次背叛自己的主子。
还有一位与冯道类似的宰相，他便是王溥。他从后周太祖时当宰相，经历了周世宗、周恭帝，后来本朝太祖赵匡胤代替了周帝而建立宋朝以后，他仍旧担任宰相，直到太祖乾德二年（964年）才被罢免相位。后来他也作了《自问诗》，序言说：“我二十五岁时中进士甲科，追随周太祖征战河中，很快位升宰相。在相位共计十一年，经历了四个朝代，去年春天又蒙受皇恩授以太孺太保官衔。每次想到自己才疏学浅，却得到如此殊荣和礼遇，只在十四、五年间就位极人臣，实在是文人之中最庆幸的了。现在年近四十三岁，除了按例上朝奏事之外，平时就静心念佛、歌颂太平。”
此序见于《三朝史》，而诗未流传下来，与《长乐叙》很相似，而他们的做法是否正确，还值得讨论。
曹参赵括
汉高祖疾病缠身，吕后问道：“萧何死了以后，谁能当上宰相呢？”
“曹参可以作相。”高祖答道。
萧何辅佐汉惠帝，有一次生病，惠帝问：“万一你辞世，谁可以替代你做丞相？”
萧何回答：“知臣莫若主。”
惠帝又问：“曹参做相可否？”
萧何说：“这个人您算是选对了。”
当时，曹参在齐国做宰相。当他听到萧何已死的消息后，赶忙吩咐舍人赶赴京师，并说明自己很有可能担任相位。之后，天子果然派遣使者接曹参回京师做相。
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他父亲赵奢也难不倒他，但不认为他学得好，对他母亲说：“赵国如果一定让他为将，他必定葬送赵国的大军。”其后，廉颇和秦国对垒，秦国的应侯范雎，用一千两黄金到赵国行反间计，说：“秦国所怕的人，只有赵括。”赵王信以为真，使用赵括代替廉颇。蔺相如劝阻，赵王不听，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用，赵王又不听，秦王听说赵括当了赵国的大将，于是暗地让白起代替王龁，于是就打败了赵国，赵括本人战死，损兵折将四十万。
曹参适合做丞相，汉高祖认为行，汉惠帝认为行，萧何认为行，曹参本人也认为行，因而汉朝得以振兴。
赵括不适合担任宰相，他父亲认为不合适，母亲觉得不合适，大臣觉得不合适，秦王、应侯、白起也知道赵括不适合做相，唯有赵括本人觉得自己可以，因此赵军遭遇惨重的失败。
唉！将相维系一个国家的安危，选择时不可不深思熟虑。秦用白起代替王龁，赵用赵括代替廉颇，用不着开战，胜负已经非常分明了。
曹参不荐士
“萧规曹随”是西汉初年一个典故，说的是丞相萧何和曹参二人的故事。相国萧何死后，由曹参接任其职，曹参任职后，整日饮酒度日，对国家大计毫无成就，而且还自称：“高祖（指刘邦）与萧何打下江山以后，已经定下了明确的法令制度，我只需按照他们定下的规章制度去办理，只要不出现什么过错，就可以了。”这话起初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妥的。但是，按当时的情形，汉朝建立在秦王朝灭亡以后，刘邦争得天下的时间还不是很长，百业待兴，难道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就没有可以修订和完善的地方了吗？
曹参当初在任齐国相时，听说胶西（今山东高密西南）的盖公精通黄老之术，便派人以厚礼邀请。盖公对他说，治国之道，最重要的是要清静无为，不多生事端，这样老百姓自然会安居乐业，没有异心。曹参深表赞赏，当即腾出正房供盖公居住，并且实实在在地以黄老学说为指导思想治理国家。所以他任齐国相九年，齐国平安无事。不过，曹参就任西汉王朝的丞相时，并没有带盖公为助手。
当时，山东有东郭先生和梁石君隐居在深山中。有人对曹参的幕客蒯彻说：“你是曹相国的宾客，对相国有拾遗补阙、推荐贤能人才的责任。东郭先生和梁石君，是一般人比不上的贤达明敏人才，你为什么不向相国推荐他们呢？”蒯彻把这两个人向曹参作了引荐，曹参只把他们当贵宾对待。
蒯彻与山东人安期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在秦末曾给项羽献计献策，项羽没有采纳他们的计谋，但是准备封他们做官，两人坚决推脱。安期生这样的精明人，曹参也不推荐。
以上各位贤能之士都没有受到曹参的任用，假如史书没有失传的话，曹参不举荐任用贤能之士的过错肯定会更多。
周亚夫王猛
汉景帝刘宿登基的第三年，吴、楚、赵等七个刘姓诸侯王同时发动战乱，吴王刘濞甚至自称东帝，肆意与西汉王朝对立。消息一传开，震惊全国。汉景帝派遣老将周勃的儿子周亚夫为太尉，率军前去平息叛乱。周亚夫素来以治军严谨、足智多谋闻名，很快就平定了叛乱，为汉朝立下不少功劳。可是，最后却死于非命。汉景帝虽不是贤德之君，但也不是一位滥杀的帝王，为何单单狠心杀掉了周亚夫呢？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虽没有确切地记录周亚夫的个性，但是从他立身处世来看，他无疑是一个性格执拗的人。
汉文帝时，匈奴大举入侵汉朝，文帝任命周亚夫为将军，率军驻守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目的只是为了防备匈奴，而细柳离京师长安只有几十里地，不像率军驻守到边境要塞和敌军对阵，瞬间就有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可是当汉文帝到细柳慰劳军队，军士不让文帝进去。直到汉文帝派使臣拿着节旄下诏令给周亚夫，说自己要入城慰问军队，周亚夫才打开军营的边门。进入军营后还不让文帝一行人骑马奔跑，文帝只好勒着马缰绳骑到周亚夫的营帐。周亚夫手执兵器，自称作为披甲戴盔的军人，不行跪拜礼了，要求以军中礼节见文帝。汉文帝变了脸色，回过周亚夫的礼之后就离开了。
在千军万马之前，众目睽睽之下，帝王却听从将帅指挥，这哪里是臣下对皇帝的礼节啊！由此可知，周亚夫高傲自负，目无君主，习以成性。所以当景帝赏赐他食物时，因为没把肉块切成片，没摆设筷子，他就流露出不满意的神色。周亚夫肯定是因为在言辞中已表现出对皇帝的不满，才丢了性命的。一代名将因此而死，真可惜啊！
十六国时，前秦的大臣王猛带兵进攻前燕。正值围攻前燕都城邺（今河北临漳）时，前秦皇帝苻坚从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赶赴前线。当他走到安阳时，王猛暗中去拜见苻坚。苻坚说：“以前周亚夫在军中不迎接文帝，今天将军您却在两军对阵的紧急时刻离开军队，这是为何？”王猛回答：“周亚夫不迎接皇帝是为了求得好名声，我内心蔑视他。”由此看来，王猛的思虑和见识远与周亚夫截然不同。
汉人坐语言获罪
躺着的一块石头突然自己站了起来，枯死的柳树竟然挺直地恢复了原貌，这是汉昭帝时发生的两件怪异事件。当时，朝廷之中众说纷纭，提心吊胆。
有一位名叫眭孟的人上书指出：“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这两件怪异事件预示着将要有一位老百姓成为帝王。朝廷应该找寻此人，将皇位传给他，皇帝退位后给一百里的田地作为食邑。”
当权者大将军霍光，听了这话十分恼火，给他定了个妖言惑众的罪名，处以死刑。眭孟乱发议论，倒也该死。
汉宣帝时，盖宽饶上书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天下者，应该传帝位给儿子；官天下者，应该传帝位给贤人。”执法部门认为：盖宽饶的意思是要皇帝传位，这还了得？也处以死刑。这人也不能说没有罪。
同时期的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因犯错误罢官家居。他在给友人孙会宗的回信中写有一首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张晏误解此诗，诬告他蔑视朝廷一派混乱。汉宣帝十分生气，以犯上作乱为罪腰斩，他的妻子、儿子都被处死了。这真是冤枉他了。
李德裕论命令
唐武宗时期，李德裕做宰相，唐武宗对李德裕百依百顺。担任给事中一职的韦弘质向皇帝提议宰相不得兼顾财政，李德裕立刻向皇上奏言说：“春秋齐国时期，管仲担任宰相，长期治理国家，使国富民强。管仲曾说过：‘治国有方，没有比朝廷的法令更加要紧的了。’法令被看重了，君王就有了威望；君王威望高了，国家就安定下来了。因此，治国的根本方法，就是朝廷的法令。因此可以说：‘臣子私下减少朝廷的法令，要杀；臣子私下增加朝廷的法令，要杀；臣子不实施朝廷的法令，要杀；臣子私下扣压朝廷的法令，要杀；臣子不服从朝廷的法令，要杀。——这五种罪也不可赦免的。’管仲还说过：‘法令由君主制定，而臣子讨论是否恰当，那是君王大权旁落的体现。’不幸的是，先皇文宗太和年间以来，风俗凋敝，朝廷有了法令，臣下横加指责。这种陋习不根除，就无法治理国家。微臣认为划分职务权限，是皇上的权力，不是小人所能干涉的。韦弘质是微贱之臣，怎能说他不该说的话，干涉他无权干涉的事，狂妄地向皇上胡言乱语呢！这是韦弘质轻蔑宰相的行为。”
李德裕这番话的本意是想使朝廷威武而严肃，臣子肃穆，国家行政大事由宰相辅佐皇上处理，以改正藩镇割据时各自为政，中央成了空壳的混杂局面，因此言辞慷慨激昂。李德裕执政时很专权，同在朝中的其他宰相都是凑数罢了。假如按他上述所说实施，圣旨一下，臣子都不能有异议，那么朝廷所设谏官、御史、给事、舍人这些专司谏言皇上、监察政令得失等的职官都应当废黜了。再说韦弘质职位是给事中，是朝廷设的读署奏抄、驳正政令违失的要员，也不是微贱之臣。由此可以看出李德裕这段话颇有偏激过火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