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大致这样说：“我得罪被贬黔中，路过江陵（今湖北江陵），就暂住在承天禅院。禅院的住持僧珠正在把旧佛塔拆掉，准备重建新的。他嘱咐我说：‘我重建佛塔成功后，希望能得到你的文章来记述这件事。’过了六年以后，承蒙皇上开恩，得以东归回朝，来到那座寺院时，那里的七级佛塔已经建好，巍然屹立在寺院中。于是我就为他们作了一篇记。”那篇文章最后说：“儒者经常说，一个佛寺的花费大约抵得上中等老百姓一万家的财产，真可以说是侵吞老百姓赖以为生的布帛谷物之蠹虫！即便是我也觉得就是如此。然而自我懂事之后，看了天下财力断绝的原因，不是国家行军打仗及大兴土木，需要多向老百姓收取赋税，就是由于蝗虫、天旱、洪水泛滥或者瘟疫流行的灾难所造成。这可能就是人们都要遭遇的，不是人力所能克服的啊！”
他的文辞不过如此，并非幸灾乐祸的意思。但是竟然因此而被贬到偏远地区而死，真是千百年来最奇特的冤案啊！
黄鲁直诗
徐陵在《鸳鸯赋》中写道：“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庭坚在《题画睡鸭》一诗中写道：“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
黄庭坚大致都是参照徐陵的诗，并加以精简变化，最后一句是绝妙。黄庭坚还作有《黔南十绝》，全部引自白居易的诗句，前面七篇基本都是照搬过来的，后面三品稍有修改。
白居易的《行简诗》共有八韵，后四韵说：“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
黄庭坚将这首诗改变成两首，其中一首写道：“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另外一首写道：“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本，合眼在乡社！”
白居易的《岁晚》诗写道：“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黄庭坚改动了后两句七个字：“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张吕二公文论
张耒先生教导人做文章时，强调说理。他曾写了下面一段话来表述自己的见地：“从《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这六部经书以来，到了诸子百家、骚人辩士的表述，多数将文章当成说理的工具，所以，学习作文之前，要先懂得道理。假如只知道辞藻华丽而不注重说理，想要写出好文章，那真是异想天开的事情。把水导引进长江、黄河、淮河与大海中，顺着河道而流，浩浩荡荡，日夜不止，冲砥柱，过吕梁，放任于江湖之内，归纳******之中。舒缓时则起涟漪，振动时则起波涛，大风吹时则起巨浪，冲击时则发出雷霆般的声音。蛟龙鱼鳖，在里面翻腾出没。这就是水的奇特变化。不把水导引进江河，怎么会如此绚丽多姿呢！水顺着河道流，会随着所遇的环境而起变化。沟渠中的水，东面决口西面就没了，下面满了上面就干了。白天黑夜吹激它，想看它的奇异变化，最多不过是蛙蛭之类嬉戏而已。说理好的文章好比长江、黄河、淮海和大海中的水，不强求奇异变化，奇异变化也会出现。只讲文字修饰而忽视说理的文章，好比沟渠中的水，虽强求奇变也不能得。这样的文章反复咀嚼后，便觉无味之极——这才是最丑陋的文章。”
张耒先生的上述高论，当时学者都尊为至理名言。我修史书时，就把他这段话写在他的传记中。吕南公也说过一段妙论：“文士必须要写文章时，行文就必定要讲究藻饰。假如意理充足可文饰不足，就好似口吃者与人辩论于公堂。虽然满腹道理却输掉了官司，这是由于他不善言辞。我自看书以来，发现好作品无一不善于修饰。文士不欲立言而已，假如一定想立言，那么怎会用浅陋的词句写文章呢！所以，想要立言之人，肯定要用心修饰文章，以苛求与古时的佳作看齐。”
这段话，特别有道理，我也记录下来。说理与修饰，是写出色文章不可或缺的，初学者务必要重视。
政和文忌
宋徽宗政和年间，奸臣蔡京专权擅势，执掌朝政。他为了加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就想方设法掌控知识分子，想要天下的文人都替他卖命，为他树碑立传、献计献策，而不愿见到有丝毫对他不满意的文字。因此，当时的学校和科举就成了蔡京操控文人的工具，愿意做蔡京的爪牙和走狗的人可以从这里青云直上，不然就会从这里被黜退。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滑稽可笑的文字忌讳。
例如，学校和科举考试的科目中有“程文”一项，是专门要求生员或举子按规定写一篇文章。蔡京一伙为了防止把那些对他不满的文人选上来，就仔细审察每个人的程文，发现有一句话或一个字稍微涉及忌讳，或文字较为敏感者，必定要将这个人刷掉。至于有无才华，则变成次要的问题了。
有一位名叫鲍辉卿的人，曾经上奏徽宗说：“现在地方州县学校考试时，不先考察学生的文学才能是强是弱，却先问问学生考卷中有没有触及时政忌讳的地方。假设文中稍有一语好像是触及时忌的，那么文章虽然写得再好，也不敢录取。比如，有的考卷上写有‘休兵以息农，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等诸如此类的忠言劝告之语，是以前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和哲宗绍圣年间考生最喜欢使用的语言，从前没有什么忌讳。可现在却都作为触犯了执政大臣的忌讳而加以退落，不知影响了多少才子的仕途。这种做法应该禁止。”
徽宗看后，觉得鲍辉卿说得有道理，就下诏依其奏施行。
当时蔡京专权，徽宗虽然当皇帝，却没有蔡京的一句话管用。因此，只要蔡京不松口，这些荒谬的文字禁忌依然是知识分子宦途中的一块绊脚石。政和三年（1113年）又有大臣上奏说：“近来考试程文之时，有很多语言原本是从圣人经典中引出的，但也由于冲撞了执政大臣的某种禁忌而遭到倒退。比如有‘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以及所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等等，可能因‘哉’与‘灾’的读音相似，而‘危’、‘乱’、‘凶’、‘悔’等字都是执政大臣所不喜听闻的，因此考生都逃避不敢用。当今皇上公正圣明的天下，怎会有如此荒诞不经的忌讳呢？请皇上明断，下旨严加禁止。”徽宗又再次下诏，照此建议严加禁止。但其结果怎样，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从上面所列举的两个奏议看，当时学校、科举考试程文时，由于偶然用上了执政大臣所不喜欢的字句而遭受不白之冤、怀才不遇的文人，肯定不计其数。
赵德甫金石录
本朝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和金石学家赵明诚，可算得上是一对志趣相同的恩爱夫妻。赵明诚在妻子李清照的协助下，搜集整理了许多古器物、古书画及碑刻等，写成《金石录》三十篇。其时间上自夏、商、周三代，下到五代十国时期，内容丰富多彩，保存了许多正史没有记载的人物事迹，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但不幸的是，赵明诚英年早逝，加上金兵的侵犯，所收集到的许多宝贵的器物碑刻、书画等在战乱中遗失了。李清照哀伤丈夫的早逝，惋惜这些古器物、书籍、字画的丢失，就为《金石录》写了后序，读之令人百感交集。文中写道：
我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嫁给赵明诚为妻，当时公爹还在吏部当侍郎的官，俸禄很少，家庭生活也一度清贫节俭。明诚还在太学读书，每到初一、十五请假回家，回家前他总是将衣服作为抵押，换得五百文钱，然后到大相国寺，先买一些碑文，然后买一些水果之类的东西。他到家以后，我们夫妻相对而坐，一边吃水果，一边细细地品鉴欣赏着买到的古器、书画之类的珍贵之物。
两年过去，明诚当了官，有了俸禄，就有了搜尽天下古文器物的心愿。当他遇到从未见过的古书就抄录，并收买名人的字画及古器物。有一次，一个人拿着一幅著名画家徐熙（五代南唐画家）的《牡丹图》说，谁能出二十万钱就卖给谁。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因为筹集不到足够的钱，只能让他拿回去。为这件事我们非常惋惜，难过了好几天。
后来明诚成为两个郡的太守，我们几乎用尽所有的俸禄来买古书器物。每当购买一本好书时，我们当天就加以校勘、装订，如果购得名画及古代器物，也是赏玩展卷，品评再三，指出之中的毛病，通常是到一根蜡烛燃完为止。所以，凡是经过我们手的书画，纸张都很精致，字画都很完整，是其他藏家远远不能比拟的。我们每次吃过饭，没有事时，就坐在“归来堂”，先煮好茶，然后指着堆积如山的书籍史册，猜一猜某一件事在某本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以猜中与否为胜负，胜者先饮茶，负者则后饮。猜中的常常是举杯大笑，有时得意忘形把茶泼到了怀中，不能再喝了才起身结束。凡是书史百家之书，只要是字没有磨损缺少，版本又不错的，我们都购买，储藏起来作为副本。
高宗靖康元年（1126年），明诚到淄川（今山东淄博）去做太守。金兵进犯都城开封的消息传来，人们惊慌不安。我们对于收集而来满箱盈柜的书画器物，十分留恋，已经料想会在战乱中丢失。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明诚的母亲不幸病故，我们奔丧来到南方。由于太大太重的古器古物携带不便，于是决定先丢弃那些又重又大的刻印本书及篇幅多的画卷，没有款式的古器物。尽管如此，余下的还很多，进而决定再丢弃那些国子监印的监本书、一般的画及又重又大的器物。最后决定带走的，仍有十五车。我们乘船过了淮河，又渡过了长江，继续南行。而留在青州故宅十间屋里的尽是古器字画，把门上落锁，想在明年用船运到南方。不幸在兵火中全都化为了灰烬。
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明诚和我在池阳（今安徽贵池）安下家，明诚又接到命令去外地赴任。他在河岸上与我们告别，我当时心情很不好，就大声地问他道：“如果听到城池被敌人攻占怎么办？”他从远处大声回答说：“跟随众人，如果不得已，先扔掉行李，然后是衣服被褥，然后是书籍，然后是画册，然后是古器物。唯独祭祀用的宗器不同丢，要随身携带，和你共存亡，一定要记着我的话！”说完径直拍马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