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会在极其无聊的时候，想起贾平凹和韩少功。前者对人类繁衍的荒诞性给予了无情批判，认为一代又一代地无限重复，无疑就是“人草稿”。
后者对某种习惯性会议进行了荒诞的描述：会议室被偌大的主席台占领，台上坐满了人，都是或大或小的“头头”，台下只有一个听众。尤其后者令人感受至深，那是一种绝对霸道的会议设置，一种绝对的话语霸权，一种绝对的多数对少数、强者对弱者的欺凌。
1787年，中国已经是大清帝国的黄金时代，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已经达到可观的程度。而此时的大洋彼岸，一个叫费城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次旷日持久的会议，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国家，以及为这个国家确立若干规矩。这些规矩包括：国家领导人是一个还是几个？怎样产生这个领导人？选出来的领导人可以干几年？他的权力有哪些，将受哪些制约？议员该不该拿薪水？钱从哪里出？舆论是否可作为监督腐败的力量？
讨论决定如此重大的问题，自然要开会，自然应该开一个旷日持久的会。
从5月下旬直到9月中旬，这群后来被美国历史永远无法忘记的人，表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发挥了最大的聪明智慧，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们的性格魅力。
但如此神圣的会议，居然没有一个主席台，也没有让代表们围拢起来或并排坐着的长桌，只有几张小型的方桌和靠背椅。桌子七零八落地放着，代表们三五成群地围着。不像在开会，倒像在酒吧里闲谈。代表们不在同一时间到会，也没有都坚持到结束，高兴就来，不欢就散。但只要参加了一天，都可以充分陈述自己的观点，不赞成，可以旗帜鲜明地说不。
这可真是一次令人神往的会议。如此不讲“纪律”，如此不在乎形式，最后却产生了一部二百多年后还无须大改的宪法，其效率，其对民族和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真的Ⅱ叫人好羡慕。这次会议制定的规矩，正式的名字叫做《联邦宪法》或《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其简略程度同样让人称奇，总共只有七条。
美国那批先知先觉的人，有一个最好的禀赋，就是敢于据理力争，不轻易屈服于所谓权威。而在那个还没有完全“开化”的大陆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人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说不。
相比而言，无事而开会，一言堂，形式主义，还像阴魂一样缠绕着我们。纸上谈兵、运筹帷幄，要开会，传达精神、部署工作，最好的形式还是开会。与会议无关的人要开会，不具有专业知识和理论水平的也来开会，搞得当今社会，似乎会议成为第一要务。一位俄国高明诗人曾为“会议工作者”绘制了绝妙画像：如今工作很忙，忙得下不了会场，无奈会议太多，只好分身应酬，上身参加此会，下身参加彼会，人人这样努力，定可干出社会主义。
但是，制定了联邦宪法的那次神圣会议，据说是被迫召开，没有一个人想去开会。据说，甚至还有代表对组建国家，也持反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