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历程
1.史前及先秦时期的绘画艺术
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中国绘画艺术最初产生于原始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人们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上描绘或雕刻各种纹样图案，这些图案多来自于原始人的图腾，表达出人类远祖对于自然的崇拜、信仰、敬畏或希翼。这一主题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题材也不断拓展、丰富起来。从新时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到先秦的青铜器再到秦汉的画像石、画像砖，这一历程可以看作是中国绘画起源并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绘画形式是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纹饰。在原始社会，陶器纹饰不单是装饰艺术，它首先是原始氏族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共同观念、信仰的一种标志。例如，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盆上描绘的人面形图案，线条朴拙而又神秘，口角有两条交叉的斜线，好像衔着小鱼；头上两边也以上翘的曲线画成小鱼形状。据考证，这种图案包含着十分复杂的原始宗教观念：期望渔猎的丰收，期望人会像鱼一样具有旺盛的生殖力。与半坡陶器纹饰类似的还有庙底沟陶器、马家窑陶器等，其纹饰或以鸟纹为主，或以蛙纹为主。这些纹饰以简化、变形、提炼、抽象、组合、重复等方式，产生了生动的、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美感。
商、周时代绘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纹饰上。这一时期，铜器形类别纹饰都不断发展变化。商代铜器上流行饕餮、夔龙、夔凤等幻想的神话动物装饰，饕餮纹饰布置在器物的主要装饰面上，而夔龙、夔凤则在次要的装饰面上。另外青铜器上有蛇、牛、虎、象、鹿、蝉等现实的动物纹样，还有重复排列的四瓣纹、圆涡纹及不规则的云雷纹，作为底纹或装饰主要纹饰图案。这些纹饰，同多数青铜器一样，都是服务于原始宗教礼仪的，它们神秘、庄严、奇诡而又狰狞、可怖，反映了奴隶社会人类的精神形态的某个侧面。
春秋中晚期以后，青铜器制作的工艺更加精巧，纹饰也变得清秀，除窃曲纹、环带纹、蛟龙纹、重环纹、鱼鳞纹等简洁优美的纹饰外，其题材也开始向耕作、宴乐、田猎、攻战等现实生活扩展。这些生活面通过大的动作姿态和横列的空间关系来表现，技法单纯古拙，形象概括得简洁质朴，表现物象的同时也能表达相当程度的主观情感。
战国时代的绘画性作品中，长沙出土的《帛画》、故宫藏的《水陆攻战纹铜壶》、河南辉县出土的《宴乐射猎铜鉴》最具代表性。
2.秦汉时期的绘画艺术
秦汉有厚葬陋习，因而促进了壁画、墓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广泛发展，这类作品兼有绘画和雕刻两种特征。
画像石以山东、苏北地区的最有名。其中武梁祠中的《荆轲刺秦王》、《闵子骞失棰》、《孝孙（原杀）》浑厚整齐、简洁醒目，都是画像石中的代表作。画像砖是秦汉时期的建筑装饰构件，分模印与刻划两种。画像砖的题材非常广泛，代表作为东汉后期的《弋射收获》和《荷塘渔猎》等，这些作品构图完整、线条生动、形神兼备，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秦汉时期的绘画艺术，主要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工艺装饰画等。咸阳东郊发现的《秦宫车马仪仗壁画遗迹》、洛阳八里台汉墓壁画中的《迎宾拜谒图》、辽宁金县营城子汉墓中的《门吏二人》、河北望都一号汉墓中的《属吏》都是壁画中最优秀的代表作。特别是望都一号汉墓两壁绘制僚属二十余人，布局严谨，形象高大、性格鲜明、比例准确、笔法生动，艺术水平很高，可以视为秦汉美术的代表作品。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和外来文化第一次大融合的时期。其时政权更迭，战乱频仍，旧有的政治文化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外来文化传人中原，并与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相结合，佛像与佛教故事遂成绘画主要题材。另一方面，放达清通、超迈隐逸的“魏晋风度”也对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独立的山水画开始形成。
比较而言，北朝宗教绘画更加发达，它吸收外来的艺术技巧、形式较多，风格雄浑开阔。北朝宗教画以莫高窟壁画为代表。莫高窟壁画可以说明在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在写实技法、构图、题材及表现技巧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例如257窟的《鹿王本生故事图》，以横幅构图，情节连续，描绘九色鹿王拯救溺人、感动国王的故事。这幅图人物动作夸张，以晕染法表现体积感和肌肤色调，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的痕迹与审美风尚。同时，宗教画也承袭了汉代绘画传统，如树木、虎、鹿、山林、建筑的构图与刻划，都可以从中看出传统绘画的影响。
南朝绘画除宗教画、政教画以外，文人士大夫们开始将玄学意味、理性精神融人绘画，富于理性、风格独特的线描图画取代了汉画的质朴拙稚。大画家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绘画思想。南朝的画家、理论家谢赫进一步提出绘画的“六法”，强调了气韵生动的重要性。宗炳则在《画山水序》中提出“含道应物”、“以形媚道”，体现了画家主观因素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这些理论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当时画家以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最为著名。顾恺之在金陵（今南京）瓦棺寺所画维摩诘像，画出了维摩诘的病容及病中与人对谈时的特殊神情，有“清赢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备受时人称颂。传说顾恺之作画，往往数年不点眼睛，有人问他为什么，则答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即眼睛）之中。”他借用当时名士诗句，感慨“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描绘外形姿态，尽管细微，却相对容易，而要通过目光眼神准确传达出人物的心绪情感，却是比较困难的。据说，顾恺之在瓦棺寺所画维摩诘，点眼之时，画像竟“光照一寺”，人们竟相争睹，施者填咽，瓦棺寺遂得施助百万钱。顾恺之的绘画理论、绘画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作品真迹今已失佚，只有摹本流传，其中最精美的是《女史箴图》（隋代摹本、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和《洛神赋图》（宋代摹本，藏故宫博物馆）。
4.隋唐时期的绘画艺术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三百多年的动荡和分裂，至隋又归统一。隋代短短38年，被唐所代替，唐代是中国绘画又一鼎盛时期，唐代绘画艺术继承南北朝绘画的优良传统，在众多画家的努力下，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唐代宗教绘画继续发展之外，世俗绘画迅速崛起。世俗绘画以描绘贵族生活为主要题材，宴饮、出游、会见、人物、花鸟及牛、马等都成为画家的表现对象。唐代绘画技法进一步提高，人物画中所表现的人体解剖知识，楼阁画中所表现的透视知识，山水画中所表现的远近法，都达到相当水平。随着题材扩大和绘画技法水平的提高，绘画分科更加具体细致了：分为人物、屋宇、山水、鞍马鬼神、花鸟等。每种题材，都涌现出许多著名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的人物肖像，周肪、张萱的仕士画，王维、李思训的山水画，韩混、韩干的牛马图，薛稷、边鸾的花卉禽鸟等等，每位画家都兼善几种题材，独具一种气派，使得唐代绘画蔚为壮观。
盛唐还出现了画马和牛的高手。曹霸又称曹将军，最擅鞍马，笔墨沉着，神态生动，多次受到杜甫的赞誉，称他“一洗万古凡马空”，可惜他的作品未能传世。韩干，出身贫寒，后为宫廷画家，玄宗曾令他师法陈闳，他却称：“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可见他不因循前人而师法自然。其《牧马图》刻画得十分准确生动，构图饱满，对比得当，是传世佳作。
总之，唐代的美术比以前有进一步发展，技法更加熟练，主题更加明确，形象丰满而又典雅，结构豪华而又紧凑，色彩绚丽而又调和，成为美术史的又一高峰，也是世界艺术中的杰出成就之一。
5.五代、宋、元时期的绘画艺术
五代、宋、元绘画发展了唐代绘画的世俗倾向，在艺术技巧和艺术样式方面扩大了绘画的领域。主意派文人画的审美思潮迅猛发展，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潮；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五代两宋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画院画家，其出现与消失都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的重要事件。五代、宋、元绘画艺术的成就，在花鸟画、山水画等题材领域内表现得最为突出。“与中唐到北宋进入后期封建制度的社会变异相适应，地主士大夫的心理状况和审美趣味也在变异。经过中晚唐的沉溺声色繁华之后，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延续着这种沉溺（如花问词、北宋词所反映），同时又日益陶醉在另一个美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世界”。正如宋人郭若虚所评论的：“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鸟，则古不及近。”（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五代、宋、元的山水画
五代、两宋山水画一方面强调气韵，一方面重视客观自然本身的景致、变化规律，五代荆浩，开此风气之先。荆浩继六朝谢赫人物画“六法”之后，提出山水画“六要”——气、韵、思、景、笔、墨，其核心是强调要在形似的基础上表达出自然景象的生动气韵。他认为绘画的“真”与“似”的关系是“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笔法记》）。气韵生动作为宋元以后的中国山水画的主要美学特色，由此确立了。到元代，“气韵”从客观景物转移到主观意兴上，成为表达人的主观意兴、情绪的山水画的标准。相比之下，忠实再现的地位有所下降，而笔墨的趣味则受到青睐。“线条自身的流动转折，墨色自身的浓淡、位置，它们所传达出来的情感、力量、意兴、气势、时空感，构成了重要的美的境界。”山水画北宋繁茂，南宋精巧，到元代乃融合诗意、讲究笔墨，注重传达主观心绪。有人总结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松年）、李（唐）、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公望）、黄鹤（王蒙）又一变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可以说是概括了宋元山水画的全貌。
五代宋元的花鸟画
从五代开始，花鸟画摆脱唐代的装饰、点缀的“附属”角色，写实风格进一步发扬，在中国绘画史上取得了独特地位。作为展示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个艺术门类，花鸟画直接传达画家的思想感情，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花鸟画在画家们精密的观察、大胆创新的基础上，技法、技巧上更加丰富，造型更加生动传神。
五代时期的花鸟画，有两个主要派别，一派以黄荃父子为代表，一派以徐熙为代表。画史上称为“黄家富贵，徐家野逸”。“野逸”与“富贵”形成鲜明对比。“黄家富贵”，多画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画法工整细致，设色富丽浓艳，适合宫廷贵族的欣赏趣味，被北宋画院奉为典范，风靡百年之久。黄荃的《写生珍禽图》，黄居宋的《山鹧棘茌图》都是体现“黄家富贵”的代表作。徐熙，终身不仕，自命清高，多画“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落墨较重，设色清淡，适合文人情趣。《雏鸽药苗图》传为徐熙所作。
宋徽宗赵佶，画一手好画，写一手好字。他既能画笔韵高简的画，也能画用笔朴拙的画。赵佶的花鸟画很大一部分是描绘“花石纲”的禽鸟花木，如《腊梅山禽图》、《芙蓉锦鸡图》、《柳雅芦雁图》和《四禽图》。《芙蓉锦鸡图》中生动地描写了花枝与禽鸟的情态，芙蓉花盛开，招来蝴蝶翩跹，蝴蝶飞舞，又引得锦鸡注意不动，结果，把脚下的芙蓉枝都压弯了。三者密切联系，环环相扣，使观者视点被牵引着，循环往复，画面充满情趣，生机盎然。这种动态联系的手法，宋代花鸟画中非常流行。
两宋花鸟形体刻画精工逼真，设色赋彩细腻艳丽；重视飞禽的神态描绘，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元代花鸟画多为表达士大夫寄情畅怀的方式，题材集中于竹、梅、兰等象征意义较强的形象上，其中以王冕的墨梅最为著名。其作取材精炼、用笔纯熟、格调高雅，能表现出梅花生机勃勃的姿态，极富朝气。
口五代宋元时期的人物画、风俗画
五代、宋元时期，人物画的继续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大规模宗教壁画的绘制，如大相国寺壁画和山西永乐宫道教壁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文人学士人物画水平的提高和表现题材范围的扩大。人物画家名人辈出，佳作流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顾闳中、李公麟、张择端等。
顾闳中，南唐画院待诏，《韩熙载夜宴图》是他惟一的传世作品。该画成功地表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放纵不羁的夜生活，分为夜宴、观舞、休息、演乐、酬宾等五个场面，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人物关系自然合理，情景交融，色彩和谐稳定，线描功夫非常精湛，是我国古代人物画中的杰作。
在风俗画方面，成就最高的要属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该画长达528.7厘米，高达24.8厘米，画面以虹桥为中心，展示了北宋京城汴梁的广阔城市生活图景。构图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描绘之精微，人物之生动，场景之逼真，为世所罕见，成为我国古代绘画史上具有不朽意义的杰出作品。作者丰富的生活体验，饱满的创作热情，持久不懈的毅力，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丰富的艺术想像力，一丝不苟的艺术表现都在绘画史上有着典范意义。
在历史画方面最主要的人物是宋代的李公麟。他有着广博的文化修养，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名流都有交往。人物、山水、鞍马、佛像无所不能。历史画方面有《免胄图》、《便桥会盟图》。这两幅画描写唐朝大将郭子仪以智慧和胆略取得与回纥族和解的历史故事。李公麟继承和发展了“白描”画法，创造出了“不施丹青而光采动人”的白描作品。《五马图》便是“白描”的典范。这幅画线描严谨，造型准确，单纯洗炼，柔中有刚，受到苏东坡的高度赞扬，说他“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