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以前，林绍良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创建面粉、水泥业等方面，中亚银行的业务发展不大，1974年全年客户只有609户，纯收益为620万盾。1973年，印尼政府为了广辟资金来源，制定了开放性的发展金融资本市场的策略。1974年，林绍良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由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和香港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最初以1500万美元作为印尼金融市场周转资金，这家公司是林绍良第一个与外国银行资本联营的金融企业。1977年，中央亚细亚银行被印尼政府批准为印尼十家外汇银行之一。1978年，该行又收购合并了印尼商业银行，使其实力相应增大。此后，业务迅速发展起来。
1979年以后，林绍良积极向海外拓展金融业务。除在香港成立中亚财务有限公司和中亚保险公司外，1979年又收购香港的海外联合金融公司，把它改组为第一太平金融公司。1981年，在利比里亚注册成立了“第一太平企业有限公司”和“第一太平投资有限公司”。1982年，收购了香港的上海地产公司，改组了第一太平控股公司，不久又在香港建立了第一太平国际公司。林绍良以这几家金融公司为基础，形成了“第一太平集团”，并和美国、日本及香港等地的资本合作开展金融业务。到1986年3月，中亚银行已发展到拥有多家国内外分行、总资产达40亿美元的印尼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
1983年6月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把林绍良列为世界12位华人大金融家之一，其财团总资产约达80亿美元成为东南亚以至世界屈指可数的著名华人金融家和企业家。
从1986年开始，印尼政府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并制定了一整套内联外引、奖励私人投资的政策措施，这为其国内私人企业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林绍良迅速抓住机会，一方面继续加强原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特别是印尼土敏水泥厂和中央亚细亚银行的管理，使这些企业都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他又和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商家组成合资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如他和美国人合资的对苯二酸加工厂，投资金额为2亿美元；他和挪威人组建的甲醇厂，投资达4亿美元；他和新加坡的科技工业公司及裕郎环境工程公司一道在印尼最大的经济特区——巴淡开发区投资数10亿美元发展业务。
到1980年代初，林绍良又开始向重工业生产进军。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薄钢板，印尼国内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每年需7亿美元。印尼政府为了节约外汇及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决定由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建立一间冷轧钢板厂，但是建设该厂需8亿美元资金，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外国银行提出必有40％的股份掌握在可靠的私营厂商手中的条件。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趁机人股，获得了进军钢铁业的契机。该厂于1987年建成，年产855万吨薄钢板。从此印尼就不需每年花7亿美元进口薄钢板，而只需花2亿美元进口一些原料。此外三林企业集团的根扎那有限公司在东、中、西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及萌姑莲等地参加开发金矿，与澳大利亚合资的“英达哥有限公司”在邦牙比洋开发经营锡矿，近两年来又在集资兴建炼油厂，三林集团的重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林绍良近年来积极前往中国大陆投资，主要是房地产、金融及酒店，总投资已经超过15亿美元，其中包括在福州的家银行。2001年10月，林绍良带团到北京考察了商务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显示出旺盛的投资兴趣。次年9月，林绍良果然是出大手笔：斥资5亿美元成功购得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经营的地产期间企业——中远置业集团有限公司45％股权，从而与********这一中国特大型企业共同成为中远置业的并列第一大股东，迅速切人到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现在，林绍良已是当代印度尼西亚最著名、资产最大的印尼籍华人企业家，其控制的三林集团是一个拥有200多家子公司，总资产超过80亿美元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势力遍及丁香烟、轻纺、面粉加工、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等多种行业。这一切的成功，都是善于发现并抓住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带来的商机，进而A中获利的结果，可以说，林绍良的成功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审时度势”的重要性。
【感悟中华商魂】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治决定于经济基础，而又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过程中，伴随着制度、政策等一系列的变革，这其中必然蕴藏着无限的商机，谁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审时度势，敢于决策，谁就能从进退各种行业间获取超额利润，成为市场的先行者。
政治之与经济的这种相互渗透，互为影响的关系众所周知，然而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能洞察局势，在政治经济形式的变化中，发现并抓住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带来的商机，进而抓住机遇从中获利，这的确需要一种魄力和能力。
林绍良及其所辖集团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他能够洞察政治形势的变化，准确的把握住了进入新行业的重要时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林绍良将行业特点、市场行情与社会局势、政策趋势相结合，共同作为判断标准，将企业家的视角进一步拓宽，值得我国的企业领导加以借鉴。
荣氏兄弟：找准时机
荣宗敬与荣德生兄弟，是我国二十世纪初期非常有名的民族企业家，他们从当学徒开始，历尽艰辛，勇于开拓，凭借对政治社会形势的准确把握，巧妙利用局势变化带来的商机，经过数十年的奋王卜，终于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不仅为自己赢取了巨额的财富，也为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正如彭真同志所说：“荣氏兄弟刘于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贡献，历史将会大书特书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的深重灾难，同时也殃及无锡街尾深巷的荣家。1896年，荣宗敬与荣德生兄弟双双离家，奔赴开中国经济之先的大上海，凭借在钱庄经营上的业务基础，兄弟俩开设了广生钱庄，这家不起眼的小小钱庄，在兄弟俩的孜孜经营下，累年稍有所盈，并度过了刮倒上海半数钱庄的金融风潮，站稳了脚跟。
但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对于新型的工业企业，大多数中国商人都抱观望态度；官僚们兴起的洋务运动不久就偃旗息鼓了。民智的混沌不开，官府的保守封闭，列强的仗势欺凌，都使民族工业进退维谷。但荣氏兄弟更深知，与其怨天尤人，何如奋起搏，与其坐而待毙，何如起而自救？开明盛世之下，固然是英雄施展才华的时代，但真正的英雄，更应该在困境中奋起，以自身不懈的努力。去一点…滴地改变环境，拯救自己，拯救社会。
“图运不昌，民生维艰。而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国家非兴办实业不足以立国，个人非创建工厂不足以立业。”民贫国弱，痛在切肤，荣氏兄弟立志要以实业救国。当时上海滩商界，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冲击下，只有面粉业还算差强人意，兄弟俩也深知，“衣食为人生要需”，遂决心在这方面一展宏图。
1900年，荣德生分期付款购买了四台法国石磨，回到家乡，与人合股兴建保兴面粉厂。但现实的严峻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荣德生每过一关，都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要打官司，要贿赂官吏，要说服乡绅，要息事宁人荣德生以顽强的毅力一步步向前迈进。他派销售人员远上北方，开辟面粉市场。同时处心积虑地冲破重重阻碍，打开封闭落后的本地市场。就在这时，一个主要股东撤股远走高飞，而英国怡和洋行买办有意悉数收购保兴粉厂独资经营，荣德生寸步不让，在原厂基础上改组创建茂新面粉厂，并力所能及地增加其中荣姓之股。
就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日俄战争间接拯救了荣氏兄弟的事业。当时，日本、沙俄在我国东北发动了罪恶的争霸战争，交战双方都疯狂的抢购中国面粉充做军粮，这为茂新厂的面粉提供了销路，荣氏兄弟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准确的预见了未来的走势，并果断的增加投资，改良设备，扩大规模，以战争这次意外事件作为茂新厂腾飞的契机。同年国内的小麦也获得火丰收，原料下跌，减轻了面粉厂的成本压力，经过艰苦的奋斗，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茂新面粉厂成功地打开了局面。
可以说，正是甲午战争的爆发，为荣氏兄弟的创业提供了大的社会环境，荣氏兄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投身实业，创建了面粉厂，而日俄战争的爆发则为荣氏面粉厂的成长和壮大间接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荣氏兄弟正是抓住了这两次政治社会形势变化带来的商机，为以后荣氏家族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卷入到战争中来，各交战国国内粮食生产骤减，不但无力对外输出，而且还要向国外采购，以弥补军粮的不足；同时，处在战线外的国际市场由于参战国的暂时退出，也需另觅货源，这两方面的因素为我国面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外部环境。
荣氏兄弟对如此好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办厂热情也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他们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集资创办了福新一厂，在建厂之初，荣氏兄弟就订下一条规矩：各股东三年不得提取红利，股息也一律存厂，用于清偿建厂欠款、企业生产周转和增资建新厂。事实证明，通过全力扩大资本，提升生产规模，借助有利的市场时机，荣氏兄弟的事业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除了继续在面粉行业发展以外，荣氏兄弟还抓住战争对纺织行业的积极影响，创办了后来名震寰宇的申新第一纺织厂。当时正是西方列强在欧洲激战方酣之时，中国市场进口棉纱锐减，天赐良机使在夹缝中艰难挣扎的民族工业获得了片刻的自由，棉纺业的盈利魔术般激增。申新一厂生逢其时，利润成倍增加。荣氏兄弟信心十足，开足马力将全部的盈利用于投资办厂，全力以赴地增加资本积累来扩大规模、增建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荣氏兄弟各企业的全部盈余几乎都用于企业的创办与扩建之中。
为了迅速扩大企业规模，荣氏兄弟采取了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扩大规模。因为仅凭自身的资本积累，远远满足不了荣氏兄弟扩大企业的期望。他们以超人的勇气与无畏的冒险精神，大胆地采取了长时期、大规模地举债发展的战略。
福新粉厂就是采取“租地、租房、欠机”的办法建厂，通过先欠、后赚、再还款的方式，大胆实施“举债发展”的战略，不失时机地扩大再生产。由于有茂新粉厂的经验借鉴，加之上海有利的市场条件，福新粉厂利润优厚，荣氏企业活动中心也逐渐由无锡向上海转移。
荣氏兄弟还积极收购别的企业，收购的价款往往是以自己原有的信誉颇佳的企业向银行作抵押，以此获得贷款，收购完成后，即全速整顿开工生产。他们在增设工厂方面从未停止步伐，“开一个厂，就向银行押款去购买或开设第二个厂”，滚雪球似的使荣氏企业集团越滚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