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气生财”是中国传统商入的生意经，意思是说，不要乱发脾气，整天笑脸迎人，自然就有财富好运上门。我国古代就有“人无和气休开店，会打圆场自招财”、“和气能生财，强横客不来”的商业谚语。时至今日，人们强调文化经济，企业文化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内源动力，越来越受到关注。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保证企业内部具有较高的整合度，对外有较强的适应性，促进企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和气生财”这一简单的中国哲学观点，却蕴含了玄妙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企业以“和气生财”为文化之本，有利于协调与各方的关系，在激烈的竞争中发达兴旺，财源广进。
中国文化将和谐视为世界上常住而有效的自然规律，并以能够认识这一规律为明智，即所谓“知和曰常，知常日明。”（《老子·五十五章》）“和气生财”之说，在儒学那里有极其深厚的理论根源。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精辟论断，荀子也说道：“入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天命章》）。儒家思想贵和，主张人际之间和谐、安定，团结，协作，即“人和”。“和气生财”是儒商富有智慧的经商境界和伦理原则。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越国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跑到山东陶县，化名易姓为“朱公”，弃官从商，在十九年中发了三次大财即所谓“三致千金”，财至万贯。司马迁把陶朱的经营之道归结为善于“择人而任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任时”和“趋时”都要由人来实现，因此，“择人”比“任时”对商业经营的成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不责于人”，意是择人而与人不负之，也就是说陶朱公善于择入，且善待所属，在齐地时就曾下令耕奴五年脱籍转平民，乐奴十年转平民而深得人心，他的部署都能跟他同心协力。任何事业成功，都要有人才为之效力尽智，陶朱公深懂此理，对贤豪之士，不限于下位，对智谋之臣，不试以弓马，对山林之杰，不薄其贫贱，识人善任，同时看准时机做买卖，所以司马迁说：“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战国时期被誉为“商祖”的白圭，其经商治生的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天下言治生祖自圭”。白圭提出了商人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
其中“仁”就是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而不要像一些奸商那样；对待下属、供应商和其他一些对我们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经济交往关系中的“和气”使入相互之间的利益合作或交易具有理性考量、自觉自愿、慎重选择、合理谈判、建立信任和思维正常的基本环境条件。营造这样的环境和态度乃是商业活动成功进行的基本要求。
经商叉叫做“生意”。“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言为心声，心诚则言和”，诚心正意、严守信用、态度谦和，才能做成生意。古代商贾在处理同消费者关系时一贯寻求“和气生财”、“宾至如归”的和睦气氛。唐代柳宗元在《宋清传》中就抨击了翦翦逐利的小商们那种“一不得直（直同值，价钱），则沸然怒，再则骂而仇耳”的粗横态度。《商贾三十六善》警告商人：“暴以待人，祸患难免”。在题名为《营生集》的无名氏所留给子孙的家训中告诫道：“礼义相待，交易日旺”；要“除尽躁暴之气”万事笑容向人为上。同样的店面、同样的货品、同样的顾客，但不一样的待客态度就会产生迥异的结果。因为顾客在购买商品时，除了从商品本身得到享受，还需要得到情感满足。这就要求商家要和气地对待顾客，真心实意地满足顾客的要求，而不能态度粗暴、蛮横。另据《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做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沐春风，从而流连忘返、百顾不厌。明代中后期在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商帮——洞庭商入，他们“谦恭逊让，和颜悦色，出口沉重有斤两”。对待顾客，他们的经验是要“春天气象，惠风和畅，花鸟宜人”，“言如胶漆，口甜似蜜，还要带三分奉承，彼反觉亲热，买卖相信”，“推之以理，祥之以情”，切不可“浮草大意，回他去了”。对生意人来说，“和气”是一种修为，是经商的一种手段，也是生财的基础，蕴含了极深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品位，能满足顾客的深层次需要，有利于维持顾客的忠诚度，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十大商帮。有句民谚说：“无徽不成商”。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朝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团结互助、贾儒结合的行为规范，保障了徽商的发展。徽商有“和商”一说，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徽商大多“聚族而居”，正所谓“家乡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他们厚道温情，互助互爱，选贤任能，行谦让之德以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信奉“世事每逢谦处好，便宜多自吃亏来”，“忍半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因此，徽商的客户关系、同行关系、宾东关系、政商关系特别融洽，为自身发展增强了合力，减弱了阻力。与徽商齐名，“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晋商同样笃信“和气生财”，高度重视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即是“相与”，心即竭力维护持，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榆次常家天亨玉的掌柜王盛林（汾阳人）在东家行将发生破产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毫无资本，全凭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全凭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去2万银元，同事们坚决拒绝，认为此款无法归还，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那里还有天亨永呢？”。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这种合作的精神，影响深远。明清时期的商人大多是儒商，他们不是用纯商业、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商业经营活动，而是意识到商业活动中的入际接缘、续缘关系，倾向于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社会性的广结善缘的活动，在追求利益目标的同时，建构和扩大入际缘分网络。
现代商业也同样如此。表面上看，商业经营是人际间商品交换、物质交易的关系，但其背后却有多方面的、内容更为丰富的交流、沟通。依靠广泛、稳定的联系网络，商业经营活动才能持久下去、扩大开来。
在企业文化这一名词出现之前，商家的主要价值取向大多以商号表现出来，即以商号来定位商家的文化内涵。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永和园酒楼，其前身是清末南京城著名的雪园茶馆。在雪园茶馆生意难以为继时，1939年，有个叫卞永生的买下了雪园门面，继续经营茶点生意。为改变雪园的衰败状况，卞永生将店名改为“永和园”，意在永远和和气气的生财。始于1902年，历经百年沧桑的同升和鞋店，据考证，它取自最初开业时，一位友人赠给老掌柜莫荫萱的一副对联“同心协力功成和，升官冠戴财源多”，取其中“同升和”三个字，喻意为“同心协力，和气生财”。诸如此类的“老字号”还有很多，它反映了商家一种比较普遍的价值取向，几乎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文化积淀。随着高新技术的出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文化时代，文化制约并决定了经济、产业发展的方向、结构和水平，文化价值开始影响人们的生产消费决策。企业经济活动必须考虑文化因素，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必须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现代的商家将“和气生财”这一儒家思想融入了企业文化，指导企业发展。儒商陈荣珍就是一个典型。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商海中，他将儒雅的人格引入了荣事达集团之中，使“荣事达”形成特有的“和商文化”。他说：“都认为现代市场如同战场，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市场经济如同球赛，总会有输有赢，输了有什么关系？练好内功，还有下一场比赛。”
荣事达集团在他的带领下坚持“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1997年推出《企业竞争自律宣言》，1998年推出了《市场竞争道德谱》，1999年又首倡设立“中国企业公平音竞争日”这些行动的核心就是不仅要处理好“荣事达”与上游企业和经销商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同行业企业的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类似的还有海尔集团张瑞敏提出的“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诚为本、君子之争、和气为本”的企业文化，也体现了“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
“和气生财”是从古至今广为人知、广为采用的经营策略。我们认为，“和气生财”这一思想更是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的必备要件，在现在这个重商的时代，其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和气的范围包括着顾客且超越了顾客，它要求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社会各方保持关系和谐，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关系氛围和社会环境。首先，企业内部上下左右之间要“和”，即团结一致、和谐相处。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能够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必然能同心同德人常在，不尽财源滚滚来。其次，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要“和”，即态度和蔼、和谐相处。企业要赢得市场和顾客，产品质量和款式是重要的，和蔼可亲的服务态度也是吸引消费者的一个重要因素。接待顾客时，笑脸相迎，态度热情，语气平和，使顾客感到受尊重，从而心情舒畅。再次光临，成为企业的忠诚顾客；与此相反，脸色难看，态度冷淡，语气生硬，哪怕产品再质优价廉，顾客也会敬而远之的。最后企业在处理与社会各方的关系时，如竞争对手、中间商、社区、新闻界等，要一团和气，和谐相处。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的竞争局面。
华帝：与经销商共赢
以100万种子资金起家、创立于1992年的中山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年销售额10亿元的民营企业，并且成功的登陆深圳中小企业板，成为一家国内上市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与华帝股份注重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创造一种和谐发展的气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华帝是由7位毫无血缘关系的老板共同创立的，他们团结一致奋斗了10年，使企业有了今天的成就。分析他们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注重和谐的企业环境，处理好企业内外部的各种关系，是华帝能成功的重要因素。
首先是华帝管理层之间有着和谐的关系。它的7个创始人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小榄镇人，都出生于贫寒之家，都没有高等学历，都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他们都占华帝股份的10％，每年分红都是一样多；因为有约定，他们的亲戚都没有进工厂；他们都不向妻子谈及企业的事，都不准她们到公司来；他们住的都是自建的两层楼的别墅，开的都是同一档次的轿车……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两个比其他人的关系更近，尽管其公司几改运营机制，创业当初的盟誓仍在生效，至今无人违反。
实际上，除了他们都有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信念之外，权力和金钱方面的制度高度制衡也是维系他们的重要纽带。在权力方面，最初他们各自负责一个部门的事务；在董事会里虽有董事长和董事之分，但在决策上高度民主，求同存异，少数服从多数；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不允许亲戚进入公司，杜绝了扶持个人势力的可能。
其次，华帝集团与经销商、供应商和员工通过共同发展组成“华帝利益共同体”，创立了独特的经销商体制，为企业营销渠道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华帝利益共同体的核心是“华帝所有员工、经销商、供应商及与华帝业务相关的社会团体、个人、消费者等都是华帝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本着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同发展，最终促进个人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实现。”在市场建设上，“华帝利益共同体”理念直接地反映到经销商政策上，华帝成功地解决了厂家与经销商在品牌及服务方面在区域市场上长远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从而大大激发出合作伙伴的潜能，保证了他们对华帝的依赖和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