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夏之际，“大盛魁”派出有上百辆勒勒车和上百峰骆驼组成的流动贸易商队——即所谓的“出拔子”，带着帐篷和各类商品，深入草地。他们到达选定经营区域的盟旗王府、寺庙附近，支起帐篷，将运来的商品陈列出来，首先供应王公及上层喇嘛，然后由广大牧民选购。但牧民购买不付现钱，而是将所购货物当面立下字据（蒙民不识汉字，由商人代写），讲明待秋后用牲畜和畜产品抵还，商队通常在一个地方停留10天，再移向他处。这种贸易方式，很受牧民欢迎，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一次将全家一年所需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选购足。大盛魁的“出拔子”商队，在春夏两季流动销售货物，待到秋来冬初，运来的货物已销售完，商人便骑马乘驼，向购买货物的牧民结算收账，他们将赊欠货物价值，折算成马牛羊等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分等论价抵还货款。商人们为了与蒙古顾客建立永久的“信用”关系，对牧民赊购货物所欠债务，当年不一次收清，往往要留下一部分，折合成牲畜，记在账本上。
待下年来在偿还。同时，也有些蒙古王公和牧民，为保障其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在秋季畜牧业丰收时，将多余各类牲畜，先不换取，由收购的商人出具一张商号自制的“钱帖”，写明收购牲畜折合银价数目，交由蒙人收藏，到次年，商号“出拔子”商对在或到达时，凭此“钱帖”可以任意选择他所需商品。这种“钱帖”在蒙古草地信用颇高，即使毁坏、丢失，经查属实，商号仍重新发给。“大盛魁”通过这种“信用”交易方式与许多蒙旗王公贵族、喇嘛、牧民接交成朋友和永久贸易关系，生意日渐兴隆，逐渐垄断了漠北商业。
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注：这里的中国人专指山西商人即晋商）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晋商如此注重信誉，自然招来终身主顾，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后，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他们甚至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大盛魁作为晋商的杰出代表，自然秉承晋商一贯的作风，诚实守信、以义取利，既为自己获取了丰厚的收益，又创下了持久不衰的名声，在我国古代的商业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感悟中华商魂】
大盛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驰骋商场200多年的发展史验证了一个道理：诚信是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诚信是他们得以长期发展的保障，是扶持企业快速发展作强作大的基础。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诚信就显得更为重要。规模大的企业不仅要用诚信的标准要求自己，还应用诚信的标准要求自己的生意伙伴，采取措施使违约的中小企业得到惩罚，从而达到创建一种公平的市场规则的目的。这种公平的市场环境，将降低大企业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其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动力。
大盛魁正是因诚信而成功的。从创立之时起它就以讲求诚信而被世人称道。当它发展到巨大的规模后，它又利用自己对周围中小企业的强大辐射能力惩罚违约者。进而达到建立公平诚信市场的目的，并因此而得到更加巨大的发展。
日升昌：诚通百年
日升昌，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一家票号，创建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历经百年沧桑而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并一度影响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其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
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城内有个“西裕成”颜料庄，掌柜是雷履泰，东家是李箴砚。该庄由于业务需要在北京设有分庄，时常需要在北京和平遥之间汇兑资金，于是在京的一些山西商人和西裕成北京分庄的经理商议，并经雷掌柜同意，在京交款，由北京写信到平遥西裕成，在平遥用款。起初，这种异地拨兑只限于亲属朋友，不出费用，后来要求拨兑的同乡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之下，由委托方出一部分汇费。此时，李箴砚和雷履泰都感到这种生意油水不小，如广为开展。必获厚利。于是另设“日升昌”，兼营汇兑，果然业务兴旺，遂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基本放弃颜料买卖，以“日升昌”汇兑庄名义专营汇兑，兼办存放，先后在天津、汉口、苏州、重庆、广州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与各地山西商人拉关系，招揽生意，此处交款，彼地用钱，手续简便，信用可靠，颇受欢迎。
日升昌创立以后经营十分红火，在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日升昌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得益于其百余年间形成的以诚信为核心的票号精神。
日升昌在经营管理上注重“诚信待客，信誉为本”，视诚信为生命，以儒忠为纽带，赢得了各地客商的高度信赖，建立了牢固深厚的业务基础。各票号对伙友中慢待、欺诈客户而影响业务经营的言行，从不姑息，轻则批评训诫，重则减薪辞退。日升昌的每一位东掌，都要求伙友们要做到诚信为本。按照日升昌的说法“诚则通人性，诚则可信。互相信任，才可以长期交往。在经商活动中长久地坚持诚信为本，胜过无数次欺诈性广告。”
出于对“诚信经营”的重视，日升昌在选拔人才时就十分谨慎，其首要的条件就是人品好。首先由财东全面考察经理人选，一旦选定，就绝对信任，真正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帮账人员的选拔上也要求十分苛刻，一要人品好，二要脑筋灵，三要写字好，四要出手快。就连票号吸收练习生也有严格规定，不但要有保人，还要查祖辈，试其品性。
票号职员全部为亲朋引进，若有作弊，老板很轻易找到老家追究，一旦因为过失被开除，其他票号一般都不录用。票号内部设有严格的号规，分号人员无论离家远近，一律三年探亲一次，非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人每月只准寄平安家信一封，凡寄银钱衣物，必须经理允许等等。虽然管理严格，但是职工皆小心翼翼，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因为日升昌虽然对职员要求严格，但同时也十分重用他们，赏罚分明，票号除了设有银股（货币资本股）以外，还设有身股（人力资本股），俗称顶生意，总经理一般为一股，对业务骨干，视其能力和贡献大小酌定身股八厘至零点几厘。
四年一个会计年度，银股与身股平等分配所获利润。并视业绩大小，晋升身股数厘，将其名字录入“万金账”（即股份账）。
日升昌自始至终坚持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光绪年间某日，日升昌前柜上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她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交到小伙计手中。小伙计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张同治七年的、面值12000两的汇票。他不敢做任何表示，赶忙拿上汇票去找柜头。柜头看看汇票，再看看老妇人，也不知道该作何处理，只好安顿老人先等一等，自己径直向大掌柜张兴帮请示，张兴帮接过汇票仔细端详，认定这是30年前从张家口分号开出的汇票，不论款式、用印、纸质都没有问题，甚至字迹也是曾经见到过的，看来票据不会有假。后来经过询问得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唯一的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到这张汇票。张兴帮在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通过这件事，日升昌声名大振，业务愈加红火。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薄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是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就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人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感悟中华商魂】
日升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金融机构，尽管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因素，它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诚信的象征被永远的记载在史册上。
对于金融企业来说，诚信精神尤为重要。金融机构是现代社会中最大的债务人，是负债率最高的企业，经营的效益性和安全性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同时，金融机构又是现代社会中的最大债主，是典型的信用产业，它依靠别人的诚信实现自身的安全，也依靠自身的诚信去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债主地位。可见无论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还是从金融企业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诚信都是关系金融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
最近一期的美国《商业周刊》（2002）在揭示华尔街腐败的文章中也指出：“现代经济都依靠金融系统筹集和分配资本，而金融系统的基础是信息的诚实性。一旦投资者对金融系统的信息失去信任，就会使熊市加剧和延长，……还容易起到抑制经济的作用。”但是，现实中金融机构信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极为重视和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直困扰着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并不时引发金融风波的大问题。金融机构的造假之风已成为金融领域的一大祸害。
相比而言，诞生于近二百年前的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却始终坚持诚信的精神和谨慎的经营作风，真正担负起了稳定社会经济的重担，发挥了国家经济命脉的作用。这一点正是当今的金融机构应当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