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集传或问》序
宋·东阳陈大猷作《尚书集传》，用朱子释经，法吕氏读诗记例，采辑群言，附以己意成编。宋季其书盛行，学者多宗之。《集传》而外，复成《或问》二卷，明《集传》去取之意，亦犹紫阳《论孟集说》别为《或问》之旨也。《集传》未及见，而《或问》偶有传本。尝取而读之，其中变难往说，著其从违，使治经者有所依归，无岐途之惑，其便于学者甚钜。惜全编不可得见，然因此以推，则其搜辑之博，持择之精，信乎可传也矣。大猷登绍定二年进士，由从仕郎历六部架阁，官不甚显，故《宋史》无传。同时有都昌陈大猷者，号东斋，常师饶双峰，仕为黄州军州判官，亦著《书传会通》，实元·陈澔之父，与东阳别为一人，世人往往混而一之。故举而并著之，使校雠《四库》者有所考焉。
王鲁斋《书疑》序
《书疑》九卷，宋·金华王文宪公柏所著。《书》自伏、孔二家传出，于是有今文、古文之别，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有宋诸儒始疑古文后出，非尽孔壁之旧，然于今文固未有拟议也。其并今文而疑之，则自公始。公高明绝识，于群经穿穴钻研，不狃于训诂之旧。故虽以二千年相传口授壁藏之书，汉、唐诸儒所服习者，犹有缺佚脱误之疑，至谓《大诰》宁王遗我大宝龟，西土有大艰，人亦不靖之语，无异于唐德宗奉天之难委之于定数。圣如姬公宁肯为此语？《洛诰》复辟之事，谓成王幼，周公代王为政。成王长，周公归政于王。苏氏所谓归政，初无害义，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苟为同如此。
元·吴礼部师道言，公初见何北山，北山谦抑，不敢以弟子视之。公宏论英辩，质疑往复，一事或十数过。公之为此书也，岂有得于北山与？是书之最善者，如订正皇极之经传，谓《论语》咨尔舜二十二言，《孟子》劳来匡直数语，宜补《尧典》缺文；《禹贡》叙一事之终始，《尧典》叙一代之终始，《禹贡》当继《尧典》之后，居《三谟》之前。皆卓然伟论，即以补伏、孔所未逮，可也。
杏溪傅氏《禹贡集解》序
义乌傅寅同叔徙居东阳之杏溪，著《禹贡集解》二卷，乔文惠行简序之。其书先以山川总会之图，次九河、三江、九江之图，次及诸家说。断其言谓：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曰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余，易泄而无碍，然后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于冲激以生怒。又曰治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傍流而使其中无停积之患，则河之大体无足忧矣。吾于其言默然有取焉。惜乎是编流传者寡，不见采于董氏之《纂注》。而焦氏《经籍志》，西亭王孙《授经图》，或以为说，或以为论，盖未尝见此书而著于录者。是本为吴人王止仲藏书，其后归于都少卿穆，其第一卷阙三十有七版，第二卷又阙其四版。验少卿前后私印，则知当日已非足本，亟刊行之，俟求其完者嗣补入焉。
梅浦王氏《尚书纂传》序
梅浦王氏《尚书纂传》四十六卷，先引汉、唐二孔氏之说，次收诸家传注，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真氏为归，与其乡先生彭翼夫往复考正十五年而后成。大德中，鄞人臧梦解为宪使，以其书上于朝，得授临江路儒学教授。其子振板行之。予所见者即至大锓本也。吉安自宋季文信公谋兴复不遂，被执以死，其门人宾客咸以忠义自奋，乡曲之士多知自好，恒绝意仕进，潜心经义。于《易》，则有龙仁夫之《集传》，刘霖之《太极图解》、《〈易〉本义童子说》；于《诗》，则有刘瑾之《通释》；于《礼》，则有彭丝之《集说》；于《春秋》，则有丝之《辨疑》，李廉之《会通》。《书》自梅浦而外，则耕野王氏其撰述多有得者。梅浦是书，其抄撮也博，而甄综也简。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间亦采摭其说，择焉可谓精矣。彭翼夫者，尝仕于宋，为江陵府教授，即丝之父也。
《今文尚书纂言》序
《今文尚书纂言》四卷，元·草庐先生吴澄所辑。《尚书》既遭秦火，汉初济南伏生以所忆二十八篇教授齐鲁间，即今书是也。其后孔壁书出，增多二十五篇，谓之《古文〈尚书〉》，而目伏生所授者为《今文》。自东汉及魏世所行者，惟伏生之书而已。《古文》旧藏于官，人不及见，迄东晋始复出。唐·孔颖达因安国《传》而作《正义》，《书》以盛行，于是伏生之书遂为其所乱。有宋诸儒始疑其文体不协，朱子亦曰：“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见，可疑之甚。”又曰：“《孔传》及《序》不类西京文字。”则疑古文者非一人矣。至先生序录群经，始分而出之。取伏生之二十八篇序于前以还其旧，而以孔壁所出之《古文》别序于后。至为纂言，则独有《今文》，《古文》置而不释，其见可谓卓矣。
而说者或谓先生果于自信，轻于非圣经。余以为非也。孔氏壁书已不可见，至东晋所上之书，出于梅赜一手，其非安国原本明甚。至重华之名虽见于太史公《本纪》，彼姚方兴者，岂遂不能援以自实其所撰耶？固未可知也。呜呼！圣人之经灿若日星，甲是乙非，未能遽定。而先生是编考据详博，厘正错简，咸皆确当。学者将以明经祛惑，其于是书必有取尔矣。
《〈尚书〉通考》序
宋元之际，闽之樵川儒学蔚起，若严粲明卿之于《诗》，黄清老子肃之于《春秋》，黄镇成元镇之于《易》于《书》，《易》有《通义》，《书》有《通考》，各十卷。予所见者惟严氏之《〈诗〉缉》，黄氏之《〈尚书〉通考》而已。《通考》纪《尚书》名物度数，举夫七政、九畴、六宗、五礼，方州之贡赋、水土，律吕之长短、忽微，皆著其说，说有未尽，复系以图。汇集诸家而衷以己意，详且备矣。夫《书》以载道，二帝三王之大经大法存焉。度数名物，靡非经法之所寓，稍有未晰，则无以措诸事而施于用，何以免不学墙面之讥乎！是编由器而寓夫道，由数以达其义，学者能详考精察，于以定礼乐，设制度，有裕如者矣。元镇书成，执政因荐为江西路儒学提举。命下，禄不及而卒。集贤议谥曰贞文处士以旌之。当时如元好问、安熙亦皆以下僚布衣得与易名之典，于以见元节惠之锡，不视爵位为予夺，亦可录也。
王鲁斋《诗疑》序
金华王文宪公于六经四子之书论说最富，《诗》则有《读诗纪》十卷，《诗可言》二十卷，《诗辨说》二卷，见吴礼部正传节录《行实》中。今所传《诗疑》则《行实》未载，卷帙不分。绎其辞殆即《诗辨说》。因公于《书》有《书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说《诗》者率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去《序》言《诗》，遂以列国之风多指为男女期会赠答之作。公师事何文定，文定学于黄文肃，文肃受业朱子之门，宜其以郑、卫诸诗信为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岂尽夫子之旧，容或有删去之诗存于闾巷之口，汉初诸儒各出所记，以补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两两相配，于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秾矣”《甘棠》于《王风》，其自信之坚，过于朱子。此则汉唐以来群儒莫之敢为者也。文定尝语公矣：诸经既经朱子订定，且当谨守，不必又多起疑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昔贤之善诲人盖如此。
《诗传遗说》序
子明于《易说》外复取文集、语录论诗者为书六卷，一、二卷纲领及序辩，三卷六义与思无邪问答，四、五、六卷论四诗之旨，末附以逸诗、诗乐谱叶韵，皆《集传》所不载者，名曰《诗传遗说》。时为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议郎、权知兴国军事所成也。
按公凡三子，长曰塾，字受之，以荫补将仕郎，为子明之父，与弟野皆受业于吕东莱，先文公十年卒，公请陈同父志其墓者也。仲即野，字文之，淳祐间荫补迪功郎，差监德清县户部赡军酒库，后公十一年卒，黄直卿诔之，称其在家之贤。季曰在，字敬之，一字叔敬，亦以荫补官，累至焕章阁待制，知袁州。野之子钜，南康丞，铨知登闻鼓院；在之子铉，两浙转运判官；名皆见黄直卿所为行状中。再传曰溥者，浙西提举；湜，知丹徒县；淮，泉州路推官；沂，考亭书院山长；行状不载，盖皆后公卒而生者。若泉州于宋为军州，至元始改为路。岂淮与沂又已入元欤？若鉴之子浚，行状亦不载其名，尝尚宋理宗公主，官两浙转运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宁，浚与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刚中以城降于阿剌罕。浚谓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手！”夫妇仰药死，其事尤烈。浚之子林，官甘肃提举。林之子炣，延平路照磨；焰，武平簿；耿，邵武路照磨。林弟彬之子炜，济宁路同知。林之孙堂，建宁路照磨；壑，屏山书院山长。壑之子銮。銮之子淞。淞之子梴，明景泰壬申诏录文公后，得世袭五经博士，主建宁祠祀。其在婺源者曰稳，于公为十世孙，举明·天顺丁丑进士，官福建盐运使，以廉称。弟懋，永年丞；桢，本县训导。
正德中，给事中戴铣等请朱氏比孔氏，衢州例增一博士，以主婺源祀事，以十一世孙墅为之。嗟乎！我徽国文公著书明道，上继二程、周、张诸子之后而集其大成，盖孔子后一人也。故其垂裕之泽长且久者如此。而子若孙如鉴者，能采葺公之所著以开示来学；其子浚能执节守义，不愧乃祖，他小说或讥其作书与贾似道称万拜，诚诬诋不足道也。鉴父塾之卒，公贻书同父及题其诗卷，有深痛焉在。当理宗朝请进曾子为公，崇祀二程及横渠，而黜扬雄、王雱之祀，数者皆有关于人伦世教之大，咸出于公之子若孙，何其多贤哲欤！噫！斯又周、程、张、邵所不逮也夫！
《毛诗名物解》序
六经名物之多无踰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鱼虫，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自《尔雅》释《诗》，而后如《博雅》、《埤雅》、《尔雅翼》诸书，虽主于训诂，要以名物为重。此外复有疏草木、鱼虫及门类、物性，抄《集传》名物者，若蔡卞之《毛诗名物解》亦其一也。
卞为王介甫婿，其学一以王氏为宗。其书自释天至杂释，类凡十。卞为人固不足道，然为是书，贯穿经义，会通物理，颇有思致。盖熙、丰以来之小人如吕惠卿、章惇、曾布及卞兄弟，咸能以文采自见，而亦或傅致经义以文其邪说，斯所以能惑世听而自结于人主也。嗟乎！当其诬罔宣仁窜逐众正之时，吾不知其于兴观美刺之义何居？斯其人所谓投畀豺虎不食，投畀有北不受者，而吾之犹录其书存之者，殆所谓不以人废言之意也欤！
注：煕、丰指的是宋神宗的年号熙宁、元丰。自王安石的《新义》《字说》盛行以来，宋代的士风为之一变。其为名物训诂之学者，仅蔡卞与陆佃二家。卞作《毛诗名物解》，大旨皆以《字说》为宗。
朱孟章《诗疑问》序
《诗疑问》七卷，元·进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经图》、焦氏《经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赵德《诗辩说》一卷。始予得是书，称盱黎进士朱倬，莫知为何如人。考之《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下有南城县，注云：“县有盱水”。《图经》云：“在县东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江，亦名盱江。”《名胜志》云：“县之东境有新城县，立于宋绍兴八年，就黎滩镇置县，因号黎川”。然后知倬为建昌新城人。及考近所为《建昌志》，仅于科第中有倬姓名，载其为遂昌尹而已，他无所见也。
暇读新安《文献志》载明初歙人汪叡仲鲁所为《七哀辞》，盖录元季守节服义者七人，而倬与焉。因得据其《辞》而考定之。《辞》言倬以辛巳领江西乡荐，登壬午第。考龚艮《历代甲子编年》，辛巳为顺帝至正元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载倬以至顺元年登第。考至顺为文宗纪元，岁在庚午。仲鲁之交倬当辛卯、壬辰间。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至辛卯恰如其数。则《志》所云至顺者误也。岂以顺帝至正二年遂讹而为至顺耶？《辞》言初授某州同知，以忧家居，服阕授文林郎、遂安县尹，则已为官矣。而倬之言于仲鲁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禄。”仲鲁《哀辞》亦有“十年未禄，奚命之屯”语，殊不可解。岂两任皆试职，故不授禄耶？《哀辞》言，壬辰秋寇由开化趋遂安，吏卒逃散。倬大书于座，有“生为元臣，死为元鬼”语，遂坐公所以待尽。寇焚廨舍，乃赴水死。遂安为严州属邑，壬辰为至正十二年。考《元史》是年七月饶徽贼犯昱岭关，陷杭州路，当是其时。盖蕲黄余党由衢而至严者也。
《哀辞》言，后竟无传其事者，岂非以邑小职卑，时方大乱，省臣以失陷郡邑自饰不遑，遂掩其事而不鸣于朝耶？《哀辞》又称其下车兴学诵诗，民熙化洽，盖倬固当时良吏，不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既不为之立传，郡人亦不载其行事于《志》，苟非仲鲁是《辞》，不几与荒燐野蔓同尽哉，诚可哀也矣！《辞》称岁庚寅倬同考江浙乡试，始识仲鲁于葛元哲家，因见仲鲁《诗义》而惜其不遇，盖倬以同经阅卷，则其著是书无疑。其为是书也，当在未为县尹之前。其论经义大抵发朱子《集传》之蕴，往往微启其端，而不竟其说。盖欲使学者心思自得，不欲遽告以微辞妙义也。赵德者，故宋宗室，举进士，入元不仕，隐居豫章东湖，于诸经皆有辩说，《诗》其一耳。嗟嗟！倬以义烈著，德以高隐称，虽无经学，皆可表见，况著述章章若是乎，是不可以无传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