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特质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
陈丹青发表过一些对鲁迅的看法,比如说他样子如何好,等等。这次把品读鲁迅的文章集结成书,有了这本《笑谈大先生》。也许因为作者不是研究文学的人,所以看出了一些专业学者不太会留意的东西。比如,我们过去常常把鲁迅形容为某种斗士、战士,这类形象已经搞得很多年轻人不愿再去读鲁迅了。陈丹青强调,鲁迅在当时的民国文人里其实并不算勇敢壮烈,就拿当年体制内的一些人物,如国民党倚重的傅斯年来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行政院院长,他跟******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可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陈丹青认为鲁迅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
“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
这就是民国。当然有些文人交恶,从此不相往来,但大部分人虽然政治立场不同,看法意见相左,笔仗打得很凶,但他们又有某种跨越立场、派别、政治阵营的文人情谊在,文学的独立王国似乎是存在的。陈丹青说,我们这一代人要认识鲁迅其实相当困难,因为跟那个时代隔得太远。其实说远也不远,只有短短几十年,真正隔开我们的是现在这个社会以及这些年所经历的事。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像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
陈丹青说:“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体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我记得自己二十多年前开始读鲁迅的时候,发现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跟过去人家说的那种印象完全不一样,不是什么火辣尖刻的讽刺,不是什么刚猛暴烈的热情,也不是什么心胸狭隘、疾恶如仇,是什么呢?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悲观,悲观到几近虚无黑暗的地步。
这种悲观是怎么回事呢?陈丹青在《鲁迅与死亡》里列出了15个鲁迅身边人的死亡名单: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陈师曾,47岁死于急病;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萧红,30岁出头死于肺痨;柔石,不到30岁死于死刑;瞿秋白,36岁死于死刑;郁达夫,不到50岁死于谋杀……
他列这一堆干吗呢?他发现鲁迅一生写过很多跟死亡有关的东西,鲁迅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身边人不得好死的结局。他说,要了解鲁迅对死亡的看法,首先要了解他是个异端,异端“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拣他‘****’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到绝望,从欢心、参与而背弃,就因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烈士,但他洞见的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麟,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彻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
而书写死亡,陈丹青居然认为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五四作家群中,我们很难找出哪一位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
陈丹青写到鲁迅的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长期沉迷于毁损健康的作息,拒绝休息,不肯疗养……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没有恐惧,没有遗恨,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