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尽那边，
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
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
（选自诗集《灾难的岁月》）
戴望舒撑着一把油纸伞，带着一丝忧愁，带着一些惆怅，走到读者面前。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被称为“雨巷诗人”的戴望舒，凭借一首忧伤的独唱，伴随着天下有情人。
1905年11月，诗人出生于杭州，祖籍南京。1922年8月，他与张天翼、施蛰存、叶秋源、李伊凉及马天骚等在杭州成立兰社。1923年秋入上海大学文学系。
在香港沦陷前，戴望舒就携全家移居到此地，担任《星岛日报》副刊编辑。1941年，香港当局向日寇投降。1942年，诗人因在报纸上编发抗战诗作被日寇逮捕。在狱中，遭受酷刑而不屈服。待叶灵凤将诗人保释出来时，诗人身体已受到极大摧残。
《我用残损的手掌》写于诗人出狱后不久，“残损”是一种写实，暗指诗人在现实中受到的伤害；更是一种象征，表达了身处恶劣环境下的诗人渴望光明的心境。“摸索”一词极为准确，是从狱中伸向窗外之手、是从黑暗伸向光明之手。“残损的手掌”这一意象，在抗战诗歌中是独一无二的，他以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战争的罪恶。对一个诗人而言，坚强地活下去，比死还不容易。可以这么说，从那以后，抒情的戴望舒远去了，战斗的戴望舒复活了。
诗歌充满了对祖国山山水水的依恋。起始两句是概括：“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接着，诗人以无形的手，从长白山的雪峰到黄河的浊水、江南的水田，从岭南的荔枝到南海的渔船，一一抚摸、感受，在缓缓的叙述中完成情感形象的塑造。括号中的两句诗：“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是对往昔美好事物的回忆，也是一种对比，更加突出了日寇蹂躏下的故国破败凋零。
而对“辽远的一角”，诗人触摸到的是“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诗人“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是从心底的拥抱，因为对那“辽远的一角”，“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在写作本诗之际，诗人还创作了《断指》、《狱中题壁》等，在这里，诗人郁积的感情得到了倾吐。一句“那里，永恒的中国”，是感情的升华，寄托了作者对抗战胜利的全部希望和祝福。
1932年11月，诗人赴法国留学，先后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掌握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是首个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在这样一种文化交融中，戴望舒构造纷繁复杂的诗歌意象更加娴熟，并把传统诗词中的韵律发展为诗歌的音乐美，给抗战诗歌注上了一个“人文关怀“的韵脚。他之所以被奉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领军人物，还在于他基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并一直贯以浓郁的爱的情感。
1950年，诗人因病在北京辞世，年仅45岁。诗集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多种。
在北京西山脚下，茅盾书写了墓碑：“诗人戴望舒之墓”。
在法国里昂大学的校园内，有一块纪念牌，上面用中文写着：“纪念中国诗人戴望舒——里昂中法大学学生”。牌旁，丁香花幽幽地生长着、开放着。
1944年秋，旅居香港的戴望舒到浅水湾凭吊好友萧红，他口诀一首《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诗人早已远行，梦中可有“海涛闲话”？
端木蕻良：嘉陵江上
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
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
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
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
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文汇书店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版
1939年春末，正是草深水涨时刻。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夏坝分部教书的端木蕻良，经常在晚饭后和妻子萧红漫步嘉陵江畔。两个才情横溢的年轻人，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相爱，演绎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
然而，战争使这些同为东北老乡的作家群充满无尽的乡愁。从九一八《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到诗人的这首《嘉陵江上》，都回荡着缅怀黑土地、打回老家去的时代强音。这首诗以“那一天”为开笔，看似平常，其实说明思乡之情一直萦绕在诗人脑际，就这么忽然涌上心头。敌人打来，烧杀抢夺，诗人失去了一切。面对“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诗人思绪万千，他“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然而因日寇的侵入，使诗人“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接着，诗人以大意象“江水”为背景，以呜咽的江水为抒情主体，对家乡的菜花、羔羊等小意象进行歌咏，衬托出诗人“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的决心。
最后两句：“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寓意深广，不仅是指作者要打回老家去，而且要继续以刀枪守护可爱的家乡。诗人在这里实现了角色的转变，即由离乡的游子，成长为归来的战士！这种转变，是特殊时代所促成的。这份责任，是每一个失去家园的人所应该承担的。
诗作问世后，贺绿汀又将它谱写成一首独唱曲，加强了诗歌的战斗力、感召力。一经传唱，很快流行开来，成为一首为大众熟知的抗日救亡歌曲。诗中质朴的语言、亲切的意象、对家乡无限的怀念，让每一个吟唱者都深受感染；加上所谱之曲，深沉婉转，抒情殷切，散发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1912年9月，诗人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一户满族家庭。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上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
1940至1942年，端木蕻良陪同病中的萧红在香港休养，主编《时代文学》和《大时代文艺丛书》。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蕻良分葬了爱妻的骨灰，独自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之后几十年，端木蕻良几乎每年都要为萧红扫墓，题诗作赋，寄托思念。
家乡、土地等乡土意象、情节是端木蕻良不能够忘怀的创作母题。诗人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土地的誓言》，其中写到：“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有着土粒；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心就变得平静。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离开她。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印下我无数的脚印。”1985年，诗人携妻子钟耀群回到了家乡，他把家乡的黑土视为最珍贵的礼物。端木蕻良曾说：文学“要顾及乡下人”，文学的未来是“歌颂人民的领袖、人民英雄、各阶层人民生活”的“人民的文学”。
1996年10月，那个最爱萧红的诗人，那个喜欢穿鹿皮夹克的才子，因病辞世。在一篇题为《故乡永远是我的》散文中，诗人感慨地说：“人来自土地、也回土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