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从那两个昏迷的人口中得知，他们是昨晚八点左右，其中一个去买盒饭时被人偷袭，注射了******，然后衣帽被人换掉。随后，车里的那个又被伪装成搭档的人袭击。所以，时间上可以确定，KAC集团的撤离是在昨晚的八点以后。根据水电的消耗记录，在凌晨两点左右水电消耗量骤降，这样的数据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由此可以判断，他们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两点左右完成了全部撤离，之后又有小幅上升，这应该是总装部那几个人到来的那个时间。
在国安部特勤局的情报分析室里，汪敬尧的表情有些凝重，他铺开一张交通地图，两根手指成熟老练地在上面比划着。
“我们调取了昨夜8：00到凌晨3：00六号院周围的几个路段的监控录像，没有发现异常情况。由于这些路段车流量太大，他们又没有使用特殊车辆，如军车、警车，所以几乎不可能从录像上辨认出来。依照常理，这么多的人员和物资根本不可能走空运，尤其是实验室里的东西，更在禁飞物品的行列。所以，如果按照陆路运输来计算，以正常时速70公里每小时来看，昨夜3点到现在是8个小时，他们的最大行程大概是560公里。现在，我们以六号院为圆心，在地图上画一个半径为600公里的圆，如果不出所料，对方的位置就在这个圆圈内。就在刚才，我已经和交通局交涉过，立即在这个圆圈与道路的各个交点设立关卡，包括高速、国道、省道和乡镇公路，总共是167个点。因为这个圆圈包括了一部分海域，所以也要用直升机在这些海面搜寻。接下来要把任务下达到所有的地方安全局和情报网点，一旦有发现，立刻反馈到总部。还有，于蓝，你在六号院待过不少时间，如果你记得其中一两个车牌号，那或许就是很好的突破口。”
于蓝苦笑：“这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记车牌号这种无聊的事向来是交警的爱好，我毫无兴致。更遗憾的是，我没有先知那样强大的能力来预见到今天这种局面。要早知道你们能这么卖力，别说一个车牌号，就是所有人的户口本，我也想办法弄到手。再说了，万一人家做了这手准备，换了车牌呢？”
一提到车牌号，我就回忆起跟踪查司农和尤文重时记录过他们的车牌号，于是接过话茬儿说：“我倒是记过两个车牌号，不过要是知道其中一两人的住址，可比这车牌号有用得多。”
“那太好了！”汪敬尧凝重的表情一下子舒展开了，“难道两类情报你都有？”
“呵呵。”我笑了笑，“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内线，身份暴露被他们除掉了。另外一个，你老婆去过他的住处。可能你还不知道，那份计划案，就是她冒险去那个人家里弄出来的。”
“那太好了！”他两眼发光，“接下来只要对这个人进行跟踪，顺藤摸瓜就可以找到他们新藏匿的窝点了。”
“可是，我真心希望您在确保你们的人里面没有叛徒后，再露出你脸上那可爱的酒窝。刚决定去抄他们的窝，晚上人就跑光了，这绝非一个巧合吧？”于蓝说。
“这一点我也很怀疑，不过并不一定是局里的人走漏了风声。”汪敬尧说。
“哈哈，难不成还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有内鬼？”于蓝反问道。
“你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我的意思是说，或许是他们自己早有此打算，只是昨夜发现我们的监控人员后，意识到了危险，所以突发的行动。”他辩解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索飞补充说。
“说得对，的确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如果部里有他们的耳目，就一定要把他揪出来，否则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暴露在对方的视野之中。”汪敬尧赞同到。
“那这次行动有哪些人知道呢？”我问。
“昨天开会的所有副处级以上的干部都知道。”
“这么多人知道！难怪会泄密，在这些人中找出元凶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于蓝抱怨说。
“放心吧，如果真有内鬼，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他揪出来。这次也吸取了不少教训，真没料到，对方的触手已经伸到我们这里来了。”感慨两句后，他开始了部署接下来的行动。
随后的几天里，情况十分不妙，尤文重的住所也换了，那个车牌号再也没出现过，我们的顺藤摸瓜宣告失败。与此同时，国安部展开了两手行动，一方面加强道路监控，在汪敬尧所画的圆圈范围内进行由内而外的情报点布控以及飞机地毯式搜索；另一方面，搜集与六号院相关的一切信息，包括其对内的机关名称、所属人员、一切相关的活动，甚至包括了水电消耗记录，杂物和垃圾的去向等等。
然而很不幸运，这一系列的举动都没带来哪怕是半个惊喜。六号院以前的驻点机构名称是：解放军装备科研订购部，负责高端武器研发项目的审批，顾墉入驻后，原有的人员就被统一调了岗到其他单位，所以，原有的名单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后来汪敬尧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老雇主总参二部那里弄到了2号晚上六号院上交的物资流动清单，上面记录了搬走的物品，大到车辆设备，小到杯子毛巾，可惜就是没有那些用作KAC计划的一件物品，再就是去向那一栏是空白的。这张清单的结尾处写着送单人的签名：韩大山。这算是一个比较有用的线索，我们企图找到这个人，然而在到达他家的前一刻，这位曾经KAC集团年轻的伙夫就死在了自己家中，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的痕迹，这可怜的小伙子被卡住脖子气绝身亡。
“一定是KAC的人干的！”汪敬尧气得直跺脚。
“这毫无疑问，他们在总参二部里也有眼线，得知我们要来找这个人，所以提前把他解决了，断了线索。”于蓝说。
“那可不可以利用顾墉的家人把他引出来呢？”这时在一旁沉默了很久的索飞发言了。
“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的特勤分组已经对他的住所和家属实施了严密监视，至今还没有收获。”汪敬尧回应说。
“呃，可能我没表述清楚。我指的是利用家属不单单是监控，而是通过他的家属的召唤使他现身。”索飞解释道。
“这几乎不可能。”于蓝当即否定了他，“从去年十月份以来，他就不再和家人联系了。只会不定期地回家看看。他只有一个集团内部人员的联系通道，那是个卫星电话。外界的人想要联系到他根本不可能，就连部队高层的人要找他也得亲自派人去传话。期间有人说他架子太大要给点颜色给他看看，结果说这话的人被割了只耳朵，可见这位肩上顶着空军少将军衔的怪胎手法有多么强硬。”
事情就这样进入了一个难以解冻的僵局。国安部紧锣密鼓的行动已经引起了KAC集团的重视。因为几天后，汪敬尧垂头丧气地告诉我们，他被降职了，调岗到了电子侦察处做一名小科员，行动队也解散了，与六号院有瓜葛的一切行动都被取消了。
“国情就是这样。”他无奈地甩下一句官场上的口头禅，然后表示，虽然不在其位，但还是会尽力协助我们。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们不仅又回到了孤军奋战的窘境，而且没了国安这把保护伞，随时有生命危机。
更糟糕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些，厄运就像八月十五的钱塘江浪潮一样，接二连三地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