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社会学院研究所就正式成立了。靠着首任所长胡安先生的“运作”，它甫一成立，便占据了原来编译所的那幢大楼，而编译所则被“发配”到了社会学院角落里的一栋破败老楼中去了。
没什么好惊叹的，21世纪80年代的效率和“游戏规则”从来如此。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无疑将会成为各位与鄙人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们在这里开始了社会学院研究所成立第一天的工作，我们都是一项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主席台发言的正是原编译所常务副所长、新任的研究所所长胡安先生。他褪下穿了十年的短袖短裤，打扮得西装革履油光可鉴，在近百名新员工面前侃侃而谈。
承蒙胡安先生关照，在编译所浪荡了七年的我，如今竟然也跻身于研究所的中层管理者行列，具体的职位名称似乎是——第二研究中心主任。
因为几天前突然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编译所，所以我也就干脆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在郁闷的情绪中放逐了自己几天。显然，涣散的生活并没有让我振作起来，反而在走进会场时更加浑浑噩噩。
我似乎有点迟到了。这可不太像话。谨慎的天性提醒我，无论感觉自己怎样被生活欺骗了，但作为一个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应该表现得更加得体一些。更何况我的座位还在前排，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并且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第二研究中心主任 弗拉基米尔
太好了，这就是我的座位。我赶忙抽出椅子坐下，脑袋斜着一撇，看到了隔壁座位的席卡——
第二研究中心副主任 赫德林
我扭过头，果然是那张没一点正经的脸。“天哪，赫德林先生，我们竟然是搭档。”我彻底震惊了。
赫德林淡定地朝我微微一笑。
“上次你给我发的那封邮件……”
赫德林伸出一根手指，徐徐抬起，挡在自己的嘴上，然后轻声道：“弗拉基米尔老兄，现在不是谈这些事情的场合，会议结束了我们慢慢聊。到时候你可以视频呼叫我，而且我的办公室和你在一个楼面。”
“老兄，你这间办公室真心不错。”我还没来得及浏览一下自己的办公室，赫德林已经毫不生分地用上了咖啡机，然后端着杯子，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话说，我们有三年没见了吧。”我在他侧对面坐下，努力对比眼前的赫德林和记忆中的他已经有了怎样的变化。
赫德林其实几乎就没怎么变过，小个子，皮肤黝黑，头发天然有些卷。他是高卢人和巴比伦人的混血，血管里流淌着各种自由散漫和不着边际的基因。他快35岁了吧。可岁月几乎没有在那张娃娃脸上留下任何印记。“玩世不恭”这四个字几十年如一日地写在他的脸上，恐怕此生都没有机会抹去。
“是的，三年前语言政策调整，我就离开了该死的‘编译锁’。不过就我那点‘两把刀’的翻译水平，留下来才是真正的折磨。”每一个字眼从赫德林的嘴里吐出来，都像是一种玩笑。“可他妈我偏偏还是回来了——‘编译锁’变成了‘研究锁’，而我赫德林还是赫德林。”
“亲爱的赫德林，能见到您并且再次与您共事，我实在太高兴了。其实我想说一句抱歉，作为老同事，我之前对您的关注很有限，甚至根本都不知道您这几年在哪里工作……”
“嗨，这有什么值得道歉的。再说了，我的行踪，也不是你想了解就能了解到的。”
我随着他哈哈大笑起来——这样的开怀，对于苦闷多日的我实在是太难得了。赫德林的坦诚，让我放下了心中有限的愧疚。说起来还真是，他的事情哪是那么容易搞清楚的。赫德林的心，你们谁都不懂。
语言政策调整之后，当时“编译锁”的一大帮同事组织了一场散伙饭。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东倒西歪地走在一片草地上。草丛里自下而上的灯光比月光还要明亮，照射着一座座不锈钢的雕塑，银光闪烁。
此时不知谁喊了一句：“赫德林去哪儿了？”那些神志不清的醉鬼们到处寻找，直到两分钟后，有人一拳砸向一尊****着上身的“雕塑”，并且大喊：“赫德林，你他妈竟然脱了衣服在这里扮雕塑！”
我立时笑得瘫倒在地上。在我们第一次分别的时候，我根据谐音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瞎来来。这是我故乡的一句俚语，指的就是——赫德林这样各种不靠谱的人。看来，不用多久，我就可以向他隆重推出这个“积压”了三年的绰号。
“弗拉基米尔，是这样的。离开‘编译锁’之后，我去了社会学院在美洲大陆的分部。那里有一个机构叫‘视频研究所’，我就在那儿供职。”
“视频研究所？我好像听说过，在以前的‘矽谷’吧？可你去哪里研究视频技术？我还真不知道你在视频技术方面也有专长。”
“我说老兄，社会学院的事情难道不是从来如此？视频研究所搞的项目，当然与视频技术无关了。”
赫德林的话莫名地触动了我的心弦。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默默低下头，陷入了沉思。嬉皮笑脸的赫德林也没有主动找个话茬的意思，只是等着我开口。
“老朋友，我们还是说说邮件的事情吧。”
我视频呼叫了绿子，告诉她今天晚点回家，因为要陪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去酒吧坐坐。
关于邮件的事情，赫德林坚持要到酒吧跟我说。他的理由是：第一，在工作场合不要谈私事；第二，在吃饭时不要谈正经事；第三，在酒吧谈这些事情也许可以让我好受一点，实在想不开就多来几杯，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晚饭我们一起吃了咖喱，甜、酸、辣的混合就像往事五味杂陈。既然新的工作还未开始，我和赫德林便只能谈谈在‘编译锁’共事时候的那些破事儿。
想想生活有时也挺可怕的。曾经再要好的两个人，一旦分开了，生活便再无交集，以后彼此的共同语言也注定越来越少。当他们再次碰面的时候，所能谈的只有三样：往事、往事还有陈年往事。
“好在我们又相聚了，赫德林。”
“老兄，以后你就叫我‘瞎来来’吧。我竟然还挺喜欢这个绰号的——尤其，这个词来自一种已经被禁止使用的语言。哈哈。”
在我的办公室和晚饭的餐桌上，赫德林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这三年来的生活，尤其是在“视频研究所”的工作。
众所周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因为“大数据时代”的狂澜袭击，已经彼此紧密得无法分离。最终，在21世纪60年代，整个星球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统一之路，“国家”这个词从字典里消失了，说起每个人所归属的“政权”，大家都将之称为我们的“国际”。在这个国际里，再没有皇帝，再没有总统，再没有主席，行政上的最高领导人被称为国际的“首席信息官”。
说起来，首席信息官的产生过程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战争，只不过战场从未有过硝烟。最初，硬件生产商联盟的主席宣称理应由他统治世界。但很快，搜索引擎集团的“老大”不干了。可搜索引擎的强势也没有持续多久，局势接着又被网络购物组织所控制。但最终在争权夺利中获胜的却是应用商店协会，因为只要他们停止在任何电子设备上提供软件安装服务，这个世界就会瘫痪。由于应用商店的强大实力，他们“收获”了民心，也得到了整个世界。应用商店协会会长埃尔德·布拉泽宣誓就任终生国际首席信息官。
但是，我们的国际仍然不太平，无论硬件联盟、搜索引擎联盟还是网络购物组织，依然保有各自的势力，而民间仍然存在着松松垮垮的“复国运动”。于是，立足未稳的应用商店协会和埃尔德·布拉泽先生在第一时间建立起了社会学院——这看似只是一个研究机构，其实却是维护国际稳定的一支关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