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与妻子奥丽薇亚的感情一直很好，曾给妻子写了好多情意绵绵的情书。据说，马克·吐温所写的每一份原稿，都请妻子过目整理。为此，他常把写好的原稿放在妻子的枕头下，以便奥丽薇亚能在就寝前看到，而对奥丽薇亚的任何修改意见，他都奉若圣旨。
前半生以幽默作家活跃于世而渐次转变为悲观主义者的马克·吐温，后来曾经告诉家人：“我是在1835年哈雷慧星出现那年生的，它明年（1910年）将再度出现，我想同它一道走。要是我不能同它走，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没想到竟一语中的，他果真在那年病逝，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文坛硬汉海明威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小说家，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是美国的精神丰碑，1926年发表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作品表现战后青年人的幻灭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他也是1954年度（第五十四届）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1899年，海明威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时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写诗。有时他还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他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还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另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正是他引发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父亲严于律己，对儿子的教育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1917年4月，也就是海明威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适宜去打仗。1917年10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6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像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刚过完21岁生日，海明威的母亲就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8岁。1921年9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1923年，他的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上发表他的一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1923年4月）上发表了他6个短篇（共18个短篇，原拟于次年1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1923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1926年10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30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好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中回忆1921至1926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
1937年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车，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1939年，他在哈瓦那郊区“了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海明威的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6个月，修改又花了5个月，清样出来后还在改。《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他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最终取得了成功。
20世纪50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5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而且，海明威通过对战争的观察，对于这种学说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战争在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1960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度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尿病，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郁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1960年11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作演讲，事后写道他像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1961年春天，海明威进行了25次电疗来减轻抑郁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1961年7月2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扳机一齐扣动……
“文坛火枪手”大仲马
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称大仲马，19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被别林斯基称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大仲马自学成才，一生写的各种著作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大仲马信守共和政见，反对君主专政。由于他是黑白混血人的身份，其一生都受种族主义的困扰。
1802年7月24日，被法国人称为“文坛火枪手”的大仲马在巴黎东北方向不足100公里的小镇维莱科特雷诞生。
大仲马的祖父戴维·佩莱苔利原本是圣多明哥岛上的一个充满激情而好色的贵族，家里有一大群黑人奴仆，其中一个名叫露易·仲马的女黑奴给他生了一个混血儿，这便是大仲马的父亲托马斯·亚历山大。
托马斯成人后想去参加拿破仑的军队，可爸爸却不允许他使用自己的姓氏报名参军，这个傲慢的老贵族认为一个混血儿士兵使用自己的贵族姓氏，是有辱门庭的。托马斯只好用母亲的姓氏参加了拿破仑军队。
由于他作战勇敢，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就由一名士兵升为一名将军。拿破仑开始独裁统治之后，由于托马斯是个激烈的共和党人，被解除了军职。托马斯郁闷而死时，大仲马才3岁半。接着，祖父又破了产，大仲马的家境一下子陷入困顿之中。在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之后，大仲马已经13岁，他的母亲想重振家业，便让他作出抉择，是采用佩莱苔利这个古老而又尊严的贵族姓氏呢，还是保留黑奴的姓氏仲马呢？这两个姓氏的高低贵贱，以及哪一个对自己的命运影响大，少年仲马心里非常清楚，但他还是坚定地对母亲说：“我保留亚历山大·仲马的名字！”
大仲马20岁那年准备闯荡巴黎，但他身无分文，无法成行。偶然的一天晚上，他来到酒店里与人赌弹子，凭借在乡间游逛时练就的高超的弹子技术，他赢了满满一口袋钱，当夜便告别母亲，狂喜地奔向巴黎。
到巴黎之后，大仲马幸运地遇到了父亲的旧友福阿将军，经福阿将军举荐，他当上奥尔良公爵府上的公务员。生活稳定之后，大仲马把母亲也接到了巴黎。为了生活有更好的保障，大仲马在当差之余，经常替法兰西剧院誊写剧本，以增加收入。许多精妙的剧本让他深为着迷，常常忍不住放下誊写的剧本，动手写自己的剧本。
有一天他来到法兰西剧院，径直走进当时著名的悲剧演员塔玛的化妆室，张口就说：“先生，我想成为一个剧作家，你能用手碰碰我的额头，给我带来好运气吗？”塔玛微笑着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说：“我以莎士比亚和席勒的名义特此为你这个诗人洗礼！”大仲马一点儿也没在意这位大演员善意的玩笑，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在你和全世界人面前证实我能做到！”
然而，大仲马花了三年时间写出的大量剧本，没有一个被剧院接受并上演。直到1928年2月11日傍晚，法兰西剧院才给他送来一张便条：“亚历山大·仲马先生，你的剧作《亨利三世》将于今晚在本院演出。”大仲马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时，才发现自己没有体面的硬领，他连忙用硬纸剪了个硬领，套在脖子上便飞奔剧院。
但是到了剧院他却无法靠近舞台，因为连座席间的通道上都站满了观众。直到演出幕落以后，剧院主持人请剧作家上台时，大仲马才得以出现在台前，顿时，暴风雨般的喝彩声响彻剧场。当时的报纸如此描述他：“他的头昂得那么高，蓬乱的头发仿佛要碰到星星似的。”这个带着硬纸领子的混血儿一举成名，一夜之间成了巴黎戏剧舞台上的新帝王。
紧接着，大仲马的另一个剧本《安东尼》演出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大仲马在巴黎成了最走红的青年剧作家。尽管如此，巴黎的许多贵族和一些文坛名家们仍然蔑视他的出身，嘲讽他的黑奴姓氏，甚至像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家也不放过嘲笑他的机会。在一个文学沙龙里，巴尔扎克拒绝与大仲马碰杯，并且傲慢地对他说：“在我才华用尽的时候，我就去写剧本了。”大仲马断然地回答道：“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巴尔扎克非常恼火，进一步侮辱大仲马：“在我写剧本之前，还是请你先给我谈谈你的祖先吧——这倒是个绝妙的题材！”大仲马也火冒三丈地回答他：“我父亲是个克里奥尔人，我祖父是个黑人，我曾祖父是个猴子。我的家就是在你家搬走的地方发源的。”
大仲马在创作时往往很投入。有一天，大仲马的一位好友前来拜访他，见他正独自坐在书桌前，双手抚摸着稿纸，低声抽泣着。朋友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等，可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见他的情绪有所好转，就决定去劝劝自己的朋友。他拍了拍大仲马的肩膀，关心地问：“亲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你如此伤心？”大仲马回头一看，见是好友来了，便把事情的原委诉说了一遍。
原来，大仲马正在创作《三个火枪手》，最后由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其中的一个火枪手非死不可。可大仲马非常喜欢这个人物，想试图改变这个物的命运，然而却无法做到。他一想到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将被自己的笔杀死，而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时，就不由得伤心至极，流下了眼泪。
他的朋友听了他的诉说后，笑着对大仲马说：“我的朋友，你可知道我已来了多久了……”
这时大仲马的一位仆人刚好从门口经过，听了这话也笑了，说道：“先生，您不过来了45分钟，而主人却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啦！”
写作有时是要动点真感情的，因为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大仲马曾和一个女裁缝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1852年，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初演受到热烈欢迎。他打电报给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大仲马说：“巨大、巨大的成功！就像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初上演所获得的成功一样……”对于儿子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大仲马自愧不如：他既有父亲的高兴，又有同行的妒忌。他风趣地回答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孩子！”
大仲马小说多达百部，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情节曲折生动，处处出人意料，堪称历史惊险小说。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最著名的是《三个火枪手》（旧译《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
尤其是《基督山伯爵》，这是一部为数不多为东西方人同时接受和喜爱的通俗小说。无产阶级文豪高尔基曾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但是，同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相比，这部小说还没有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也无法进入19世纪文学第一流的杰作行列。因此，在法国文学史上，大仲马的地位还不能和巴尔扎克、雨果等文学大师相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