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军委扩大会上，会议一开始，他就感受到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但是钟伟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心情轻松地参加这次扩大到他的会议，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钟伟正在苏联访问，和庐山会议的当事人没有一点瓜葛。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会议的进程之中，他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成了“彭黄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会议第三天，在分组的背靠背的批判中，空军放了两颗“重型炮弹”。
一颗是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放的，他说黄克诚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团级干部。
另一颗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放的，他揭发黄克诚在苏北3师时贪污黄金。
黄克诚既谋财又害命，真是罪该万死！
可巧的是这两条“罪行”都与钟伟有关。吴法宪说，黄克诚枪毙一军团的人时，钟伟是现场监刑的。另一位高级干部说，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钟伟可以作证。
钟伟从平静的港湾一下子被推上了波峰浪谷。这对他来说是有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如果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必然难逃为彭黄辩护的干系；如果不负责任地乱说，他于心不忍，也不是他的性格。会议休息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私下劝他，就说时间过去太长了，记不清了！
然而，他没有那样做。
钟伟清了清嗓子，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了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正当部队冲到半山腰时，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猛烈射击，部队前进受阻。他率一个警卫班在团火力配合下向小山头猛攻，而这时配合作战的一军团一个干部却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按照他的性格，如果是自己的部属，早就把他毙了。正因为他是一军团的人，特意问了在场的一军团的罗瑞卿：“你看怎么办？”罗瑞卿毫不犹豫地回答：“执行战场纪律！”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而钟伟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第一，这件事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他也不知道这回事，和黄克诚也没有关系。
“第二，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林总，林总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我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
“第三，当时一军团的罗瑞卿同志在场，他也同意我们的枪决处理。”
对于第二件事，钟伟说：“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无法证明。再说，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他（黄克诚）哪里放？”
说着说着，他把自庐山会议以来本该深深埋在心底的刺痛也一股脑儿端出来：“我们大家都是军人，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枪毙一两个怕死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
刹那间，会场乱了起来。
钟伟的发言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各色人们的心态：有的人因谎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惊恐万状；有的人一抒胸中不平之气，深感痛快淋漓；有的人为自己的懦弱而愧悔交加，无地自容；有的把钦佩的眼光投向钟伟，手里却捏了一把汗。
黄克诚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站起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
“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哪！”
当时，几乎所有参加那次会议的人都这么说他。因为那时庐山会议已经开过，毛泽东为彭德怀事件早已定了案，一些人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可他却自投罗网，往“贼船”上靠；因为那时林彪在军队最高统帅的地位已经确定，一些人巴结都来不及，而他却斗胆与他唱反调；更因为他的发言触及了我军历史上最深层、最敏感的神经，也是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最忌讳的一个问题——军队中的山头主义。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钟伟啊，你能洞察军事斗争的风云变幻，却无法辨清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军事是什么？军事是真枪实弹的战场。政治是什么？政治处处有谎言制造的陷阱。你难道就不明白吗？
钟伟啊钟伟，你打了一辈子恶战，却对用兵之道不甚了了，不懂得“善用兵者隐其形”、“有而示其以无”……
据说，罗瑞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
毛泽东主席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他问：“谁说批判彭德怀是搞宗派主义，是挑拨一、三军团的矛盾？”
罗瑞卿回答：“钟伟！”
“就是那个矮个子钟伟？”
“是！”
毛泽东无言，沉思，接着，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奋笔疾书：“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而钟伟这时已责令停职反省。他的眼前出现的是毛泽东主席《娄山关》词里的景色——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尖锐而无情的枪声不绝于耳。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
1967年夏，安徽合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武装大对抗。
这个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由唇枪舌剑变成了真枪真剑。其时好派捷足先登，占据了市中心的最高建筑百货大楼；屁派组织了多次进攻，伤亡惨重，一无所获。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的钟伟（安徽省农垦厅副厅长）再也坐不住了。
这一天，正当屁派头头们为攻打百货大楼一筹莫展时，一位身穿蓝色旧中山装的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老人一进门就口出不逊：“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
众头头连忙请教良策，老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番耳语。
果然，第二天，随着一阵枪响，屁派轻而易举地拿下了百货大楼。
从此，厄运便像影子一样跟随着钟伟，中央文革向全国通缉了这个插手红卫兵武斗的“罪犯”。
想不到在和平时期钟伟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
他曾经化装成农民，和来抓他批斗的红卫兵擦肩而过。红卫兵问：“钟伟住哪里？”他回答：“就在那个楼上！”
一个月后，好派红卫兵抓获了钟伟，大会批斗后把钟伟装进一个麻袋扔到河里。可是不久，红卫兵竟然接到他的电话：“我钟伟还活着，你们来抓吧！”
当合肥红卫兵紧急动员起来追捕“彭黄死党钟伟”时，钟伟却早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个劳改农场，与战犯范汉杰对酒叙旧，研讨辽沈战役。
在北京，钟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后住过红星农场、和平里的抗震棚、万寿路的亭子间、西单猪尾巴胡同的仓库……然而，钟伟终究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那是1968年1月18日深夜，钟伟没有想到，他曾经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的那一幕竟在自己身上重现。
一辆军用卡车驰往北京德胜门内大街一座四合院前。霎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枪跳下车，迅速包围了这个院子，有两个战士爬上屋顶，架起机枪，紧张地监视着四周的一切。
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敲响了大门，钟伟的堂兄钟秀林（他们夫妇住在紧靠大门的南屋）起床问：“什么事？”回答：“查一下户口！”在那年月这种事司空见惯。钟秀林刚打开门，便被一只黑洞洞的手枪顶住了胸口：“不许动，不许叫！”
荷枪实弹的士兵推着他到东厢房搜索。
当时钟伟由于长时间睡不好觉，吃了不少安眠药，睡得稀里糊涂，钟秀林敲了很长时间门也无人应。
“嘭”的一声，门被踢开了，两个士兵迅速冲进去，在床上按住钟伟。一个胖军人（钟伟当参谋长时他是警卫营的少尉排长）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冲着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钟伟这时才完全清醒，把他手上的手表慢慢取下交给老大戈挥，端起茶水呷了一口，从铁铸般的喉咙里迸出浓重的湖南口音：“娘的，你爷都不认识了！”
胖军人尴尬地掏出一张逮捕证，又熟练地摸出一副手铐：“你被逮捕了！”
第二天，在安徽各大小城市的街头，出现了革命造反派欢呼胜利的捷报：“彭黄死党——现行反革命分子钟伟落网！”
黄克诚说：若再打仗一定找你
晚霞映红了北京西郊的一栋别墅。
这是钟伟临终前和儿子戈挥的一段对话：“爸爸，一个团对一个团，你怎么才能打得赢？”
“你先用一个营堵住敌人两个营，然后用自己的两个营打敌人的一个营。吃掉这个营后，再想办法把另两个营分割开来，再用两个营打敌人一个营，然后再打。
“再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先跑，敌人就要追。敌人不会跑得一样快，必然有快有慢。这时候你突然停下来，打他个措手不及，打了以后再跑，再回头打。如此反复，就可以把敌人消灭。
“还有就是要利用地形地物，利用得好，一个营可以抵两个营的战斗力……”
这样的回答儿子已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他还是要问，还是要听。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的话题，才能在行将就木的躯体中注入活力，它比打强身针还管用。
粉碎“四人帮”后，钟伟事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1979年12月26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平反文件：经中央批准，同意你们1979年2月1日《关于钟伟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对钟伟同志受林彪诬陷迫害的问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将钟伟同志收回部队，做适当安排。
1980年12月24日，经中央批准：“原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一年后，根据中央决定，钟伟被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据说平反后钟伟去找黄克诚，要求工作。黄克诚说：“你就安分守己待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
据说从此以后，钟伟便一病不起，直至1984年4月24日去世，终年73岁。
枪声远去了。
枪声真的远去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