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役眼中无英雄”，与英雄接近的人总能发现英雄的缺点。但仆役眼中所见英雄的缺点，无害其为英雄，无害其在历史舞台上呼风唤雨。
——德鲁克《有效的管理者》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将军为总司令。当时有人告诉他，格兰特嗜酒贪杯，行为不检，缺少君子气。林肯却说：“如果知道他喜欢什么酒，我倒应该送他几桶。我要的是能打胜仗的将军而不是君子。”
林肯总统并不是不知道酗酒可能误事，但他更知道在北军诸将领中，只有格兰特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格兰特将军的受命正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格兰特打败了南部军队总司令罗伯特。
历史没有忘记
1969年7月的一天，深夜一点，“火炉”南京，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的夫妇。男的一只手拎着一只旧牛皮箱，另一只手拎着三只老母鸡；女的双手抱着孩子，胳膊上挎着一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地瓜、玉米等杂粮。
这对夫妇一下火车，便被眼前的情景愣住了：三位军职干部早已站在月台上躬身迎候。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
次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中山陵八号摆了两桌丰盛的宴席，为这对夫妇接风洗尘。
这对夫妇就是曾经在战争年代威名显赫的战将王近山将军和他的爱人。
5年前，王近山将军不顾领导和战友的劝阻，执意与结发夫人离婚，后来与一位比他小10多岁的保姆结为伉俪。当然，事情的经过与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而那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却特别喜欢关心和处理个人的“家务事”。
将军的个人目的达到了，但他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被撤销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行政级别降为副军职（相当于由中将衔降为大校衔）。
从此，将军的名字消失了，他被调往河南一个农场默默务农。
历史没有忘记一切有功于人民的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纵论大好形势，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纵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在这次大会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能打仗，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毛主席微笑着问：“谁？”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主席答应得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你们哪个军区要他们？”
“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王近山同志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于是便有了后来7月深夜令王近山将军终生难忘的那一幕情景。
1978年5月，中南海，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前夕。
一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同志逝世的悼词，摊开在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那宽大而明亮的写字台上。
5月10日，王近山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去世。消息传来，邓小平指示说：“王近山有很大的战功，他的后事一定要办好，悼词我要看！”
王近山的悼词上历任职务为：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而最后职务则是军级——军区副参谋长。这虽是事实，但又显然不妥。邓小平看到这里，沉思片刻，提起笔来把“副参谋长”四个字圈去，用遒劲的字体写上“顾问”两个大字。
次日，中央军委补发了任命通知，任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丧事按大军区领导待遇办理。
199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回忆王近山文集》。
邓小平题写了书名——“一代战将”。
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词——“杰出的战将，人民的功臣”。
国家主席杨尚昆题词——“王近山同志英勇善战，战功卓着”。
政协主席李先念题词——“人民的战将王近山”。
真正的男子汉
“‘王疯子’来了。”一个士兵说。
“又要打仗了。”第二个士兵说。
“要打大仗了。”第三个士兵强调。
当然，也会有第四个或第五个士兵埋怨：“又要光荣（即牺牲）了！”
“王疯子”，就是二野名将王近山。这位喜欢骑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将军在前线部队一出现，便会引起一阵轰动。于是，一场大战、硬战、恶战便开始了！
在我们的小说、戏剧、电影里，一个人的外貌和他性格的一致性几乎已成定格：慈眉善目者厚道、尖嘴猴腮者狡黠、须眉倒竖者勇猛、白面书生者文弱……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也这样以外貌特征观察人、认识人，就必然会出错，必然会造成误会或误解。
凡是见过王近山将军的人都说，“王疯子”的绰号与王近山的外貌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他，中等个，白胖，浓眉下一双眼睛极为和善，鼻子不是那种象征刚直的枪筒鼻，也不是那种象征凶猛的老鹰鼻，而是普普通通的大蒜鼻，嘴角常露出微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一句一顿，口齿清晰。
然而，正是这位白面书生似的将军身上却战伤累累，达七八处：左上臂开过刀，留下一条形伤疤，脉搏量不出，只能量足背动脉；右大腿中部受过骨折伤，走路一拐一拐；头顶上有三处伤疤，中间一块大而深，不能用手重按；背部还有一块花生大小的伤疤，那是子弹穿过右肺所致……
它们是王近山将军英勇作战的标记。
王近山在红四方面军当连长时，和敌人争夺一座山头，他大喊一声，带领士兵冲上去，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肉搏。手枪无法发挥作用，他就上去抱住一个大块头的敌人一起滚下悬崖。一块尖石把他的头穿了一个洞，鲜血如泉涌，但他全然不顾，拔出手枪把敌人活活砸死。当战友们在山下找到他时，他已经昏迷过去了。自此，“王疯子”头上留下了第一处伤疤，洗澡时都不能用劲揉搓。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油县南边打敌援兵，担任团长的王近山率领部队出击，头部又一次受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往后方转移。当时，前线情况十分紧急，徐向前总指挥赶到前线，第一句话就问：“‘王疯子’在哪里？”躺在担架上的王近山听说徐总指挥问他在哪里，拔出手枪命令担架员：“回去！快回去！”他重返前线，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反击，头部又一次负伤。
1937年冬，在抗击日军对我一次围攻时，王近山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制高点，拦腰切断了敌人。敌人一梭子子弹打来，击中了他。当时王近山竟没有感觉到，继续指挥了5分钟左右。后来战友看到他军衣渗出血水，才发现负伤了。此役，王近山两处受伤：一处是子弹打中肺部，造成肺贯穿伤；另一处伤在左上臂，形成肱动脉血肿。当时王近山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副团长。
至今仍然健在的李德生将军、尤太忠将军回忆说：“近山对在山头插红旗指挥作战鼓舞士气的做法极为重视。抗日战争开始后，打第一仗，他仍如此指挥，以后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多次劝阻下，才注意隐蔽身体。作战中，当部队攻城受阻时，他还是要冲上去，竖梯子爬上城。以至于我们在多次战斗中不得不派六七个警卫员跟着他。当他往前冲时拉住他，再不听劝说，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有时气得他又急又火、又踢又咬……”
有一次，王近山将军大腿受骨折伤住院，129师政委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他。
王近山一见到邓小平，很难过地说：“这下完了，我再也不能打仗了，我这个人除了打仗其他都不会呀，再也不能打仗了，怎么办呀？”邓小平安慰他说：“会好的，会好的，你这个‘王疯子’啊，真是‘王疯子’……”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将领中，骁勇善战者比比皆是，但真正敢在战场上“疯”起来的却屈指可数。“疯”是胆略，也是一种境界，一种水平。王近山将军在战场上的“疯”，可以和崔健的摇滚、王朔的小说、张艺谋的《红高粱》相媲美。但崔健也好，王朔也好，张艺谋也好，他们敢在枪林弹雨中“疯”吗？
王近山将军是真正的男子汉！
毛泽东说：“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
黑夜里，一支队伍，牵着马，挑着担，静悄悄地行进在黄土高原上。虽然上千人装束各异，但他们的脚步却异常整齐，匆匆忙忙。
是远征的商旅，还是收工的民夫？或者是抢掠归来的响马匪帮？都不是！这是一支化装成老百姓的八路军队伍。
王近山就是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
1943年初秋，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其进攻矛头直指陕甘宁边区。为此，中央急调386旅旅长兼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率一个团赴延安，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
这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在对太岳地区进行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铁滚扫荡”。敌人调集了16个大队，连同伪军共2万余人，梯次配备，分三路寻找我主力作战。
面对这种险恶情况，陈赓深恐王近山带部队单独行动，在向延安远距离行进中吃日军的亏，再三叮咛：“尽快赶到延安，尽量不要在半路上求战。如遇战斗，力求速战、速决、速离。”
10月20日，王近山率16团从子长县横水村出发，全部化装成老百姓，夜里行军白天睡觉。由于地下党的配合，部队转移得非常顺利。22日，部队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封锁线，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延安了。
但王近山将军并不满意，部队几次和日军相遇，都避开了，一仗也没有打，他心里恨得痒痒的。
这一天，部队到达了韩略村。地下党向王近山介绍了敌情：日军对眼皮底下这块地区十分麻痹，每天上午都有很多汽车满载货物在少数部队掩护下由临汾开来，去支援进行扫荡的日军，下午又满载从我根据地劫掠的物资返回临汾。
王近山将军一听，“疯”劲就上来了。他说：“打他狗日的！”
如果换为另一位指挥官，绝不敢贸然在韩略村打这一仗，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去延安而不是在这里打仗；因为临行前陈赓交代过，途中不要恋战；因为这是敌人的心脏地区，没有友邻支援，好打不好撤；因为打不好是小事，不能及时赶到延安，将会误了大事……
王近山则没有那么多顾虑。他说：“为什么不打？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向延安开进，不是打仗。可是现在敌人的胸膛就在你的刺刀前面。你们说，我们是把刺刀捅到敌人的胸膛里去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跟，假装看不见？”
结果是，大家齐声回答：“司令说得好，咱们用刺刀捅敌人！”
王近山满意地笑了，他相信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第二天上午9时，日军3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大摇大摆开上了韩略村西南公路。公路两侧是两丈高的陡壁。一位挑着柴火的农民站在公路上望着远远开来的日军军车微笑。突然，农民不见了，柴火着火了，两侧悬崖上的玉米秸、高粱秆全都变成了八路军战士，变成了愤怒的枪弹、手榴弹和炸药包。
日本军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自己的心脏地区遭到伏击，更没有想到刚才朝他们微笑的挑柴火的农民就是指挥这次伏击战的王近山。
这一仗打得漂亮、干净，120多名日军除了三名钻山洞逃跑外全部被歼。事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查明，这次伏击战歼灭的敌人原来就是冈村宁次组织的“战地参观团”，其成员是“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五、六两中队及其他军官。
其中包括步将旅团长一名、大佐联队长六名，其余全是中队长以上军官。
战斗结束后，冈村宁次暴跳如雷，立即从各路进行扫荡的日军中抽调了3000多人，在飞机的配合下火速赶到韩略村增援。但此时王近山早已率部迅速转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毛泽东主席对韩略村伏击战非常满意，他在延安接见旅以上干部时说：“太岳有个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王近山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漂亮仗！”
邓小平说：“那不叫‘疯’，那叫革命英雄主义。”
“一号（刘伯承司令员），二号（邓小平政委），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不回来见你们！我们6纵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1946年9月，着名的定陶战役前夕，王近山将军的“疯”劲又上来了。
这一天，刘伯承司令、邓小平政委召集各纵领导制定作战方案。参加会议的都是二野的赫赫名将：陈再道、陈锡联、杨勇、王近山……李达参谋长介绍了敌情：陇海战役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命令其哼哈二将——徐州的薛岳、郑州的刘峙，以14个整编师38万人的部队从8月28日开始，向我部所属4个纵队齐头并进猛扑过来，刘、邓首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吃掉整3师。
这一仗如何打？谁来打？
当刘伯承司令员提出这一问题时，众将领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其时，各纵刚刚打完陇海战役，均未得到休整，大部分团只有两个营的兵力。同时大家知道，整3师师长赵锡田是黄埔一期生，并非等闲之辈。整3师是蒋介石嫡系，全部精良的日式装备，参加过远征缅甸的对日作战，战斗力十分顽强。这一仗的任务确实相当艰巨。
邓小平政委见没有回声，有意刺激一下情绪。他说：“赵锡田说，刘伯承已溃不成军，我不用两个礼拜就可占领整个晋冀鲁豫，把共军赶上太行山！现在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呢？还是背起背包回太行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