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是无法明白真相的悲剧；一是了解了真相的悲剧。
——作者手记
周恩来临终记挂的人
1975年冬，朔风呼啸，滴水成冰，北京的寒流来得格外早，格外猛。
这是周恩来总理临终前夕的一天，李先念和陈锡联到北京医院去看望总理。
入冬以来，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进一步恶化，“批林批孔”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其斗争锋芒已很明显地指向了周总理。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探望病重的周总理，李先念和陈锡联说不清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上午10点，他们心情沉重地走进病房，向坐在沙发上的总理问好。
总理坐在沙发上，消瘦的脸庞露出一丝微笑。李先念和陈锡联先后上前和总理握手。
“有两个人的事情，我心中一直不安。”
握住陈锡联的手时，总理的手久久不放：“一个是你，你现在怎么样？过关了没有？”
“过关了。”
陈锡联感激地点点头。“批林批孔”中，江青点了陈锡联的名，总理多次欲保而无能为力。“过关”就是指他的问题弄清了。
“那我就放心了。”
总理仍然握住陈锡联的手，面向李先念，断断续续地说：“我这一辈子办了两件事情不安心……一个是陈锡联同志，一个是温玉成同志……温玉成同志不是我要关他的，江青逼的……”
李先念插话说：“总理身体要紧……”
“没有关系，”总理仍然念念不忘温玉成问题，“你们知道温玉成现在在哪里？
温玉成不是我要关他的……你们去找一找他，看他怎么样了……”
邓家花园里的“特殊犯人”
四川，成都东郊，一座被称为邓家花园的庄园式建筑。这座当年大军阀邓锡侯的豪华住宅，如今成了关押政治人物的场所，高墙上电网密布，四周岗哨林立。
在这座院子里，有一位浓眉大眼的“特殊犯人”。他开始是进来办学习班的，接着被软禁在一座独立小院里，再接着便升格为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位罪状逐渐升级的“特殊犯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临终前仍挂念的温玉成将军。
当总理向李先念、陈锡联打听温玉成下落时，穿着一身旧军装的温玉成将军正在邓家花园的院子里打扫卫生。他扫一阵，停一会儿，两眼望一望着纷纷扬扬的落叶。
这个院子里的树叶绿了，黄了，落了，又绿，又黄，又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自从温玉成将军进来后，已经绿了六次，黄了六次，落了六次……六年，多么宝贵的六年，将军可以参加两个解放战争。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六年过的是什么日子。算是软禁，算是监护，算是关押，还算是被判了徒刑？什么都不算，不明不白地被囚禁了6年。
这六年里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导找温玉成谈过话。他曾给毛主席、周恩来、林彪等领导多次写过信，但都是石沉大海。
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越想越想不通：十几岁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南北，抗美援朝。不要说有什么功劳，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后半辈子，却落得个如此下场……如果不是他爱人宋婉明的“秘密纸条”，温玉成将军也许活不到今天，他的精神也许早就崩溃了。
前不久，记者采访了温玉成将军的爱人宋婉明，她回忆温玉成在邓家花园的生活时说：老温被关在成都东郊邓家花园，这是一个叫邓锡侯大军阀的住宅，和刘文彩庄园有点像，住在一排平房里。140斤进去，90斤出来。出来时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他在里面烧水、扫地、搬运垃圾，什么活都干。
他住进邓家花园后，我怕他想不开，寻短见，就用纸条写一些话，讲孩子们的情况，劝他想开些，鼓励他生活下去。
我每隔一个月要送两次衣服给老温。为了不让哨兵发现，我就把小纸条缝进上衣的风纪扣的衣缝里。你们别看老温是大老粗，有时候他也挺细心的。他这个人很讲究军容，隔离审查也一样，风纪扣扣得好好的。在他扣风纪扣时，摸出了名堂，觉得领边特别硬，就拆开看，果然有信。就这样，我每次送衣服去都缝一张纸条进去，写几句鼓励他生活下去的话。
5年多时间，一个月两次送衣服，共144张纸条，老温把这些纸条都保存在铺板底下。出狱后，纸条有两寸厚。他对我说，在邓家花园，他几次要寻死，都是因为反复看了这些“秘密纸条”才打消了短见。可惜老温怕事，出来后就把“秘密纸条”全烧了。上面写得都是家中一切都好，你不要灰心，要坚强地活下去，你的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我也抄过给他看。
老温这个人，我和他生活了十几年，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只知道打仗、执行命令，政治他哪懂？
1975年12月，成都军区根据周总理办公室的通知，将温玉成释放出狱。
此时的温玉成将军已成为一位皮包骨头的干瘦老头，他老老实实地跟着一位战士走出了邓家花园。外面空气格外新鲜，蓝天中一群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
大起大落为哪般？
五年前，这位干瘦老头威风凛凛地坐在九大主席团的常务主席位置上，感觉非常好。笔者那时只能在中央新闻纪录片里遥遥仰望将军的尊容：一双浓眉微微上挑，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方脸大耳，虎背熊腰，一身军服整整齐齐，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
他谈笑风生，汪东兴坐在他的右面，叶群坐在他的左面。
那是1969年4月1日，被称为团结胜利的九大在北京召开。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秘书处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秘书处是大会的主要事务机构，其成员大多是当时的走红人物。跻身其间，温玉成将军走向了他人生的权力顶峰。
然而，好景不长，良宵苦短。一年后，温玉成将军的名字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厄运的降临是那么突然，以致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林彪召见他时那浓重的湖北口音：“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
那是1970年6月4日上午，林彪在军委办公室单独接见了他。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殊荣。本来温玉成将军以为林彪要找他谈工作，其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分管作战、训练、通讯、交通。
温玉成没有想到会见后，竟给自己带来了如此不祥的消息。总参副参谋长是大军区正职，到成都虽然是第一副司令，但却是大军区副职。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要降一职使用？究竟什么叫不适应北京阶级斗争的需要？
望着温玉成吃惊的样子，林彪有意轻松一下气氛，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这时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说：“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三天后，温玉成将军一家乘飞机离开北京到成都。
下了飞机后，温玉成将军才发觉问题的严重。按照常规，一位新的副司令到职，起码也得来个副司令、副政委迎接。可下了机场后，只有一个小小的管理局副局长和几个战士站在机场迎候，军区领导没有一个到场。
温玉成人还没有到，黄永胜的电话已经先到了：“温玉成在北京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让他负责重要事情。”
温玉成在成都军区工作了一年多，他名义上是第一副司令，可连党委委员也不是，什么会也不叫他参加，什么事也不叫他管。在他的印象中他这个第一副司令只管过一件事，那就是司政后机关的行军拉练。因为其他领导都有事，叫他去带队。
林彪垮台后，也就是1971年10月28日晚上，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通知温玉成去谈话。他向温玉成宣读了北京传来的通知，撤销温玉成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职务，立即隔离审查。就是在那个黑沉沉的夜晚，温玉成被关进了与世隔绝的邓家花园。
“四人帮”垮台后，温玉成虽已被释放出狱，但他的问题一直没有结论，一等便等了五年。
温玉成将军的问题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有人说他是林彪的爱将，但他从北京总参副总长调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显然是受林彪集团的排挤。但林彪集团垮台后，他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罪加一等，被隔离审查。
有人说他是江青的红人，但后来弄清的事实说明温玉成被隔离审查，完全是江青欲置他于死地。但“四人帮”垮台后，他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恢复名誉、恢复职位。他的问题一直挂在那儿。
也有人说，温玉成的案是周恩来总理定的，但释放出狱也是总理办公室的通知呀。
历史的谜在历史的幕后
温玉成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初夏的北京之夜，天气闷得透不过气来，没有一丝一缕的风，忙碌了一天的温玉成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总参三座门招待所——他临时的家。他吃完夜宵刚刚躺下，就听到楼下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警卫员开门，陶秘书上楼。他对将军说：“黄总长的李秘书（李必达）有重要事情找首长。”
“什么事，深更半夜的。”将军似乎不太耐烦。
“他说有一封信想请首长转交江青。”秘书小心翼翼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李必达秘书在楼下会客厅等，这封信说要亲自交到你手上，他才放心！”
“我和江青也不太熟嘛。”考虑到自己和黄永胜的关系，温玉成觉得这事不太好办，有意推辞：“你下去告诉他，这事我办不了。”
陶秘书下楼后又上来说：“李秘书说，首长不收下这封信，他今晚就不走了。”
“好吧。”温玉成将军打了个哈欠，说：“把信留下吧！”
温玉成一夜没有睡好，这封信出现注定了他必然倒霉的命运。此刻，他面临着极其危险的两难抉择：一方是最高统帅毛泽东的夫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一方是九大才通过的法定接班人林彪。
不把它交给江青，这是对江青的态度问题，万一让她知道了可不得了；如果把它交给江青，岂不得罪了自己的直接顶头上司林彪吗？
在人生的残余岁月中，温玉成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他心惊肉跳的夜晚。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值得他用一生的岁月去咀嚼，去回味，去反思。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温玉成将军是一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人，是一位不敢对上级有任何非议的人。这位来自江西兴国的放牛娃，15岁就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在执行上级命令中表现出毫不犹豫和不打折扣的坚决态度，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任何一位领导都会喜欢这种人，同时也需要这种人，尽管他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因此，在红军队伍中温玉成提拔得较快。
他19岁任团政委，长征开始时就担任了师政委。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新四军组织科长、新四军6师18旅政委。
1947年，他作为华东部队的优秀分子，被选为到革命圣地延安开会的七大代表。
如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温玉成也许会一直在华野陈毅麾下作战，而不是在东野的林彪麾下作战了，那么也就不会有今后令他大起大落的悲剧命运。七大会议后，温玉成当队长，刘培善当党支部书记，率100名干部返回华东地区。当行进到太行山区时，突然接到中央拍来一封“暂停前进”的电报。原来是邓小平同志鉴于东北局势需要大批干部的情况，向中央建议温玉成一行直接进入东北。于是，这支100多人的精干队伍由南下转为北上，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地区。其时是1945年11月。
解放战争时期，温玉成一直在东野司令员林彪的指挥下作战，担任过哈东分区司令兼政委，独立2师师长、12纵34师师长、4纵副司令、41军副军长。林彪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他固然喜欢能独立作战、有独立见解的部属，但他也喜欢虽然没有特殊才能但却能够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部属。温玉成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给林彪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
温玉成将军没有忘记在东北第一次和林彪见面和谈话的情景。
那是东北民主联军创建初期，温玉成将军率领一个架子团的部队到哈尔滨的阿城地区剿匪，开辟革命根据地。在十分艰险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一面剿匪，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一面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不到半年时间，原来一个架子团的部队发展到3个团5200多人。
四平保卫战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也撤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双城，李天佑带温玉成向林彪汇报。当时主力部队急需补充兵员，但由于地方部队本位主义思想作祟而难以实现。林彪见到温玉成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温玉成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那里有3个主力团，还有各个县的县大队，有的县还有区小队……”
林彪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7旅从四平撤下来后损失过半，你们能不能抽一个团补充7旅？”
在战争年代谁都懂得保存实力的重要，但温玉成此时的回答却毫不含糊：“服从命令，我没有意见。”林彪对温玉成的答复很满意，但他又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便道：“你们抽1500多人到7旅，7旅抽一部分干部给你们，以后还可以发展嘛！”
后来林彪常常谈到这件事，赞扬温玉成党性强，执行命令坚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