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
43年前，我随周恩来总理、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到莫斯科，参与商谈和确定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征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对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在苏联前后生活了10个月。回忆起在苏联参加谈判的日日夜夜，许多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一、争取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支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繁重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的任务。一方面，要治理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支援前线。经过短短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我们恢复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时，根据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中财委于1951年2月开始试编五年计划，并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其中包括拟请苏联援助和帮助设计的一批项目。
当时，竭尽全力开始进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争取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对于新中国的成立，苏联开始还有些疑虑，毛主席第一次到苏联访问时，苏联报纸一开始只称“毛泽东先生”，等到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后，才改称“毛泽东同志”。尤其是抗美援朝，虽然苏联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做出了很大牺牲，最后把社会主义朝鲜保存了下来，中国党的国际主义是真的而不是假的。因此，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愿意帮助我们设计和建设一批项目。
东北的许多工业建设项目，也都是在这时期开始设计和建设的。1951年2—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会议，会上确定了一批建设项目，并已开始设计了。像富拉尔基的北满钢厂的建设，不是我们到苏联谈判时提出来的，而是在去苏联以前就提出来了，1951年做了初步的设计，并做了部分技术设计，该钢厂的规模当时准备搞到15万吨。还提出了富拉尔基电站的建设，电站的第二台机组建设要求1952年交货。佳木斯铜网厂的设计合同已在莫斯科签订了，该铜网厂最初是一个单独的项目，苏联谈判回来后，将铜网厂和佳木斯造纸厂合并在一起了。沈阳风动工具厂，是在莫斯科审核设计的。沈阳第一机床厂，1951年时已提出请苏联帮助做初步设计。此外，还有阜新电站、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铁合金厂、201厂（碳素电极厂），等等。上述这些建设项目都是去苏联之前我们就已确定的，并已向苏联方面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设计。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东北的计划建设规模也是十分庞大的。“一五”期间，要向国外订购成套设备约35万吨，总价值为17万亿元旧人民币（每1万元旧人民币合1元新人民币），折合卢布为17.56亿。平均每吨设备约为5000卢布。能源工业是当时最紧缺的工业部门，而电力尤为紧张。东北电业局计划火力发电站达到52.5万千瓦，水力发电站达到85.2万千瓦。当时计划火力发电五年达到52.5万千瓦，还不及现在一台发电机组的发电量。一般设备五年为13万～14万吨，约合8万亿元旧人民币。此外还有国内设备。建筑安装力量五年计划安排是，技术人员420人，工人1万人，安装设备81万吨。其中非必须安装设备为10.5万吨，需要安装设备为70万吨。安装工人平均安装1吨设备需要25个工。五年内土建任务是24万平方米，土建工程技术人员最高达到5400人，工人达到9万～10万人。土建的定额是每平方米6个工，留用苏联专家36人，1953年需聘请专家95人，1954—1957年需聘请专家150人，基本建设顾问需聘请330人，要派出实习生1600人。另外，还要聘请设计方面的专家72人，教育方面的专家59人。
上述这些都是我们去苏联之前拟定的东北工业建设的五年计划安排，这些计划都是分年度安排的，很具体。
在决定去苏联谈判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52年7月25日，我从东北赶到北京，立即同即将前往苏联谈判的同志一起投入紧张的工作，对将要请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一批项目进行准备。在临行前的20来天中，夜以继日地讨论设计项目，搞设计项目表，写设计项目说明，并推敲我们提出的重工业计划。要准备好总说明，包括总的情况估计、五年计划方针、五年计划概要。准备工作的总要求是要搞好设计项目和设计清单、地质勘察资料和清单、专家与设备要求、技术资料等。对我们所准备的材料，要求统一、准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经过紧张的工作，我们已做好了赴苏谈判的准备。
二、随我政府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
我国政府代表团是1952年8月15日晨5时离开北京的。
我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共5人：周恩来总理任团长，陈云副总理和李富春同志（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任副团长，成员是张闻天同志（我国驻苏大使）和粟裕同志（当时任副总参谋长，代表军队方面）。
代表团还带了一批顾问，主要包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军队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这些顾问包括：宋劭文同志，他是中财委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陈郁同志，他是燃料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他原任东北工业部部长，东北工业部撤销后，任重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原任华东工业部部长，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由于需要从上海抽出技术力量支援“一五”计划建设，所以他参加了谈判；王诤同志，任军委通讯部部长兼邮局部副部长；刘亚楼同志，他是空军司令员；罗舜初同志，他是海军副司令员；邱创成同志，他是炮兵副司令员；雷英夫同志，他是军委作战局局长，30多岁，是军队顾问中最年轻的，曾当过周总理的军事秘书；师哲同志，他是外交部政治秘书，等等。
代表团还有一批随员，包括：吕东、柴树藩、沈鸿、白杨、齐明、陈平、王士光、钱之道、李苏和我，等等。另外，代表团还带有一批翻译。
由于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出国，所以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出国之前，我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8月13日，陈云同志把我们召集起来，对我们提出了有关纪律要求：一是不讲越过职权的话，不该讲的不要讲，该讲的也要先请示了以后再答复对方；二是在行动上，外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后才可行动，如果要找人会客，必须有正式手续；三是在风俗习惯上，要入国问俗，按规矩办事；四是不能乱敬酒，不准喝醉酒，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爱喝酒，而且一喝酒就要喝醉为止；五是外出坐车要听从安排。刘亚楼同志在苏联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比较熟悉，我们的生活和一切活动都由他来安排，他经常给我们讲些注意事项。在准备出国时，国家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套衣服，还做了夹大衣，发了皮帽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却没有做夹大衣，仍然穿着那件旧的、蓝色的夹大衣。
整个代表团共乘坐三架飞机。由于那时的飞机很小，一架飞机只能坐10～20人。当时张闻天同志已在莫斯科，周总理、陈云、李富春、粟裕四人分乘两架飞机，与其他顾问、随员坐在一起。
飞机从北京起飞后，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机场，于17日下午6时半（莫斯科时间是刚过中午）到达莫斯科。在我们代表团经过的各个机场，苏联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为了保证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安全和顺利航行，他们要求每个机场在我政府代表团的飞机没有起飞前，其他客机不得起飞。在我们到达伊尔库茨克时，我们飞机停飞，我们看到有不少苏联旅客在机场休息，我们代表团中会俄语的同志就热情地同这些旅客打招呼，问他们：“你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他们答道：“周恩来的飞机飞走以后，我们的飞机再起飞。”
到达莫斯科后，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发表了热情的谈话，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人们能够从事实上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同盟，对于远东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三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经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周总理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所作的兄弟般的大公无私的援助。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到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
周恩来总理没有同我们住在一起，张闻天同志是驻苏大使，住在大使馆。陈云副总理、李富春副主任和粟裕副总参谋长同我们大家一起，都下榻在莫斯科著名的苏维埃旅馆。在这里，我们一住就是10个月。说来非常巧，1988年我到苏联访问，在莫斯科仍住在这个旅馆，一晃35年了，感触很深。
到莫斯科后，代表团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第二天（18日），团里要求大家一律不准外出，在旅馆认真准备材料。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认真核对计划草案译文。接着，听取了1952年年初派到莫斯科学习的丁丹等同志的汇报。20日，苏联报纸发表了苏联第五个计划大纲草案，准备提交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讨论通过。我们代表团此次去苏联的目的，就是要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请苏联帮助设计和援助的项目。所以，为了使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相衔接，我们开始学习和讨论苏联的五年计划大纲草案。
8月20日，斯大林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21日苏联报纸纷纷报道了周总理同斯大林会谈的消息。周总理、陈云同志在苏联逗留了一段时间，同斯大林举行了两次会谈，并发表了中苏双方谈判的公报。公报指出，在谈判过程中，讨论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谈判是在友好的互相谅解和诚恳之气氛中进行的。这次谈判证明了双方都决心努力使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同时用一切办法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在这两次会见中，双方达成协议，即苏联政府在1952年年底以前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力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我国政府，并完全归我国所有。
由于我们到莫斯科时，正赶上苏联全力准备召开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我们到达时，距苏共十九次党代会召开仅有40多天，苏共十九次党代会是10月5日召开的），苏联方面顾不上研究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周总理、陈云、粟裕同志和一部分顾问、随员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回国。富春同志和我们留下来继续做准备工作。
三、到企业参观学习，继续做谈判准备
到苏联后，我们都急切地想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想参观他们的工矿企业，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到莫斯科后，由于他们准备召开党代会，所以就应我们要求，安排我们到企业参观学习。从9月7日到16日，我们在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工业技术展览及建筑展览馆、莫斯科大学、斯大林汽车工厂、红色无产者机床制造厂及第一滚珠轴承厂、电缆厂、变压器厂、卡里伯厂、莫斯科煤气厂、吉那摩电动机厂等。
周总理等人回国后，我们被安排到苏联一些地方参观，富春同志指定由我带队。我们一行约20人，都是搞工业的，包括柴树藩、沈鸿、钱之道、陈平、王士光、齐明等。苏联外交部专门派了两个懂汉语的官员陪同我们参观。
我们离开莫斯科首先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该州一位副州长和主管工业的负责人陪同下，参观了乌拉尔基重机厂和基洛夫工业大学。这两个人，一个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工人出身的干部，他在陪同我们时已40多岁了，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被派到美国实习过，对美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学习了一套美国企业管理的方法；另一个人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比较年轻。
乌拉尔基重机厂很有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生产坦克闻名，战后该厂把一辆坦克放置在厂门口的台基上作为纪念。该厂的厂长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参观这个工厂，大家赞叹不绝。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新东西，许多同志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这么先进的工厂，所以大家都很有感触。当时乌拉尔基重机厂已有万吨水压机了，沈鸿同志参观后感慨万分，激动地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工业，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设备，将来我们中国要自己制造一台万吨水压机。”的确是这样，想想日本人在东北“经营”那么多年，沈阳重机厂也不过只是2500吨水压机。沈鸿同志的这个誓愿终于实现了，1962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成功12000吨水压机。沈鸿同志担任总设计师，林宗棠同志担任副总设计师。
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后，我们又到卡敏斯克，参观铝厂。这里是苏联的一个铝工业基地，当时我国抚顺铝厂的年轻技术员孙瑞锷正在这里实习。卡敏斯克市苏维埃和市委的负责人接待了我们，并陪同我们参观，为我们讲解，还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9月28日，我们从卡敏斯克出发到下塔吉尔市。参观位于该市的人造树脂厂和下塔吉尔冶金工厂。下塔吉尔冶金工厂是老牌钢铁厂，沙皇时代就有。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里，该厂被改造。在战争期间，这个厂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位由东北工业部派来的实习生，他们来自鞍钢，在轨梁厂实习。29日，又赶往第一乌拉尔城，参观第一乌拉尔钢管厂。从我们参观的上述工厂来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些工厂也确实为苏联赢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苏联第十九次党代会后，我们几个搞工业的同志，由我带队到斯大林格勒（后改名为伏尔加格勒）参观。从12月19日到23日，我们对该市的红十月钢厂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前在第一乌拉尔城参观时，几乎一天参观一个甚至几个企业，总有一种走马观花的感觉。而这次在红十月钢厂参观，我们对他们的生产、管理等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了解。例如，同厂长谈工厂的管理，同计划科长谈工厂的计划工作和车间工作，参观工厂的技术馆和职工住宅。当时印象很深的是战后苏联的工人流动性很大，各个工厂都缺少劳动力，许多工厂都用改善职工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来吸引别的工厂的职工“跳槽”。我曾问厂长：“你觉得主要的困难是什么？”他说：“主要的困难是工人留不住。”我问他：“你采取什么办法留住工人？”他说：“我们尽量多盖住宅，鼓励工人结婚。他们结婚以后，我们马上分给他们房子，他们一生孩子，就不愿走了，就会在这里长期干下去。”
在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会前后，我们几乎马不停蹄，每天出去参观。由于工厂里油泥很多，我们每次参观都不免使鞋底粘满油泥，一回旅馆，就把新铺的地毯罩子踩得很脏，旅馆服务员就得重新换地毯罩子。这段时间虽说准备谈判资料，参观工矿企业，没有别的事情，但也过得很紧张。对我们来说，所看到的东西都是新的。学习和讨论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苏联五年计划的制定方针和内容，有益于我们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五年计划。参观工矿企业，使我们对现代化的大工业有了切身感受，并学习了他们管理企业的经验。虽然时间不长，确实增长了不少知识。尤其是跟着沈鸿同志，更是学了不少知识。他经验比较丰富，搞了很长时间工业，在参观时遇到我们搞不懂的东西，他就给我们讲一讲。有时，钱之道同志也给我们讲讲。他们两位在抗战开始后，相继到延安，一直在军工部门工作，对解放区的工业发展在技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毛主席曾接见过他们。在苏联期间，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其他同志都是半路出家，只有他们俩是科班出身。
四、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同志逝世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他们的大会。东欧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参加了他们的会议，都下榻在莫斯科苏维埃旅馆，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贝鲁特、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威廉·皮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等。少奇同志在10月8日的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高度颂扬了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并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而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地运用苏联共产党关于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
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特别是苏联制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同时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我们请苏联援助项目的提出，也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工业方面，他们确定工业生产水平在五年期间大约提高70%，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2%。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速度为13%，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速度为11%。计划规定到1955年，主要工业产品要比1950年增长的情况是：生铁增长76%，钢增长62%，钢材增长64%，煤炭增长43%，石油增长85%，电力增长80%。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这个五年计划，对我们更好地制定“一五”计划并坚定实现“一五”计划的信心，的确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从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四个月，是我们紧张准备谈判的四个月。由于每天都要研究和讨论我们提出的项目，所以大家几乎把要谈的项目都背下来了。我主要负责冶金方面的项目。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除了准备谈判、准备项目之外，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一是接受国内的任务，与苏联外贸部进行有关业务谈判，谈判内容主要涉及我们赴苏联谈判之前所确定的项目，这些都是我们在去苏联之前就已经提出来的项目，我们要继续和苏联谈判。这些项目后来都加进了中苏双方共同确定的156个项目之中。二是了解和听取东北工业部派到苏联学习的实习生的汇报，当时从东北工业部派去的实习生有八九十人，他们分布在各个行业和企业。通过他们，我们知道了不少生产情况和管理方法。三是参观了一些厂矿企业，这在前面已经谈了。
苏联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许多工矿企业都被彻底破坏和摧毁了，苏联人民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战后苏联经济却恢复得很快。他们从战败国拿回了一些战利品，从东欧搬回了不少东西，如苏联的照相机，就是德国的蔡司，还带走一些技术人员：从中国东北搬去一些设备，马上安装就形成了生产力。所以恢复很快而且有很大发展。我们所到之处，看到和感受到的是苏联人民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夜以继日地干，很快地恢复了生产。许多工厂差不多都是提前一年完成他们的五年计划。当时他们有紧迫心情和危机感，感到美国张牙舞爪，一些战争贩子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经过战争，两亿多人口的国家牺牲了两千多万。就苏联来说，一定要争取和平，再也经不起一个接一个的战争。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当苏联报纸报道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的消息后，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刚到莫斯科的那天，团里不让我们外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一旦外出，就引起许多苏联朋友的关注。譬如，我们去乘坐地铁，马上就有不少人站起来给你让座。我们去商店购物，服务员更是热情、周到地为你挑选。我们参观工矿企业，苏联同志总是热情地宴请我们，他们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上前来给我们敬酒，和我们拥抱、亲吻。当时，苏联的同志之所以那么高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东方有个社会主义中国，他们的安全感大大增强。十月革命后，他们长期孤军奋战几十年，并遭受了法西斯德国的疯狂攻击，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才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能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还是个未知数，加之当时苏联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紧张，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使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对苏联不只是一个极大的支援，而且是一个安全的屏障。20世纪前半叶两件最重大的事件，一个是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一个是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这是又一个“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以，苏联需要中国。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同志逝世。这对苏联人民来讲是万万想不到的，每一个苏联人都悲痛万分。在我们住的旅馆中，服务人员整天哭泣，眼睛都哭肿了。用苏联人的话说，斯大林去世了，我们怎么办？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也使我们感到十分震惊。6日晚，我们聚集到我驻苏大使馆举行追悼仪式，富春同志发表了悼念讲话。7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向斯大林同志的遗体告别。斯大林的灵柩停放在四周摆满了鲜花、花圈和棕榈的高高的灵台上，吊唁的人川流不息。在吊唁仪式上，按照通常的外交惯例，外交使团的团长应走在最前面。当时驻苏联外交使团的团长是瑞典大使，按说他应走在前面。苏联为了突出中国，他们安排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陪着瑞典大使走得很慢很慢，安排一位司长陪同中国代表团很快走到瑞典大使的前面，第一个进入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第二天苏联报纸报道：中国代表团第一个进入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向斯大林同志遗体告别。
在苏联期间，我只见过斯大林同志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11月6日，即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前夕，苏联党和政府在莫斯科大戏院召开庆祝大会，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作报告，斯大林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斯大林很谦虚，他没有坐在前排，也没有坐在中间，而是坐在后排。苏联党的政治局委员在主席台上坐了两排，他们所坐的位置是按他们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代表团被邀请参加了庆祝大会，并被安排坐在大戏院的包厢里。我们看到的斯大林已经比较衰老了，他的头都秃了。第二次就是斯大林逝世后，向他的遗体告别。
由于毛泽东主席当时身体不好，3月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斯大林同志的追悼大会。斯大林同志的追悼大会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苏联把周总理安排在最显著的位置，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站在一起。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党政组织进行了很大的改组。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政治局的召集人。并对政府部门实行大合并。原有的好几个交通部门，合并组建成立交通部，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兼任部长；内外贸各部门合并成立贸易部，由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兼任部长；机械工业的几个部门合并成立机械工业部，由别尔乌辛兼任部长。其他部门也都进行了这样的调整，分别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直接兼任部长。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政局也开始动荡。当时，赫鲁晓夫就耍了一个花招，搞了一个第一书记。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组织工作。他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在书记处里设了一个第一书记，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接着，赫鲁晓夫就开始彻底否定斯大林，这就给苏联后来的变化留下祸根。如果要分析苏联解体的演变过程，应该说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无非是完成了这个分裂过程。彻底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列宁逝世后到斯大林这30年的苏联历史，这实际上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动摇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后，我党中央就明确表态了，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至今，这两篇文章仍值得我们再读一读。
五、紧张的项目谈判
在正式进行项目谈判之前，我们还集中了一段时间，请苏联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给我们讲授关于怎样做计划工作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萨布罗夫。早在斯大林逝世前，他就向我们提出，在正式开始讨论各个项目之前，应先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人，给我们代表团这些人讲一讲关于怎样作计划的问题。在征得我方同意后，即着手开展安排讲授时间和内容。
1953年1月26日确定了讲授的内容，并从1月30日开始讲授。从1月30日到2月26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次。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的问题》。
苏联专家讲授的主要题目有：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方法；工业生产计划；黑色冶金计划工作；有色冶金计划；燃料工业计划；电力；机器制造；基本建设计划；劳动计划；干部教育及技术人员与工人的分配；人民财政收支计划；商品周转计划；生产费与周转费计划；农业计划；财务计划；物资技术供应与物资平衡计划；统计工作；新技术计划。
此外，还请苏联建设事业委员会、冶金部的专家讲授了“苏联建设事业委员会机构设置”、“都市改建问题”和“苏联地质工作问题”等专题。
1953年4月初，正式进入关键性的谈判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同苏联方面也不断接触，就一些具体项目进行商谈，但是处于零星、个别的项目谈判阶段。4月初，苏联各部门的负责人开始和我们进行谈判。
我负责冶金项目的谈判，我的谈判对手是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冶金工作的副主席。这个人对项目抠得非常细，他要我们把每个项目都详细地讲给他听，然后他再向我们提出问题，要我们回答。因为我们没有搞现代工业项目设计的经验，有好多问题一时回答不上来。特别是我们国内的项目前期工作做得太粗，很难满足项目设计的要求。尤其是冶金项目，许多矿山的资料不完整，勘探资料远远不能满足设计的需要。在谈判时，最使我们挠头的就是矿藏量，这方面资料很不完全，给项目和设计谈判带来了很多困难。
关于钢铁生产，我们提出，除了改造鞍钢之外，还必须新建两个大钢铁厂，一个是包钢，一个是武钢（当时叫华中钢铁公司）。对于包头钢铁厂的建设，苏联方面很有兴趣。他们认为，包头钢铁厂条件比较好，地理位置也好，背靠苏联。而对于华中钢铁公司的建设，则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武汉处于台湾飞机轰炸的范围之内，不安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空军的力量还比较弱。另外，认为武汉的矿山储量太小。
关于铝生产，我们提出，除了恢复抚顺铝厂之外，计划再建两个铝厂，一个建在贵州，一个建在郑州。对于这两个项目，苏方也不赞成。他们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有两个铝厂就够了。铝生产多了，中国自己用不了，卖给谁？卖给我们苏联，我也不要。在东欧已集中建立一批铝厂，苏联已经够用了。他们认为中国有两个铝厂，年生产能力就能达到10万吨。他们还举例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铝产量最低时每年只有4万吨，可是还是制造了4万架飞机。
由于这样，所以许多项目都谈不拢，尤其是涉及矿量的项目更是谈不拢。这样一来，有些项目谈得拢，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有些项目谈不拢，就迟迟达不成协议。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打电话把谈判情况报告中央，并请刚刚成立的地质部的副部长宋应同志到莫斯科。宋应同志到莫斯科以后，专门找了苏联地质部的负责人，把我国对矿山进行的最新勘探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他们表示同意和理解，认为我们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不能对中国同志要求得太严格，因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对矿量进行详细勘探的能力。苏联地质部一表态，他们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就基本同意了我们提出的项目。
其他领域的谈判也是一样艰苦。沈鸿同志负责机械工业项目的谈判，由于我们提出的这方面的项目较多，所以苏联方面抠得特别厉害。沈鸿同志是专家，他的谈判对手是苏联国家计委委员。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几乎天天为项目吵架。
苏联为我们设计和建设这些项目，也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他们的计划委员会几次找我们谈话，说中国是个大国，提的项目内容，工作量大，接受这些项目就必须修改自己的计划，这和东欧的小国不一样。实际上，苏联方面接受了我们的项目，他们的计划必然要进行调整，要根据项目的进度供给我们设备，有些还要供给材料、派遣专家。接受我们这些项目，仅设计单位就增加了3万人。
在经济发展上，苏联要打破欧美对其的封锁，也需要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个大市场。特别是苏联需要中国对它给予战略物资的支援，如当时苏联需要的稀有金属钨、锡、锑、钼、汞，后来需要的天然橡胶等。苏联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需要妥善处理和中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旅顺、大连，想建成军事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把接收的旅顺、大连的工业交还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没有交还。直到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总理去苏联，才定下来把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中长铁路两家共管了许多年，后来交还中国。苏联在新疆北疆三区也有经济利益，特别是三区有重要的有色金属铍，是核工业所需要的。当时就成立了中苏合营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大连保留了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后来，苏联把这两个企业也交还中国。
到4月中旬，各方面的谈判都已进行得差不多了。我们原来的计划设想是委托苏联帮助我们设计150个新项目，其中约有60项苏联没有接受。苏联方面不同意这些项目建设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缺乏技术资料，如矿藏勘探的资料；二是他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设计的，如变电所、小电站等项目；三是可以推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四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建设的；五是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建设的。当然，其中也有少数项目是由于苏联方面技术不过关而取消的，例如，原来我们提出要建一个合成橡胶厂，他们不赞成。后来我们了解到，苏联这方面的技术也不成熟。
这时候，富春同志派宋劭文同志回国向中央汇报。4月17日，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宋劭文同志的汇报。宋劭文汇报了与苏联新议定的91项新设计项目和原已决定的50个项目，一共是141项的情况。对苏联同意和答应援助中国的项目，以及苏联希望中国向他们出口一些稀有金属（当时他们提出的主要是钨、锡、锑、钼、汞），毛主席基本上表示赞同。
宋劭文同志还向政治局汇报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布罗夫对我国制定计划的建议。萨布罗夫很坦率地对我们说：我们苏联的计划是留有余地的，计划指标总能让企业提前一年完成，至少能够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也就是说，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夕要完成五年计划。最好是提前一年，在第四年的十月节前完成五年计划。老实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还很薄弱，经验还比较缺乏，我们就是要鼓舞人的斗志，发挥人的积极性。假设我们定的计划指标太高，大家经过几年的努力，最后不能完成这个五年计划，那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哭了。做计划的同志要估计到一些不可预见的困难，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完成计划留有余地。
周总理讲，苏联国家计委给你们讲课的记录很好，应该印发到省委去学习。
对于苏联提出我们的铁路计划太庞大的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认为，我们的铁路太少，尽可能还是要多修些。同时，赞同苏联国家计委提出的我国应在国外设立经济参赞处的建议。要求经济参赞处负责五件事：项目设计、成套设备引进、聘请专家、交流技术资料、派遣实习生。
宋劭文同志从北京返回莫斯科以后，苏联方面已经答应我们提出要求设计的项目清单，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应削掉的项目清单和要求中国出口物资的清单。这样，中苏双方正式会谈了三次。会谈是在苏联贸易部进行的，第一次是3月30日，第二次是4月4日，第三次是4月25日。中国方面是富春同志主谈，参加谈判的是宋劭文、钱之道（代表军事工业）和我（代表民用工业）。苏联方面是米高扬主谈，参加谈判的是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和卡维尔（苏联贸易部第一副部长）。除了正式谈判之外，我们还多次同米高扬等苏方人员举行会商。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快达成了协议。4月25日下午，我们从苏联外贸部取回协定草案文本和附件，经过大家多次认真讨论并仔细核准了中、俄文本，终于在1953年5月15日晚，正式签订了谈判协定。
在正式签订的协定中，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1项。其中，在我们去苏联谈判之前就已议定的项目50项，赴苏联谈判过程中新确定的项目91项。后来，苏联方面又同意追加了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这就是156项的由来。
协定正式签订后，我们大家都开始整理资料，做好善后工作，准备回国。其他未了事宜则交大使馆办理。富春同志由于要乘坐飞机回国，所以动身晚些。王士光、齐明、陈平和我4个人，带着装满几十个箱子的大批资料，乘火车回国。我们5月24日下午乘上火车，经过整整9个昼夜的颠簸才回到北京。
至此，历时近10个月的苏联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