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明成祖为自己的文治武功而洋洋得意的时候，山东青州爆发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这给诸臣歌舞升平的合奏乐添加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这看来好象很突然，但实际上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明成祖在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比较节约，尽量与民休息，可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以后，他那些好大喜功的念头就开始付诸行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好像就是封建帝王的私有财产，他可以使用全国的力量去实现和满足自己的欲望，不管这欲望是为公还是为私，都名正言顺。特别是明成祖还有块心病，即背着一个“篡逆”的恶名，因此他要尽力表现得比其他的帝王更杰出，以显示自己乃天命之所归。所以，他积极经营边疆，动用 80 万大军下安南，郡县其地；他亲自五征漠北，加上丘福那次全军覆没的远征，实有 6 次，消耗惊人。他营建和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派郑和大规模出使西洋，修建长陵、武当山宫观、大报恩寺等等，动用数十万人，时间长、规模大，人力和物力的耗费都是相当巨大的。这么多、又这么大的工程，在一个帝王在位的短时间内完成，在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很显然，这就使全国老百姓的负担显得十分沉重。
随着一笔又一笔数量惊人的开支，永乐初年那种“国用不绌”的局面便悄然失去，而变得府库空虚。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和途径，这一笔又一笔巨大的开支最终要落在劳动人民的头上。这样，社会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时有激化。在唐赛儿起义前后，永乐年间的小型农民起义常有发生。
为营建北京宫殿，分派大臣赴各地采大木。吏部侍郎师逵赴湖南等地，“以十万人入山辟道路……颇严苛，民不堪，多从李法良为乱。”起义烽火一进燃烧到江西。这次起义于永乐七年（1409）九月被镇压，李法良被杀。永乐十六年（1418），在北京附近的昌平爆发了以刘化为首的小型农民起义。同年，潞州农民发生暴动，兵部建议发大军剿捕，按察使郑辰说“民苦徭役而已”，自请前去招抚，事情得到平息。永乐十年（1412），在嘉兴爆发了以倪弘三为首的小型农
民起义；永乐十八年（1420）底，在曲靖发生了以杨得春为首的起义；永乐二十二年（1421）春天，在湖州发生了以吴贵归为首的起义。仅此几例就可看出，永乐年间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什么奇怪事，其共同原因就是赋税徭役过重。所以，发生唐赛儿这次较大规模的起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用白莲教宣传和组织群众，自诩“佛母”，诡言能知前后因果成败之事，还说能剪纸人纸马为自己打仗。这在迷信观念盛行的古代是常有的事。她以益都（今山东青州市）为根据地，并在附近的诸城、安丘、莒县、就是墨等地发动群众，信徒越来越多。永乐十八年（1420）三月，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占领了益都的卸石棚寨。青州卫指挥高凤率军镇压，被起义军击败，高凤也被杀死。初战告捷，起义军声势很快高涨，“细民翕然从之”，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升、宾鸿乘胜攻取了莒县和即墨，并围攻安丘。山东的地方官惊慌失措，急忙奏报明成祖。明成祖立命安远侯柳升率京军前往镇压，将卸石棚寨围得水泄不通。唐赛儿于夜间突围，杀死了都指挥刘忠，从而实破了明军的这次围攻。这时，明成祖又紧急调来在山东沿海备倭的卫青率骑兵夹击，起义军在安丘战败。起义军首领刘俊，王宣等被俘牺牲，还有4000 多起义军被俘，也全被杀掉。然而，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唐赛儿和董彦升，宾鸿等主要起义军领袖则逃得不知所踪。
捉不到唐赛儿，这使明成祖十分着急。他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于是下令，将北京，山东境内的尼姑和道姑全部逮至京师，“先后几万人”，弄得人心惶惶，但最终未能捉到唐赛儿。
唐赛儿起义虽最后遭到失败，但它却有力地冲击了明王朝的统治，为明成祖“斯民小康”的蓝图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册封中山王徐达的长女为燕王妃，燕王这一年才十七岁。燕王登上帝位后，她就被册封为皇后。在他们婚后的三十多年里，徐后称得上是明成祖真正的贤内助。
从史书上可以看出，明皇室例不得与勋臣家通婚，这是指宣德以后的事。此前，特别是洪武年间，明皇室与勋里家通婚并不违禁，而是很正常的现象了。朱元璋的长子朱标就娶开平王常遇春之女为妻，秦王娶宁河王邓愈之女为妻，鲁王娶的是信国公汤和之女，代王和安王朱楹娶的都是中山王徐达之女，即徐皇后的
妹妹。朱元璋的公主们也都多数嫁到勋臣家。
徐皇后是徐达的长女，从小知书达理。朱元璋听说徐达有个贤淑美丽的女儿，就对徐达说：“闻古之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朕第四子气质不凡，知卿有令女，能以配焉。佳儿佳妇，足以慰吾两翁。”例如，韩国公李善长的儿子李祺，颖国公傅友德的儿子傅忠，娶的都是朱元璋的公主。在这种背景下，明成祖娶中山王徐达的女儿也就不奇怪了。
徐达当然只有俯首听命。徐皇后自洪武九年（1376）被册封为燕王妃以后，帮助明成祖创业并守业，不仅在家庭生活中给明成祖以温馨和幸福，而且在事业上也给他全力支持。
起兵靖难后，明成祖朱棣常常转战在外，由世子朱高炽居守北平。有关战守之事，世子大都要秉命于徐皇后。她也不愧是个将门之女，凡事都处理得合乎时宜。当李景隆率大军包围北平时，明成祖率主力在外，城中兵少，且老弱居多，形势十分危急。徐皇后带领将校之妻，登城助守，鼓励将士。终于转危为安，北平得安然无恙。
明成祖即位后，徐皇后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张。例如，她对明成祖说，由于长期战争，兵民都很疲惫，宜与民休息。又说贤才难得，使用应不分新旧。这些建议对明成祖都产生了正确的影响。在靖难之役期间，她的弟弟徐增寿时常暗中通报朝廷消息，被建文帝杀掉。明成祖要对徐增寿赠爵，徐皇后不同意，但明成祖还是赠爵定国公，并让徐增寿之子徐景昌袭封。徐皇后则说这不是自己的心意，也不表示感激。
有一次，徐皇后问明成祖：“哪些人在帮着你治理天下？”明成祖回答说，“六卿理政务，翰林职论思。”徐皇后就请将这些大臣的命妇召来，在坤宁宫宴请她们。徐皇后对她们说，妻子事夫，不能只是管他们的吃饭和穿衣，还要有所助益。
徐皇后还作《内训》二十篇，又采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除颁赐宫中和诸命妇外，还颁行天下。
徐皇后于永乐五年（1407）七月病死。临终前，她还劝明成祖疼惜百姓，广求贤才，不要骄纵奢侈。她又叮咛太子不要忘了那些拿起枪保卫北平的将校之妻。
徐皇后死后，明成祖悲痛欲绝，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厚葬于长陵。
徐皇后死后，明成祖准备续娶徐皇后的妹妹徐妙锦，但徐妙锦反对明成祖从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因此坚决不同意嫁给他。
明成祖还曾恐吓说，不嫁给天子，还想找什么女婿呢？于是，徐妙锦就决定终生不嫁，而出家到南京聚宝门外的王姑庵。
明成祖也像他的父皇朱元璋那样，在皇后死后就没有再立皇后。后宫的事务一般由贵妃王氏主持。王贵妃也非常贤德，没被明成祖看重。明成祖晚年多病，性情也变得越来越暴躁，王贵妃曲为调护，使不少大臣免受惩处，就连太子朱高炽也对她十分依赖。王贵妃于永乐十八年（1420）病死，明成祖也很悲伤，此后他性情也发生很大变化，处理事情多有乖谬，用刑也变得更加残酷。
永乐七年（1409）二月，明成祖册封河间王张玉的女儿张氏为贵妃，权氏为贤妃，任氏为顺妃。命王氏为昭容，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好，崔氏为美人”。
这些人中，除了张氏和王氏以外，其余都是朝鲜人。当时，朝鲜和明王朝的关系十分亲密，经常贡献一些女子实后宫，有些人还深受明成祖的喜爱。
其中有一女子权氏她天生丽质，又善吹玉箫，深得明成祖宠爱。权氏的父亲也被封为光禄卿。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第一次亲征漠北时，其他的嫔妃都留在宫中，只带权氏一人随行左右。不幸的是，权氏经不住长时间征战跋涉的辛苦，竟死在回师的途中，葬于山东的峰县。这再一次给明成祖情感上带来了打击。
谁也没有料到，因权氏之死，许多人受牵连被杀。当时，一个宫人挟私诬蔑姓吕的宫女毒死了权氏。明成祖信以为真，一次就杀掉宫人和宦官数百人，这个姓吕的宫女自然必死无疑。后来，宫人吕氏和鱼氏与宦官私通，明成祖渐有耳闻。吕氏和鱼氏闻知后畏罪自杀，但明成祖还不肯停手。经严刑逼供，吕氏的侍婢屈打成招，承认有“欲行弑逆”的想法。
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受牵连被杀的达二千人之多。在处死这些人时，明成祖还亲自到刑场观看。明成祖晚年宫中生活不幸福，他晚年身体多病，已影响到他正常生理活动。虽然宫中嫔妃成群，但他的性能力已严重衰退，那些嫔妃不能得到正常人的生理满足，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明成祖也希望像他的父亲那样多妻多子，但已不可能了。他的子女都是在称帝以前生的，他称帝后就没有再生孩子。这对他这个封建帝王来说是一大遗憾。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明成祖疑心更重，不时滥杀宫人。这一次因为吕氏和鱼
氏是明成祖的妃子，所以惹得明成祖特别愤怒。他还让画工把吕氏、鱼氏与宦官相搂抱的形态画出来，以示警戒。
明成祖在年轻时曾得过所谓瘕病，即腹中有硬块，有时腹疼难忍。经许多医生诊治，效果不大。后来，朱元璋命御医戴思恭前去为明成祖诊治。戴思恭先看了一下以前的药方，认为用的药都很对，但为何不见疗效呢？戴思恭问明成祖在吃饭方面有什么喜好，回答说好吃生芹。这使戴思恭恍然大悟，于是投药一剂，明成祖夜里就拉下许多所谓“细蝗”，就是今天所说的肠道寄生虫病。
明成祖即位后身体也时常不适，筋骨常感酸痛。宫中的御医几乎都为他诊治过，但效果都不很理想。
一个太监向他推荐名医盛寅，于是将盛寅召至便殿诊治。经诊脉后，盛寅说明成祖得的是风湿病。明成祖深以为是，还说了一通南征北战、为风寒所侵的话。
经服药效果不错，盛寅也为此而被授为御医，并复丰厚赏赐。
明成祖年轻时在戎马倥偬之际，也不允许他过多的在意一些小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病逐渐酿成大疾，不断地折磨他。又加上宫廷中优越的条件，他也渐渐地注重起养生之道来。
最初，明成祖反对各种神仙家的方术，他认为世界上没有长生不死之人，觉得那些佞佛求寿之类的举动，实属愚蠢之极。人只要清心寡欲，疾病自然就会减少。养好所谓“正气”，各种“邪气”自然就难以入侵。这种主张也很受御医们的赞同，认为以固本为要，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伤其本。
经过几场大病的折磨以后，明成祖的身体明显衰弱，他对神仙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以至于影响到他晚年的性情。有一次礼部郎中周讷从福建回来，说福建人祭祀南唐的徐知谔和徐知诲，非常灵验。明成祖就命周讷前往，迎二徐的像和庙祝来北京，并在北京特意修建了灵济官，以祭祀二徐。
明成祖每逢有病，便派人前去灵济宫问神。掌管庙中香火的庙祝谎称仙方献上。因药性多热，服后痰塞，气也不顺，明成祖也变得脾气暴躁，甚至失音。
有一天袁忠彻入侍，对明成祖说，这些症状“实灵济宫符药所致”。明成祖立刻大怒道：“仙药不服，服凡药耶？”袁忠彻跪下哭泣，两个内侍也跟着哭起来。这一哭，明成祖更加生气，立命将两个内侍拉出去打了一顿棍子，并说：“忠彻哭我，我遂死耶？”袁忠彻十分惊恐，跪着移至台阶下，过了好大一阵，明成
祖的怒气才平息了下来。在明成祖还是燕王时，袁忠彻就和他的父亲袁共就效劳于燕王府中，并对起兵之事多有贡献，所以与明成祖相知甚厚，从而敢进直言。
明成祖这次虽然很恼怒，但也未惩治他。
自永乐十五年（1417）力在北京建了灵济宫以后，常有方士献丹药之举。明成祖有的接受，有的拒绝。各种迹象表明，这位皇帝晚年的身体十分病弱，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性情。
明成祖有三子：长子高炽，即后来的仁宗；次子高煦，即后来的汉王；三子高燧，即后来的赵王。他原本还有个儿子，但很小就死了。他有五个女儿，全都嫁给了功臣之子。
明成祖不像他的父皇朱元璋那样多妻多子，但这三个儿子为夺储明争暗斗，为此明成祖非常烦心。
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朱元璋册封高炽为燕世子，与之相比，其它两个儿子只能当郡王，身份就低得多了。高炽性情温和，端庄沉静，又酷爱读书，时常和儒臣兴致勃勃地说古论今，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
明太祖曾让高炽和秦、晋、周三王世子分头检阅军士，他回来得最晚。明成祖问其原因，高炽回答说：“早晨特别冷，我等到军士吃过早饭才检阅，所以回来得晚了，”明太祖又让他们分头批阅奏章，高炽只拿一些关系到军民利弊的事上奏，关于一些文字谬误之类，都未予理睬。
明太祖问他是不是忽略了，高炽回答说：“不敢忽，顾小过不敢渎天听。”明太祖再次问他：“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他回答得很好：“恃圣人才恤民之政。”朱元璋听了以后十分高兴。
高煦则不喜欢读书，只喜欢武刀弄枪。他性情凶悍，举止轻浮，带有十足的无赖气。他的舅父徐辉祖看他行为不端，随时都可能闯祸，就在私下教训了他一通。但他转脸就依然如故，并偷了徐辉祖的一匹好马，溜之大吉。
回北平的路上，高煦擅自杀人，在涿州还擅自击杀了一个驿丞。因此，建文帝的一些大臣还责备明成祖，说高煦受了他的骄纵和指使，才敢于那样胡作非为，成了明成祖的一条罪状。
在靖难之役中，高炽一直留守北平，从没有离开；高煦则一直跟着明成祖南征北讨。他悍勇敢斗，常为先锋。明成祖多次陷于险境，但因为高煦奋勇接应，
才化险为夷。在战场上的高煦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为如此，明成祖觉得高煦与自己最相像，十分欣赏他，高煦则自恃功高，变得越来越骄纵，夺嫡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高煦和高燧相勾结，想尽办法地倾陷高炽。当时，太监黄俨暗中与高煦勾结，不时散播中伤世子的谣言，时时向高煦报告世子在北平的一举一动。
这种诬陷世子的斗争建文帝也知道了，所以才有方学儒遗书世子进行挑拨的事。由于高炽马上派人将来书送至明成祖军前，离间计失败。但此事清楚表明，高煦和高燧频陷世子的斗争已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由于靖难之役还在激烈地进行，这种斗争还没有完全公开化。当明成祖即位以后，为争立太子，这种斗争就更加激化了。
太子又称储君，立太子又称立国本。太子是皇帝的法定继承人，他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新皇帝一即位，只要身后有儿子，一都要马上册立太子，以免在这个问题上引起猜忘，影响王明成祖即位以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本来，拖了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争立太子的斗争也就越来越激烈了。
明成祖迟迟未立高炽为太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高炽有儒雅之风，体太又较肥硕，不像高煦那样英武，二是在靖难之役的过程中，高煦出生入死，战绩显赫。明成祖或明或暗地透露过，高炽多病，事成后将立高煦为太子。
现在明成祖真的当皇帝了，又找不到高炽明显的过失，废高炽而立高煦又显得过于冒然，且与封建宗法制度不合，所以他就只有拖延。
当时，朝中大臣为立储事看法不一。淇国公丘福是靖难功臣，久临战阵，与高煦气味相投，而且一起征战多年，所以很支持高煦，一再主张明成祖立高煦为太子。另外，像驸马王宁也与高煦友善，也尽力地支持高煦。明成祖也知道高煦在争当太子，因此在即位后一度让他到开平戍边。
有的大臣担心在立储的问题上引起一场内战，特别是看不惯高煦的凶悍，所以大多数人都支持高炽，希望早定储位。
永乐元年（1403）一月，群臣上表，请立皇太子。明成祖不允，只敷衍道：
“今长子属当进学之时，俟其知识益充，道德益进，克膺付界，议之末晚。”两个月之后，文武官员又一次上表请立太子，明成祖又说了一通“宜预成其学问”
之类的话，未允所请。这就更增加了臣下的猜疑，有人认为周王是明成祖的同母弟，便请周王亲自出面。周王也支持高炽，所以就于永乐元年（1403）四月亲自上奏，请立皇太子。
明成祖再一次回绝了立太子的请求。明成祖难言之苦：高炽是世子，自己不同意将他正名为太子，却又难以废掉他。朝臣又多数心向高炽，要废掉高炽而立高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明成祖一直拖着不立太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表示他对高炽不满意，另有打算。这也就助长了高煦夺嫡的邪念，这使许多大臣颇为担心，不少人实际上卷入了这场暗中进行的斗争。其中，有几个人还起了颇为关键的作用。
兵部尚书金忠原是个卖卜之人，受袁珙推荐，受知于明成祖。每有疑惑，明成祖就让他帮着拿主意，屡有效验，因此深受信任。
明成祖即位南京，接着就让世子高炽去守北平，金忠也受命前往协助。明成祖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又遇上了困难，便寻求金忠的意见。金忠支持高炽，极言立高煦不可。金忠是明成祖的心腹，他的话具有很重的分量。
明成祖征求解缙的建议。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明成祖听了后竟没有任何反应，这话显然不合他的初衷。于是，解缙接着又添加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好圣孙！”这是指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宗，平时深受明成祖的喜爱。这一句话果然灵，明成祖点头称道。
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也许是袁珙。他善相人术，言人祸福，无不奇中。明成祖决定起兵靖难，袁珙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得明成祖的欣赏。
在立太子上明成祖又遇到了困难，他让袁珙对高炽相面，他说是天子之相。
又让他相高炽的儿子朱瞻基，他说是“万岁天子”。明成祖有迷信观念，信天命，于是“储位乃定”。宫中事秘，后人难以知晓。肯定还会有一些人在这件事上发挥了作用，只是后人不知罢了。但不管如何，明成祖经过两年的犹豫，最终决定立高炽为太子。
永乐二年（1404）四月四日，明成祖正式册封高炽为皇太子，礼仪十分隆重。
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在册立的诏敕中说：“学勿至迂，明勿至察，严勿至猛，宽勿至纵。”很有哲理成份，也符合传统的中庸之道。
在此同时，高煦被封为汉王，高燧被封为赵王。但高煦和高燧二人并不善罢
甘休，夺嫡的斗争仍没结束。
高炽除守城以外，没有上过战场。他不像高煦那样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高煦随明成祖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明成祖也觉得高煦更像自己，因此在即位前就说过，世子（高炽）多病，将来立高煦为太子。
但是，迫于众臣压力，又找不出高炽有大的过错，且高炽是明太祖所立的燕世子，自己不愿招怨天下，因此并非甘愿地册立高炽做了太子。明成祖的这种态度是太子处境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
明成祖在册立高炽为太子的同时，又命丘福为太子太师，位居少师朱能之上。
丘福和高煦交情深厚，一直建议立高煦为太子。这时却让丘福当太子的太师，似乎有监视之意。高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十分谨慎。不仅如此，到永乐六年（1408）十一月，明成祖又命丘福辅导皇太孙。这样，他们父子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丘福的眼睛。
明成祖的这种态度也助长了高煦和高燧的气焰。他们一有机会就在明成祖跟前说高炽的不足，使明成祖对太子的猜疑越来越深。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这种猜忌一直未能消除，直到晚年仍总是猜忌太子。
永乐十六年（1418）七月，“赞善梁潜、司谏周冕以辅导皇太子有阙，皆下狱死。”怎么“有阙”呢？原来，皇太子在南京监国，有个姓陈的千户小官，因“谋财害命”被皇太子谪戍交耻。皇太子转念一想，这个陈千户曾随父皇“靖难”，有军功，于是就宽怒了他。
有人就说陈千记不当宥，梁潜和周冕都知道此事，却未谏止，二人都被逮，下狱致死。可以看出，皇太子既然负有监国之责，无论对陈千户谪戍还是宽容，根本算不了什么大事。更不应指责两个辅导之人。
永乐二十年（1422）九月，礼部尚书吕震的女婿张鹤朝参失礼，被人劾奏，太子宽宥了他。此事被明成祖知道了，礼部尚书吕霞和吏部尚书骞义都以在侧不言，被逮系狱中。
太子在南京监国，明成祖常居北京，高煦时进谗言，久而久之明成祖心生猜忌。胡淡是明成祖的心腹大臣，除暗中访察建文帝以外，还曾受命到南京监察太子。他经过一番调查，向明成祖密疏奏太子七事，极言太子“诚敏孝谨”，并无他意，这才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明成祖的猜疑。
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并没有多大实权，主要进行一些祭祀活动，再就是处理一些日常琐事。至于臣下的章奏，一般都要送北京行在，听明成祖处理后再施行。
即使处理一些琐事，也要记录在案，等他的父皇回京后复查，看处理是否妥当。
皇太子处理事情不能用宝玺，而只能用“皇太子宝”。虽然皇太子事事谨慎，但有时也会受斥责。
永乐七年（1409）三月，明成祖申谕太子，不能对臣下治罪，不得授官。太子有监国之名，但权力却十分有限。
有一次，明成祖从北京回到京师，相信高煦谗言，于是张榜午门，凡是皇太子处分的事情一律废除，不得实行。皇太子十分害拍，又不知该怎么解释，遂忧虑成疾，卧床不起。请医生诊治，也总不奏效。明成祖命蹇义和袁忠彻等人前往探视。
袁忠彻精于相术，深受明成祖信任，他回来后说，皇太子“面色青蓝”，是惊忧之相，除去午门的榜就可以治好他的病。明成祖遂命将午门的榜文揭去，太子的病便果真不治而愈。
在明成祖的三个儿子当中，因高煦的战功最多，而高燧最受喜爱。从他们的长兄被立为燕世子起，他们二人就联手陷害高炽。但高炽最终被立为皇太子，他们二人就更加密锣紧鼓地进行夺嫡活动。
高煦身材高大，勇武善骑射，他两腋长有数片像龙鳞一样的痣，术士说他有帝王之相，这就更加增长了他的野心。他对皇太子不仅在暗中诬陷，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有不恭之处。
高煦知道，高炽既然已被册立为太子，很难短时间内把他废除。因此，一方面通过心腹侦伺太子的行动，一有机会就向他的父皇进谗言，另一方面则极力陷害太子的近臣。
高煦为了陷害太子，所以不肯远离两京。当明成祖册立高炽为太子的同时，封高煦为汉王，让他就藩云南。但高煦不愿到那边远之地，向明成祖诉道：“我何罪，斥万里。”明成祖无可奈何，只好让他随自己去北京行在。
这时太子在南京监国，为了能随时侦伺太子的一举一动，高煦力请让他的儿子回南京。明成祖也答应了他。他又向明成祖讨得天策卫为护卫，平时以唐太宗自比。
不久，高煦又向明成祖讨得两护卫。明代的一卫有五千六百人，当时高煦手下有三卫兵马，行为就更加助长了骄纵的气焰。明成祖头两次亲征漠北，高煦都曾陪伴左右。他每天在明成祖身边，不时说些中伤太子的话，许多大臣受到了连累。
永乐十三年（1415）五月，明成祖将高煦改封青州（分属山东），但高煦还是不愿前去。之前是说云南太远，现在改到近处，还不去，这才引起了明成祖的猜疑，将他训斥了一番，说不能再变更。但高煦仍已各种借口拒绝，不肯离开京师。也私下选各卫勇士，另外募兵三千人，不隶属兵部，骄横不法。
兵马指挥徐野驴惩罚了几个高煦的部下，高煦大怒，他亲手用铁爪挝将徐野驴打死，此事不了了之。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由北京行在回到京师。高煦向他百般恳求，希望能留在南京。
这时明成祖也对一些高煦胡作非为的事有所耳闻，就询问吏部尚书蹇义，但蹇义不敢说。又问杨士奇，杨士奇回答得很聪明：“臣与（蹇）义俱侍东宫（太子），外人无敢为臣两人言汉王事者。然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分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明成祖虽不言语，但心里已大致清楚。
几天以后，明成祖了解了高煦数十件不法之事，于是将高煦召来，严厉斥责，并命剥去他的冠服，囚禁于西华门内，还准备将其废为庶人。明成祖又杀掉高煦身边的几个不法之徒，削去高煦两护卫，第二年三月徙封乐安（今山东惠民），命即日起行。高煦这次未敢拖延，只得立刻起程。
密切留意后，高煦的行动受到许多约束，但他夺嫡的活动并未停止。他让儿子经常往来于两京，秘密侦伺朝廷中事，随时向他汇报。他随时随地都等待时机，准备一逞。
第三子高燧最小，聪明伶俐，最受明成祖的宠爱。他最初就和高煦相勾结，一起陷害高炽。在高炽被立为皇太子的同时，他被封为赵王，居住北京。当明成祖不在北京时，就由赵王留守，各衙门政务都要启秉赵王而后行。赵王陷害太子不像汉王那样暴露，但一刻也没停止。
永乐七年（1409），赵王干的一些不法之事有过一次暴露，惹得明成祖大怒，杀掉了赵王的长史顾晟，另选国子监司业赵亨道、董子庄为长史，以对赵王善加辅导。此后，明成祖不在北京时，就改由皇太孙朱瞻塞留守。这件事对赵王高燧
是个很大的教训，他排陷太子的活动就变得更加隐密了，同时也更加阴险了。
永乐二十一年（1423），明成祖因身体不适，多日未上朝理事，诸事都交由太子处理。太子约束宦官较严厉，不许他们干预朝政。宦官黄俨、江保本来就党附汉王和赵王，这时自然更遭疏远。他们就和蜚语，说明成祖有意于赵王，打算废掉太子。赵王密结护卫指挥孟贤，让他作好准备，在关键时拥兵相助。钦天监官员王射成与孟贤素厚，他对孟贤说：“天象当易主。”于是，这一帮人就加紧活动，意图一起拥立赵王。他们又勾结兴州后屯卫军高以正，拟好了伪诏。他们阴谋让宦官杨庆在明成祖的药中下毒，等毒死明成祖以后，就立刻收起宫中符宝，抓捕诸文武大臣，颁布伪诏，废掉皇太子，立赵王为皇帝。
高以正把此事告诉了姻家王瑜，王瑜是总旗官，他想拉王瑜为助。王瑜遂将此事密报明成祖，并献上伪诏。明成祖顿时很恼怒，立命逮捕了孟贤、高以正等人，全部处死。
明成祖亲御右顺门讯问，他怒视着高燧问道：“尔为之耶？”高燧吓得面如土色，瞠目结舌。皇太子在一旁规劝，说这都是下人所为，高燧事先并不知道。
这实际上是一次未得逞的宫廷政变。高燧虽然没有受严惩，但此后行为有所收敛，不久还是被打发到了彰德。
明成祖三个儿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这本来是他们的家中事，但却影响到了整个朝廷。许多大臣为此感到担忧，由于它关系到国家大局的稳定，也关系到未来的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皇帝的贤明与否，又关系到王朝的兴衰。
不少人因这事被关入狱中，有些人还为此牺牲了性命。
大名士解缙就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高炽虽被册立为太子，但却常常不合明成祖的心意，而高煦却格外受宠。解缙便向明成祖谏道：“这等于鼓励他们兄弟之间相争，具做法不可取也。”明成祖闻此颇震怒，觉得这是离间他们的骨肉之情，从此便疏远了解缙。最后解缙的下场是被埋在积雪中冻死。
大理寺右丞耿通也是一个这样的悲剧人物。他看到高煦夺嫡的活动越来越明显，太子身边的臣僚不断有人得罪，太子处境相当危险，便从容地向明成祖劝谏：
“太子事无过误，可无更也。”明成祖对此心中不悦。不久，便借故将耿通处死。
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亲征漠北，得胜回师。这次高煦随征，时常向明成祖说些中伤太子的话。时间一长，明成祖难免不有所心动。回到京师后，便
以皇太子迎驾迟缓为由，对皇太子严加训斥，并将太子身边的一些大臣逮捕入狱，其中包括明初的名臣黄淮、杨博等人。这一关押就是十年，只是当明成祖死了以后，高炽登上皇位，才立即将他们放出。
当时，兵部尚书金忠是太子的辅导官，和黄淮、杨士奇一起辅佐太子监国。
当其它的人都被逮系监狱时，金忠因是靖难勋臣没被治罪。明成祖还密令金忠调查太子的所作所为。金忠说皇太子没什么过失，惹得明成祖大怒。金忠马上跪下叩头，脱下衣冠，哭着向明成祖陈述，“愿连坐以保之”。金忠的话对明成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太子这次未被废掉，金忠的话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顾成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他随耿炳文北征时，被明成祖俘获，他性忠谨，博见书史，帮助高炽防守北平，多有功劳。明成祖即位后，他不肯统兵，不受兵器，也不肯担任辅导太子之职。他推辞说：“太子仁明，廷臣皆贤，辅导之事非愚臣所及。”他知道高煦等人急于夺嫡，太子不自安，在回贵州前向太子拜别，趁机向太子说了几句语重心长的话：“殿下但当竭诚孝敬，孜孜恤民，万事在天，小人不足措意。”顾成虽未任辅导之职，但这段话是那么精辟，其辅导之效是其他人的长篇大论所不能比的。一是孝敬，二是恤民，不去与那些小人斤斤计较。从后来高炽的各种表现看来，他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使他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支持，最终失败的还是高煦他们。
皇太子高炽就是像顾成所说，心里明明知道汉王和赵王在陷害自己，但他却从来不在明成祖跟前说他们二人的坏话，正好相反，还时常为他们二人开脱，处处表现得宽厚仁义，有一种兄长之风。
永乐三年（1405）十月，当赵王回北京时，身为太子的高炽亲自为他送行。
当汉王、赵王夺嫡的阴谋败露而受到明成祖的处治时，太子替他们说情，只说是下人所为，他们一定不知道。有人问他“亦知有谗人乎？”他回答说：“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这使他显得比汉王和赵王成熟。明成祖也就逐渐信任了他。
这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最终以高炽的胜利而告终。但高炽当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他的儿子宣宗继位。高煦果然叛变，想步他的父皇的后尘，意图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宣宗率兵亲征，俘获了高煦，将其罩在铜缸下烧死。赵王高燧主动献出了护卫，总算得以善终。
朱棣在多病的晚年不顾一切地持续北征，实在有些使人难以理解。事实上，
这也是一种近乎病态的举动。
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正月初七，大伺、开平守将奏报遭到鞑靼和宁王阿鲁台所部侵袭的消息。当时，距离朱棣第四次北征回师才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连续两年出师亲征，然而穷蹙已极的阿鲁台却始终没有归降。他的这次袭击，究竟是出于物质需要，还是对大明皇帝的有意挑衅，没有人去管他，而因此引起的一片北征呼声却将朱棣推上了最后的征途。
按照史籍中的记载，朱棣这次出师是在新来归附的忠勇王金忠怂恿下决定的。
“兵岂堪数动，朕固厌之矣，何况下人。”当金忠请发兵征讨阿鲁台，并愿身为先锋自效时，朱棣好像还有所顾虑，但他仍把金忠的意思告诉了群臣。
“忠言不可拒，逆贼不可纵，边患不可坐视，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决之。”
朱棣听到的是群臣一律支持北征的声音。
史籍中的这种记述显然令人质疑，这很可能是出自文臣粉饰之笔。就算不是如此，其源也当归于朱棣本人。当初他不顾大臣劝诫，执意亲征时，就已经没有人再敢于公开反对。人们都看得到，兵部尚书方宾自杀戮尸，户部尚书夏原吉仍在狱中，这也就是说，朱棣从未更改初衷。金忠当然是力主北征的，这个鞑靼王子在归附后受到皇帝厚待，希望能有机会有所表示。过去此人素称桀黠，但归附后却忠心耿耿，历官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官至三公之列。他的外甥把台至景泰中方卒，曾随明英宗朱祁镇北征，“土木之变”中被俘，也先使隶于赛罕王帐下，却不变初衷，常到英宗帐中恸哭，后竟从英宗还朝。
晚年的朱棣令人捉摸不透，出师前不久，他还曾病重几危，而当他率师离京时，却又已痼疾若失、精神焕发了。
三月初一，朱棣检阅了出征的将士，他在敕谕将士们时，重申了北征的原因，并且强调：“朕非好劳恶逸，盖志在于保民，有非得已。”一个月后，车驾发于北京，他命令内阁学士杨荣和金幼孜同行，张辅和柳升等人分领诸军，陈懋和金忠为先锋。
出征十四天后，大军到达赤城。这一天是朱棣的六十五岁生日，百官朝贺之请被他回绝：“今亲率将士问罪漠北，夙夜劳心军务，不遑自宁，尚以生日为庆耶？其止勿贺。”朱棣五征漠北，有四次生日是在军中度过的。这是他生前最后
一个生日，竟也在军中度过，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繁忙的皇帝。
四月二十五日，明军由独石堡出外长城北上，金忠部下指挥同知把里秃俘虏到鞑靼谍骑，得知阿鲁台已北渡答兰纳木儿河，躲避了明军的兵锋。朱棣认为阿鲁台逃得尚不甚远，命诸将速进追击。
朱棣到达开平那天，是一个阴冷的雨天，多日来连续行军，使他感到疲惫。
这时塞外还寒冷，士兵们衣服都被淋湿，冻得瑟瑟发抖。久经战阵的朱棣深知体恤士卒的重要，见此情景，开始对这次北征有些动摇了。晚上朦胧入睡时，他好像见到一位画中的天神，那神向朱棣说道：“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朱棣猛地惊醒过来，外面正敲三鼓。第二天，他把随征的阁臣杨荣、金幼孜召入行幄，说起梦中之事：“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他也似乎感到这是出于天意。
“陛下好生恶杀，上格于天。”杨荣等人趁机向他劝说，“此举固在除暴安民。
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朱棣似乎明白了杨荣等人这番委婉的劝谏。
“卿言合朕意。岂以一人有罪，罚及无辜？”他当即下令杨荣等人草敕，诏谕各部落人等，罪止阿鲁台一人，余皆无问。又命军士们收拾荒野中的遗骸，葬为丛冢，亲自撰写了祭文。
朱棣的天神之梦到底是真是假，人们无法详考。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即在某一特定时期，朱棣曾多次做过类似的梦，这些梦对下一步如何行动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个梦实际上是个台阶，就算遇不上敌人，朱棣也有了撤军的充分理由。
大军从开平出发，继续前进。一路上，朱棣与诸将讨论起用兵之道。“谓武有七德，禁暴诛乱为首。”他又一次告诫诸将，“自今凡有归降者，宜悉意抚安，无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向我师者，悉纵勿杀。”北征已经很难持续下去。明军到达应昌时，辎重粮车都被远远地丢在后面。朱棣借题发挥，说官渡之战中曹操能够打败袁绍，就是因为曹操先烧了袁绍的辎重粮草。不严加保护辎重，是用兵的“危道”。于是，又命将士回兵相迎。而此时作为先锋的陈懋、金忠所部却尚未知晓阿鲁台的踪迹。
朱棣在应昌宴请随征的文武群臣。内侍们唱起太祖高皇帝御制词五章，朱棣犹然一阵感慨：“此先帝垂谕创业守成之难，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先帝鸿业，兢兢焉惟恐失坠。虽今军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欢，不敢忘也。”这些话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朱棣的真实心态，自己才是太祖所创天下真正有能力的继承人，而且对先帝所创鸿业还要发扬光大。他现在戎马倥偬，远征在外，正是为了要光大先帝的鸿业。以后两天的行途中，朱棣也效仿朱元璋作词五章，讲的全是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的道理。到达威远川再宴群臣时，他命内侍唱起他这五章新作。这一次，朱棣喝得稍有醉意了。
经过艰难的征途，明军进抵答兰纳木儿河。但这里只有广阔无垠的茫茫荒野，看不到阿鲁台骑兵一丝踪影，以至于没有留下一点车辙、马蹄的迹象。看样子阿鲁台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
英国公张辅及成山侯王通分兵在河侧山谷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在方圆三百余里的山谷荒野上，没有发现阿鲁台的一人一骑。先锋陈懋与金忠进抵白邙山，依旧一无所获，粮尽而还。张辅等人表示愿意率骑深入北域：“假臣等一月粮，率骑深入，罪人必得。”朱棣没有立即同意，这次他要慎重考虑：“今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早寒，一旦有风雪之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说虏地早寒是正确的，但这是在六月，正值盛夏，天气转寒还早。去年北征，这时尚未出师。所以这算不上班师的原因。朱棣意识到，就算再深入，也很难有什么收获。这才是班师的真正原因。
明军前进到翠云屯时，朱棣召见了张辅等人，决定停止这次北征：“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且今孽虏所存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一粟于沧海，可必得耶？吾宁失有罪，诚不欲重劳将士，朕志定矣，其旋师。”回师的决定得到群臣的赞成。
永乐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明军由翠云屯分两路南归。朱棣率骑兵东行，武安侯郑亨领步卒西行，定期会于开平，然后全军返回京师。但是这一次朱棣却没能如愿以偿。
七月的也可的里速大草原上，浩浩荡荡的明军骑队缓缓前行。鲜明的仪仗，掩饰不住将士们的疲劳。朱棣也已经不能骑马，他坐在卫士簇拥的龙辇中，病情日益加重。
回师到达翠微冈，朱棣在御帐中休息时，支撑着病体，凭几而坐，向内侍海寿询问抵达京师的时日。
“八月中可到。”海寿如实回答。朱棣点点头，没有说话。对于熟悉行军计
程的朱棣来说，并不是不知道返京时日，而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坚持到抵达京师。
略为沉默后，朱棣对杨荣和金幼孜说道：“东宫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看来，朱棣这时已感到身体不适，话里隐约带有托付后事的意味。而他这毕生的努力，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呢？几天前，回师到清水源时，他见道旁的岩石高数十丈，曾命杨荣、金幼孜在石崖上刻石记事。他希望万世之后的人们，都能知道有这样一个皇帝，曾经多次亲征过此。两天前，他还曾下令严禁骑士行军践踏庄稼。他要保护那些安居耕种的农户，但这些民户却在大军到达之前不知逃往何处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棣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究竟想了些什么，没有记载。
但他很可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了后悔。如果自己不那样固执。如果当初听从夏原吉的劝谏，不来北征，是肯定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反对他出征的夏原吉当时还在狱中。朱棣环顾四周，终于叹息道：“夏原吉爱我。”阴沉的天空，孤雁南飞。归途中的朱棣病已甚笃，夜不能寐，兀自凝神，只见月隐星沉，天地一片昏暗。夜晚沉重的笳声分外悲凉，如游丝一般回荡在旷野中，又像秋雨卷着残叶的秋风，萦绕在朱棣的耳际心头……大军到达榆木川，朱棣的病情更加严重。此时的塞北已为深秋，随着瑟瑟秋风，片片树叶萧萧落地。乌云密布的天空下，秋山老树一片朦胧，北国大地上安静得连空气也似乎凝固了。朱棣在这处很多人不知道的荒野上度过了一生的最后时刻。他召见英国公张辅，留下了极其简短的遗诏：
传位皇太子，丧服礼仪，一遵太祖遗制。
七月十八日，六十五岁的朱棣，在冷月寒光中安静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使这次未捷的出师更增添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把朱棣当成一个残忍的暴君，人们传说：“皇帝与鞑靼相遇交兵，阿鲁台战死。”“忠勇王自请招安鞑靼，扈驾而行，不知去向。皇帝行在所雨冰如瓦，军人或折臂或碎头而死，马亦多折项而死，皇帝以此劳心而崩。”
朱棣的突然病故，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政局稳定。汉王朱高煦一直存有夺嫡之心。
而这时六师在外，朝中情况不清楚，皇帝病故的消息传出后，必定引起混乱。从征的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金幼孜和太监马云等人决定搜集军中锡器，制成锡棺，将朱棣的遗体秘密装殓起来，放在翠华宝盖龙舆中，每日照旧进膳行礼，严
格军令，不使人知。暗中派杨荣和少监海寿先行驰奔京师，秘报太子朱高炽，预防不测。
八月初二，杨荣、海寿赶回京师，急闯入宫，送上朱棣的遗诏。太子朱高炽连忙命太孙朱瞻基赴开平迎丧。他也因这一突变而感到惊慌失措，直到第二天才想到去找系狱的夏原吉，向这位一直蒙冤的老臣哭诉了噩耗。夏原吉闻讯后也哭倒在地，出狱后立刻与礼部大臣们共同安排了丧礼。
八月初七，朱瞻基赶到军中，明军已回师到达雕鹗谷，皇帝病故的消息这时才得以公布，军中开始发丧。灵柩经过八达岭居庸关时，文武百官和军民都赶去哭迎。
居庸关外，残阳如血，铺天盖地的明军将士灰沙满身，围着洁白的龙舆匍伏在地。悲恸的哭声，在莽莽山谷间回荡。挂着白色大帐的龙舆里面，躺着在马背上征战一生的朱棣。这是朱棣最后一次经过素称北门锁钥的雄关。他曾经多次踌躇满志地率师出关征战，又曾经过这里凯旋。这时在身着素服的军士仪仗护卫下，龙舆的锡棺中却是他的遗体。队伍默默地在北国崇山峻岭中前行，悲哀的气氛中体现着无限的壮烈。
十日，朱棣的遗体被停放在皇宫中的仁智殿内。
全国都已经开始哀悼仪式。依照当时的礼仪规定，哀悼将进行二十七日，这时严禁一切音乐、嫁娶、祭祀活动百日，各寺观响起钟声，他们要遵照规定各鸣三万杵。宫中皇室们将要斩衰三年。
九月十日，朱棣被尊谥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一百多年以后的嘉靖十七年（1538 年）九月，明世宗闹“大礼仪”，要尊本生父母，朱棣被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成祖。他终于被子孙们放到了与他父亲太祖朱元璋同等的地位上。
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十二月十九日，朱棣被埋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山的长陵中。
长陵是明十三陵中最为高大宠伟的陵墓。早在永乐五年（1407 年），礼部尚书根据朱棣的要求，找来风水先生廖均卿等人，经过仔细察看，选择昌平县东的黄土山为陵地。朱棣对选择陵地一事非常重视，亲自前往察看，感到这里气势不凡，手是决定作为朱明皇室的新陵地，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大规模修建长陵的工程是永乐七年（1409 年）五月开始的。工程主要包括地宫和陵园两部分。有关长陵地宫的情况，人们至今仍无从知晓，只有等日后考古挖掘以后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但人们今天可以看到定陵地宫的情况，所有身临其境者没有不为其工程浩大而感叹。葬在定陵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朱棣的后世子孙，他的陵寝决不会比朱棣的规模大，由此可以想象营造长陵所耗费的巨量钱财。
长陵的地宫修建四年后，徐皇后被埋葬于此，地面上的陵园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 年）才基本完工。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长陵陵园虽是经过后来多次重修而成，但也大体保持了最初的格局。陵园由陵门、恩门、畋恩殿、明楼和宝城组成，位列于南北纵轴线上。这组建筑群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之一，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工程的浩大宏伟。
在长陵中为朱棣殉葬的宫人有三十余人。就算最受宠爱的韩氏和在吕鱼惨案中幸免于难的崔氏亦在其列。殉死那天，要赏赐她们一顿酒宴，随后领入大堂。
此时大堂上已放置了许多小木床。只听得哭声震天，宫人们一个个被强迫站在木床上，将头伸进吊好的绳套中。站在一旁的宦官将床一撤，宫人们便升天了。韩氏死时，呼喊着自己的乳母说：“娘，我去了！娘，我去了！”喊声未绝，床已撤去。尽管殉葬者家属被称为朝天女户，受到抚恤，殉葬者也会得到好听的谥号，但这又怎能补偿她们被虐杀的生命！埋葬程序是极其繁杂的。在斋戒、祭告以后，入葬的当天宫中举行了启奠、祖奠等仪式。登极未久的新皇帝朱高炽站在朱棣的棺椁前，西向而立。皇太子朱瞻基和亲王们依次侍立。内侍奏请灵驾进发后，将棺椁抬出宫门。走在前面的仍然是朱棣生前旧御仪仗，后面是神亭、神帛舆、谥册宝舆、铭旌等。朱高炽送到午门后没有出宫，由太子朱瞻基和亲王们将灵柩送往长陵。在长陵又进行了安神礼、迁奠礼、赠礼，将棺椁放入地宫，册宝、明器等也都陈列到地宫中。
地宫的石门重重地关闭了。这标志着一代历史的终结。
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七月十八日，一代雄主明成祖朱棣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在北征回师的途中，明成祖忽然病死于榆木川。在明成祖在位的22 年零 1 个月中，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疑惑和思索。
明成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的确作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首先，他管理中国的边疆成效显著，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明成祖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和管理加速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他通过设立奴儿干都司，把黑龙江中下游大片土地正式纳入到了中国的版图之中。同时，又在奴儿干都司境内修通了 4 条道路，沿途设置驿站，有利于商旅往来。这四条通道南接辽东，直达北京，沟通了关内外的联系，可以说是在东北最早修建的国家级公路。通过疏通交通道路，内地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不停地运往东北，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土特产也能够运到内地，丰富了两地人民的生活，从而使东北和内地的经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有力地带动了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明成祖积极经营西北，设置了哈密卫，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羁縻统治，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大西北地区的统治。在整个明朝统治时间里，西北地区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过大的动荡，这与明成祖当年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在西南地区，明成祖成功地进行了改土归流，加强对西南土司的管理，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行政机构与内地相同，这对帮助贵州脱离落后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成祖封赠乌斯藏诸法王，修建西藏地区通往内地的通道，增强了西藏地区和内地的联系。此外，明成祖还积极经营南海诸岛，对“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进行了勘察和命名，对那里进一步开发和管理，其业绩将永载史册，统传千古。
其次，是放宽了海禁，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传播。在对外开放这一点上，明成祖比他的父皇朱元璋开明和有魄力。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低，思想相对保守和狭隘，称帝之后更是实行海禁政策，除了允许像朝鲜、占城等周边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来中国“朝贡”外，禁止与其他海外国家发生联系，更谈不上进行外交往来和国际贸易。而明成祖则显得胸怀广博。他虽然没有明令废业海禁，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大大地放宽政策了。他遣使四处传播大明王朝的威德，与亚非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友好往来，还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另外，明成祖恢复了被朱元璋废除的市舶司，一时恢复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并用政治手段暂时处理了倭寇危害中国沿海地区的问题。他还使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中国重归于好，外国来华的使臣络绎不绝。正是在永乐年间，有 4 个国家和
地区的国王 7 次来华访问，其中有 3 个国王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这种交往促进了亚非国家间人民的了解、友谊和互信，加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并对中国赢取空前良好的国际声誉作出了贡献。
第三，明成祖作出了构建和迁都北京的重大决定，这一决定直接改变了中国以后近 600 年的政治中心面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几千年来民族大融合趋势的推进，在北京建都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明成祖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毅然决定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并对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从而确定了北京今天的格局。自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各个时期中国政府首都的这一地位就再没有改变过，这充分证明了明成祖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和远见性。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以后的岁月中对中华民族起到了一种凝聚力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发展。
第四，明成祖下令疏通了大运河，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的联系和发展。大运河开凿于隋代，当时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差不多绕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弯，对北方经济的发展没有产生过大作用。到了元代，元朝政府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开凿，南北大体上裁弯取直，不再绕道洛阳。但是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并没有全线通航，所以整个元代，南北物资的运输主要还是以海运为主，漕运很少。到了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由于黄河决口，洪水南泄，造成大运河淤塞，几乎全部停航；明成祖命宋礼疏通会通河，同时顺带一并治理黄河。后来陈瑄又开凿了清江浦，京杭大运河这才真正全线贯通。此后，大运河就成为内地一条忙碌的水道，南方的粮饷通过大运河落绎不绝地输往北京，之后，危险的海运就慢慢退出了运输市场。随着运河的全线通航，在运河两岸逐渐兴起了一些像淮安、济宁、临清这样的新兴工商业城市，在全国的经济活动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条大运河，成为联系南北经济文化的枢纽。
第五，明成祖在保存中国文化方面也做出了惊人的贡献，那便是编纂了《永乐大典》。在学术文化方面，明成祖改变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做法，而采用了政府集中统一管理的政策。东厂是直属于皇帝的特务机构，由皇帝委派的宦官领导，成员也来自于内廷中的宦官。这些宦官专门刺探和猎杀天下臣民。用特务来刺探事情虽然早已有了，可是用宦官设立专门特务机构却自明成祖开始。东厂一旦设立，终明朝一代未被消除，成为明朝政治体制上的一个恶性肿瘤。明成祖果断刚
毅，乾纲独断，自操威柄，对宦官尚能驾驭，所以明成祖时期，东厂对社会的危害还不是很严重。然而，明成祖之后的皇帝们大多昏庸无能，于是宦官专权的祸害日益严重起来。自正统年间王振用事，宦官的气焰逐渐嚣张起来，最终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后来，成化年间又有大太监汪直，正德年间有刘瑾，天启年间有被呼为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弄得国无宁日，江山破碎。所有这些，都与明成祖开始重用宦官、设立东厂有直接的关联。
二是明成祖丢掉大宁，给北部边防造成了一个缺口，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担忧。当年宁王驻守大宁，明成祖挟持宁王南归后，收编了原属宁王管辖的朵颜三卫。这些剽悍的蒙古骑兵为明成祖夺得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成祖即位后，为了报答朵颜三卫，便将大宁一带交给他们防守。大宁地处北部边防线的中段，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使明朝的东西边境相互联系，一方有警，另一方随时可以援助。明成祖放弃大宁后，东西部的这种联系就被隔断，给后世在北边的防守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明朝后期，当女真（即满族）在辽东兴起后，经常由此缺口内犯，并终于取明朝而代之。放弃大宁虽不是王朝更替的主要原因，但至少要负一定的责任。后世的有识之士经常说放弃大宁是一大失误，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三是明成祖虽然放宽了海禁，但并没有废除海禁，使得后世皇帝在禁止与弛禁之间摇摆不定，既阻止了民间正常的对外贸易发展，引致走私贸易盛行；又容易滋生腐败，引发倭患。
从历史上看，实行海禁的创始人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机会毅然废除海禁政策的是明成祖，但可惜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局限性的表现。海禁政策是朱元璋定下的国策，是“祖制”，后世皇帝是不能变更的。当年明成祖靖难起兵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责备建文帝更改祖制，所以他夺取帝位后就得提倡敬天法祖，明明知道这种“祖制”不合时宜，但也不便于公开宣布废除，反而还得言不由衷地说上几句遵照祖制实行海禁的话。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所谓“祖制”对后世皇帝和想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的确是个巨大的阻碍，就连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想要改革，也得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进行。因此，虽然明成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放宽了海禁这一“祖制”，也进行了郑和下西洋那样的空前壮举，但明成祖毕竟没有废除海禁政策，后世的皇帝们没有明成祖那样的雄才伟略和气魄，还得把海禁当成祖制来遵守，因而严重限制了中外交流的健
康发展。
四是明成祖以一个藩王身份起兵夺位，为后世子孙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致使一些有野心的藩王总想着效仿明成祖，造成了明代中后期国内政治局面的动乱。
谷王曾经开金川门迎降，明成祖待他也很好，但是不久，他就打着为建文帝“申大义”的旗号，阴谋举兵叛乱，事发后被废为庶人。明成祖的次子朱高煦一直阴谋夺嫡，想代替太子朱高炽当皇帝。明成祖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不到一年也死了，于是仁宗的儿子、明成祖的孙子，宣宗朱瞻基即位当皇帝。朱高煦乘宣宗刚即位，地位不稳，就举兵发动叛变，想重走明成祖的老路，企图从他侄子手中夺取皇位，重演明成祖的故事。结果朱高煦小看了他这位侄子，很快就被宣宗打败，他本人也被俘。此前，朱高煦一直在陷害朱高炽父子，明宣宗为了替自己父亲报仇，为自己出气，命人将朱高煦放到一个铜缸里，然后反扣在地上，在铜缸四周堆上柴火焚烧，将朱高煦活活烧成了木炭，以示对谋反者的警告。景泰年间，广通王谋反，建号“天武”，并煽动湖广一带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很快被俘，但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却维持了数年。正德年间，安化王真播在宁夏叛变，被俘后处死。但最最危险的一次要数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了。当时明武宗不理朝政，整天和一帮内侍宦官在豹房玩乐，于是朱宸濠乘机起兵造反。当时朝中大臣有不少人都持观望态度。幸亏王守仁反应灵敏，很快攻取宁王的老巢南昌，断了宁王的退路，才最终将宁王朱宸濠俘获。像这类的藩王叛乱行动，在明朝还有很多，这些人都想效仿明成祖，只可惜他们没有明成祖的智慧才能，所以都失败了。但明成祖这个坏榜样对这些藩王的影响，显然是不可小觑的。
五是明成祖好大喜功，劳民伤财过甚。明成祖在他的统治地位刚刚安稳的时候，就开始派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远洋舰队出使西洋，后来又派 80 万大军征伐安南，结果明朝大军陷入安南游击战争的泥潭之中。此后，由于丘福北征蒙古的10 万大车全军覆没，明成祖又必须兴师动众，前后 5 次亲征漠北，招致军费开支浩大。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大型工程也相继开工。疏通大运河，营造和迁都北京，修建大报恩寺和武当山宫观，营建长陵，这些浩大的工程动辄需要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在明成祖在位的 22 年时间里，同时进行这么多大事，老百姓的负担之重由此可见。正因为如此，各地农民起义才此起彼伏，比如山东就爆发了著名
的唐赛儿起义。幸亏当时明成祖用人得当，国库充实，调度有方，才没有酿成太大的叛乱。
虽说明成祖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错误，但与他的巨大贡献相比，这些不是和错误还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从总体上看，明成祖朱棣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封建帝王。在明成祖当政的 22 年期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在继续不停向前发展，以此为基础，明朝的国力也渐渐达到了鼎盛。国家的统一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也得到了维护。正是因为明成祖的努力，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当我们全面衡量明成祖一生的功过是非的时候，不难得出结论，明成祖就算不能说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但至少也县一位杰出的帝王。
明成祖称帝后，持续了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就于九月“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西洋、苏门答刺、占城诸国。上（明成祖）谕礼部臣曰：“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你其谕之，使明知朕意。’”这里明确表明了明成祖对诸国的态度，不仅“广示无外”，而且来者不拒，不再像他的父皇那样对外国贡使多方限制了。这也是明成祖对他开明友好的睦邻政策的表白。
其实，当时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还是朝鲜。这次广泛出使，朝鲜不在其内，那是因为在此以前已遣人前往。明成祖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八月一日就“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当时辽东尚未归附，明成祖可能担心朝鲜仍忠于建文帝，所以最先遣使去朝，借以孤立在辽东的建文势力。
永乐元年（1403），国内的局势渐渐安定下来，这时出使的人数更多、规模也更大了。今仅就《明实录》所载，将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遣使情况简列于下：二月甲寅（七日），遣使以金印、诰命赐朝鲜国王李芳远。遣使赍诏谕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谛刺，并赐之驼纽镀金银印。遣主通政赵居任等使朝鲜。
四月辛酉（十五日），遣行人杨渤等赍敕往谕安南陪臣耆老等。
六月丁已（十一日），分遣给事中杨春等十二人为正副使，颁诏安南、暹罗诸国，仍赐其五彩币。
八月癸丑（八日），遣官往赐朝鲜、安南、占城、暹罗、琉球、真腊、爪哇、西洋、苏门答刺诸番国王绒线、织金、文绮、纱罗有差。行人吕让、丘智使安南；按察副使闻良辅、行人宁善使爪哇、西洋、苏门答刺；给事中王哲、行人成务使
暹罗；行人杨宾兴、王枢使占城、真腊；行人边信、刘元使琉球；翰林待诏王延龄、行人崔彬使朝鲜。
九月庚寅（十五日），遣中官马彬等使爪哇，复命（马）彬等赍诏谕西洋、苏门答刺诸番国王，并赐之文绮、纱罗。
九月己亥（二十四日），遣内官李兴等赍敕劳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谛刺，并赐王文绮被四十匹，及铜钱、麝香诸物，与共贡使偕行。
十月丁巳（十三日），遣内官尹庆等赍诏往谕满刺加、柯枝诸国。赐其国王罗销金帐幔及伞，并金织文绮、彩绢有差。
闰十一月古卯（二十四日），遣礼部郎中夏止善等赍诏往安南，封胡奎为安南国王。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明成祖频频遣使四出，而且范围很广。像柯枝和“西洋”，都在印度半岛的南端。“西洋”又称“西洋琐里”，号称西洋大国。
从整个永乐年间遣使的情况来看，除了最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以外，出使西域一带最著名的是陈诚和李达。出使西南诸国的主要是侯显，他数次出使尼八刺（今尼泊尔）、榜葛刺（今孟加拉国）和沼纳朴儿（今印度中部）。出使蒙古诸部的主要是宦官海童。等到郑和大规模出使时，足迹已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部。他们对促进中外友好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明成祖还下令放松海禁。所谓“海禁”，也就是近人所说的闭关，其主要特征是禁止私人之间的海外贸易，既不许中国海商私自出海，也不许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一切中外物品交换活动都必须通过“朝贡”和赏赍的方式进行，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朝贡贸易”。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创造。
以前，人们都把它简单地说成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明太祖实行海禁政策有着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担心“海疆不靖”。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曾是朱元璋的劲敌，他们活动在江浙沿海一带，方国珍还有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水师。
他们失败后，其部下大都逃亡到东南海上，继续与明王朝为敌。朱元璋害怕这些海上敌对势力和国内相勾结，以共同反对自己，所以他便断然地实行海禁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海禁也是朱元璋极端的专制主义思想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体现。
海禁，不但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而且连沿海人民下海捕鱼的活动也被禁止，甚至禁止国内人民使用“番货”，亦即外国物品。明廷还通过所谓“垛集”、“按籍抽兵”，征沿海船户为军。明廷还在沿海广筑城堡，严行稽查。即使外国来朝贡，明太祖也对来贡的时间、路线、人数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不许随意来贡。后来，朱元璋还干脆把负责接待外国贡使的市舶司也废除了。这样一来，中外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明成祖即位后，并没有大幅度地废除海禁，其原因是他指责建文帝“变乱祖制”，自己打的旗号是恢复祖制，所以对朱元璋制订的海禁政策他不敢轻易取消。
朱元璋在位期间，有关海禁的诏令每过一两年就要重申一次，还不时派军政大员到沿海巡视。明成祖则只在即位之初宣布过“遵洪武事例禁治”，以后则再也没有宣布过这类的诏令。恰恰相反，有关优待来使的诏谕却不断颁降。
明成祖放松海禁的一个直接措施就是重新设立市舶司。永乐元年（1403）八月，明成祖下令，“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永乐三年（1405）九月，“以诸番贡使益多”，明成祖遂命于三市舶司各设驿馆，以供贡使及其随行人员住宿。福建馆叫“来远”，浙江馆叫“安远”，广东馆叫“怀远”。由这三个驿馆的名称也可以看出，明成祖对诸国来华人员采取了欢迎和友好的态度。
明成祖对外国来华人员一概表示欢迎，并为外来人员提供很多方便条件，享受很高的礼遇。
从海路来华的贡使先至市舶司，由市舶司官员负责接待，安排住宿、饮食，然后由市舶司派人陪同贡使入京，沿途地方官员负责运送贡物。
中亚诸国由陆路来华，他们一般先到哈密卫，由哈密卫派人护送至京，其贡品也由地方官安排老百姓代为运送。来华贡使献上贡品，得到明成祖宽宏大度的赏赐，其价值都远远超过贡品的价值。
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厚往薄来”的政策。另外，贡使都附带着一些私物，允许他们在市舶司和京师会同馆进行交易，这都是大有利可图的事。因此，许多国外私商便冒充贡使来华。明廷对海外诸国的情况知之不详，来者不拒。仅仅为这些真假贡使运送贡物就成为沿途百姓很大的负担。
永乐时，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诸蕃食中国财帛，
且利市易，络绎道途。
可以看出，永乐年间贡使特别多，明廷对他们提供许多方便，持友好欢迎的态度。
明成祖对来华贡使都给以友好的接待，不管他们的国家是大是小、是强是弱，明成祖都要亲自接待，并给以丰厚的赏赐。除此之外，遇有重大喜庆节日，例如元旦、郊祭、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时，明成祖都邀请各国贡使参加宴会和庆祝活动。有时，明成祖还单独设宴款待外国贡使，借以了解国外情况。
贡使们在中国做了些违法的事，明成祖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永乐元年（1403）九月，日本遣使来华，先到达宁波。礼部尚书李至刚奏道，外国贡使不得携带兵器，更不能私下出售，应将日本贡使的刀枪之类“籍封送京师”。
明成祖答复道：“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货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给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又奏道：“刀槊之类，在民间不许私有，则亦无所鬻，惟当籍封送官。”明成祖又回答道，刀枪没地方卖，官府就出钱买下来，“勿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此要务也。”日本贡使违禁私带刀枪，明廷不仅没于“籍封”，反而由官府出钱买下。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明成祖反复重申，“岂当一切拘之禁令”，“勿拘法禁”，这显然是指海禁而言。以前，官员们都是以严遵禁令为尽职，这时明成祖不让臣下“拘之禁令”，这自然是对外来人员的优待。
外国贡使在中国出售私带货物，明成祖也给以免税优待。
明成祖还制订了对外国贡使的赏赐条例。贡使们代表他们的国王向中国朝贡，明成祖颁赏时也首先赏赐他们的国王和王妃。为使这种赏赐与“天朝上国”
的身份相符，这种赏赐自然都是十分优厚的。除国王和王妃外，对贡使成员都按级行赏。
逢重大节日或庆典，外国贡使都可以和明廷大臣一起受到赏赐。这类不时赏赐“事例不一，或出一时特恩，不可胜计”。明成祖对外国贡使的诸多优待，是他睦邻友好政策的一种体现。
明成祖即位之初，有一个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在中亚悄然崛起，这个国家曾一度给明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
十四世纪初，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东察哈台辖制着中国今新疆一带，西察哈台占据阿姆河和锡尔河一带，两部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一三七零年（洪武三年），帖木儿夺得西察哈台的统治权，成为西察哈台的君主。
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力图重新恢复蒙元大帝国的统治。
他积极向外扩张，不久即占领了旧察哈台全境。接着，他又征服了波斯、花刺子模等地。后来，他又攻入伊拉克、俄罗斯等地，并打败了钦察汗国，攻入印度，对德里大加焚掠。
他还攻入土耳其，俘获了土耳其的苏丹。帖木儿以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州首府）为首都，建立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
洪武前期，帖木儿向明廷“纳贡称臣”。后来随着势力的日盛壮大帖木儿变得肆无忌惮。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遣傅安出使撒马尔罕，竟被帖木儿扣留。帖木儿派人领着傅安到处周游，惜以夸耀他统治疆域的广大。也就在明成祖即位的建文四年（1402），帖木儿征服了土耳其，感到已无后顾之忧，遂决意对中国用兵。
明成祖即位后，曾造使往谕，并责备帖木儿数年不来朝贡之过。帖木儿声称，他要“亲来见大汗（明朝皇帝），使之称臣纳贡于帖木儿”。永乐二年（1404）冬季，帖木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统领数十万大军东来攻明。明成祖闻讯后，马上敕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备好精锐之伍，以歼来犯之敌。
撒马尔罕距中国内地路途可谓十分遥远，沿途到处是高山和沙漠，水草缺乏，供给特别困难。帖木儿军中战马死的很多，帖木儿本人也因染病死于途中。因此，这次对中国的远征成了泡影。明成祖对此事却一直耿耿于怀，永乐五年（1407），他再一次敕谕宋晟：“朝廷遣使为虏（指帖木儿）拘留未归，未知其意如何，”并要他遣人“往察彼处动静以闻”。实际上，帖木儿死了以后，这场战争的威胁也就解除了。
帖木儿死后，他死后便由其孙哈里继承了大汗位。哈里不想和明朝构兵，于永乐五年（1407）六月遣使虎歹达送傅安等回中国，顺便贡献方物，借以恢复和明王朝的和平邦交关系。明成祖对来使盛情款待，赏赉甚厚，并“遣指挥自阿儿忻台等往祭故王（帖木儿），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
傅安等人在异邦被扣十三年，“艰苦备尝，志节益励”，不畏威逼利诱，始终
拒绝投降，维护了大明帝国的尊严。使团原有一千五百人，只剩十七人生还国内，仅此一点也可看出，这次出使是何等的艰险。其情景与汉武帝时的张骞通西域很相类，但傅安却很少为人所知。
明成祖对傅安很赞赏，认为他不辱使命，对他厚加赏赐，并要他偕同来使再次出使撒马尔罕诸国。永乐十三年（1415），哈里遣使随中国著名的使节陈诚等入贡，辞归时，明成祖又命陈诚和中官鲁安偕同前往，赐其头目白银、彩币等物。
“其国复遣使随（陈）诚等入贡。（永乐）十八年复命（陈）诚及中官郭敬赍敕及彩币报之。”真可谓使节“不绝于道”。
值得一提的是，当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恢复以后，明成祖对当地诸部不是挑拨离间，分而治之，而是促使他们相互团结，帮助他们排解纠纷。其间帖木儿生前曾命其第四子沙哈鲁领有哈烈（今阿富汗西北部）。帖木儿死后，其孙哈里继承汗位，与他的叔叔沙哈鲁不谐，相互争战不休。
明成祖赐给沙哈鲁“彩币表里”。接着，白阿儿忻台又前往撒马尔罕，“敕谕哈里罢兵，亦赐彩币。”当时，双方因长年交战已弄得有困马乏，国库空虚，经明成祖劝谕，遂停止战争。这显示了明王朝对帖木儿帝国的友好态度。在这之后，哈烈和其它诸部不断遣使来贡。终明之世，明王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维系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明成祖遣使四出，次数多，规模大，范围广。其中，除了随郑和下西洋的几个人留有著述以外，就只有陈诚留有著述了。
在出使西域的使臣中，以陈诚的次数最多，行迹也最广。正像东南海路最出名的使节是郑和那样，在西北陆路最出名的使节就是陈诚了。
陈诚是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七年（1394）举进士，授行人，主负外交事宜。
洪武二十九年（1396）他即奉命出使“西域”，但未出今新疆境。第二年他又和吕让一起出使过安南。永乐年间，明成祖命陈诚三次出使中亚一带，功绩卓著。
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明成祖首次命他出使“西域”。陈诚于第二年春天出发，次年十一月回国，在西域诸国近两年时间。这次出使的正使是宦官李达，陈诚为副使。陈诚一行访问了撒马尔罕、哈烈、达失干（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等地。
每到一地，他们都首先交上玺书（相目当于现在的国书），接着献给当地国
王文绮、纱罗、布帛等物。陈诚一行回国时，撒马尔罕遣使随同来中国朝贡。永乐十四年（1416），撒马尔罕的使臣回国，明成祖命陈诚随行，也就是永乐年间陈诚的第二次出使。这次陈诚由副使升为正使，其副手是宦官鲁安。
陈诚一行到哈烈后，受到国王沙哈鲁和他儿子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陈诚除交上空书外，还交给沙哈鲁一幅绘画，上面画着一匹白马。沙哈鲁一眼就看出，画上的这匹马正是他献给明成祖的。沙哈鲁深受感动，遂遣使护送陈诚一行回国。
从此以后，哈烈和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赠画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对加深双方的信任和友好却收到了意外的效果。明成祖在位期间中外友好关系发展迅速，除了其它因素以外，和明成祖的外交艺术也是有关的。因为陈诚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陈诚被提升为广东布政使参议。
永乐十八年（1420），陈诚第三次奉明成祖之命出使西域，进一步促进了中亚各国同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这次出使回国后，陈诚升为都转运使。
明成祖即位之初，倭寇在沿海地区还不时骚扰，中日间没有任何官方往来。
元世祖忽必烈曾对日本大举发兵征讨，因遭暴风而全军覆没。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遣使赴日通好，日本国王遂遣使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关系遂得以恢复。朱元璋还以“祖训”的形式，将日本列为十五个不征国之一。
日本海盗自元代起就不断到中国沿海抢劫，明初亦然。中日邦交恢复后，日本不断将这些海盗送回中国，听中国惩治。中国称这些日本海盗为倭寇。有时，日本还将被倭寇掳掠的中国人送回。
但这种友好的关系并没维持多长时间。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朱元璋了解到，胡惟庸曾“欲藉日本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明太祖朱元璋曾一度想发兵讨伐日本，但鉴于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才未对日本用兵。
明成祖即位时，中日间断绝邦交已二十余年。其间，倭寇不断在中国沿海骚扰和抢劫。明成祖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明成祖于建文四年（1402）九月七日便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永乐元年（1403）九月，明成祖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杨洪偕同僧人道成一起出使日本。还没有出发，日本贡使已到宁波。明成祖听说很高兴，知道上年的出使已收到成效。
但是，在日本贡使附带的私物中有刀枪之类的兵器，违犯了中国的禁令。礼
部尚书李至刚奏请“籍封送京师”，明成祖为怀柔远人，改善与日关系，未予治罪，反而命官府出钱将这些刀枪买下。
日本贡使这次来华，中断了二十余年的中日邦交得到了恢复。从此以后，两国使节往来不断，关系日趋融洽。
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册立长子高炽为皇太子，日本特遣使臣来贺。明成祖借此机会谕其国王，要日本逮捕那些经常在海上作乱的海寇。日方很重视此事，认为倭寇的行为妨害了两国关系的发展，遂“发兵尽歼其众，系其魁二十人，以（永乐）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明成祖对日本这样做十分赞赏，特遣鸿胪寺少卿潘赐和中官王进一起出使日本，对日本国王大加赏赐。
永乐四年（1406）正月，明成祖又命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对其国王“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立其上”。
在明成祖在位二十余年间，只有日本、满刺加等少数几个国家享受到封山的待遇。日本国王对此十分感激，当年六月就遣使来谢，以后则频频来贡，并献上所捕获的倭寇。日本使臣请求得到徐皇后所编的《劝善》、《内训》二书，明成祖遂命各赐一百本。
永乐六年（1408）十二月，因日本国王源道义死，其子遣使来明廷告讣。明成祖“命中官周全往祭，赐谥‘恭献’，赙绢布各五百匹。复遣使赍诏封（源义）持嗣日本国王，赐锦绮纱罗六十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的关系已很密切。故王的谥号要由明成祖赐予，新王继位要由明成祖册封。这与其它朝贡国已完全一致。
随着中日官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扩大。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是绸缎、布帛、瓷器等，日本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漆器、硫磺、折扇、刀等物品。尤其是日本的漆器和折扇，工艺精细，深受中国人民喜爱。日本折扇又称聚头扇、蝙蝠底或撤扇，因从日本传来，故中国人又称之为“倭扇”。
当时，中国也开始仿制，折扇遂在中国流行开来。
这表明，正是永乐年间双方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后，日本的一些手工业品才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流行。
明成祖一方面加强中日间官方的友好往来，要日本国王对倭寇严加约束，另一方面则加强沿海防务，对来犯的倭寇严加剿捕。永乐年间，沿海各地对倭寇不
断有所斩获。其中，最大的一次胜利就是望海埚之战。
自永乐八年（1410）始，刘江即以左都督镇守辽东，除防御蒙元残余势力外，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备倭。
刘江在巡视各海岛时，来到金州卫（今辽东半岛南端）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上，看到这里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人。当地土人告诉他，洪武初年都督耿忠就曾在这里筑堡备倭。这里离金州约七十里，凡倭寇来掠，此处是必经之路。刘江在奏清明成祖后，便在这里用石头筑堡，置烽火台，严兵以待。
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一天，哨兵来报，谓东南方向夜里举火有光。刘江估计倭寇将至，遂增派马、步兵赴望海埚上防备。第二天，倭寇乘三十余艘海船赶来，停泊在马雄岛，登岸后朝望海埚奔来，共约二千余人，鱼贯而前。这支倭寇的头目相貌丑陋，挥兵率众，兵势颇锐。刘江泰然自若，略不为意，只秣马厉兵以待。刘江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命百户江隆率小队壮士绕至敌后，断其归路。刘江与他们约定，见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用命者军法从事。
不久，倭寇来到望海埚下，进入埋伏圈中。刘江披发举旗鸣炮，伏兵四起，继以两翼并进，从早晨一直鏖战到天黑，倭寇大败，死者狼藉。倭寇余众逃到樱桃园空堡中，刘江率军将此堡团团围住。明军将士人人奋勇，请求入堡剿杀。刘江不许，反而在西边网开一面，让倭寇从那里外逃，然后分两翼夹击，尽歼倭寇，“斩首千余级，生擒百三十人。”偶有少数走脱的倭寇，到海边准备上船逃跑时，又被等候在那里的江隆俘获。因此，这次倭寇的大规模来犯竟没有一人漏网。
明成祖听到胜利消息后，十分高兴，遂封刘江为广宁伯，子孙世袭。有功将士都得到不同的封赏。刘江原来冒用他父亲的名字，这时才恢复真名刘荣。
望海埚之战后，倭寇元气大伤，多年不敢到辽东骚扰。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小股倭寇虽不时有闻，但始终不见大批倭寇来犯。
永乐年间，各国贡使“络绎于道”，除了一般的使节和王子、王妃以外，还有四个国家的国王七次来华，这是历代封建王朝所不曾见过的。他们都受到明成祖的热情款待，其中有三个国王在中国逝世，这在中国早期的外交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
满刺加即马来亚，今属马来西亚，洪武和建文时一直未通中国。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遗尹庆出使满刺加，当时其地尚未称国，也没有国王，臣属于
暹罗。尹庆赐其酋长拜里迷苏刺织金文绮等，宣示明成祖威德和招徕之意。拜里迷苏利大喜，永乐三年（1405）遣使来中国，贡方物。
明成祖很高兴，遂封拜里迷苏刺为满刺加国王，并赐予诰印、彩币、袭衣等物。其使者表示，其王愿每年来贡，请求明成祖“封其山为一国之镇”。明成祖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亲制碑文勒于山上。从此以后，两国的关系甚是密切。
永乐七年（1409），郑和“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命满刺加国”。郑和还在满刺加建了一个像小城一样的官仓，一应钱粮都储存在这里，各分支船队都在这里取齐，等风顺时一起回国。满刺加王对明成祖十分感激，便决定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来中国朝贡。
满刺加这个使团有五百四十余人，这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满刺加王对这次出使的重视。明成祖给他的礼遇也很高，没到京以前就“遣官往劳”，来京朝见的当天就亲自设宴款待，而且赏赐很多。三天后，明成祖又在会同馆设宴款待满刺加王及王妃。九月一日，明成祖又于午门设宴，盛情款待满刺加王及各国使臣。
十五日，拜里迷苏刺辞归，明成祖又于奉天门设宴饯行。之后，明成祖又赐予他金银、绢帛和一应用物。
第二年，拜里达苏刺派他的侄子来中国，向明成祖致谢。从此以后，贡使往来不断。
永乐十二年（1414），拜里迷苏刺死，其子叫母干撒于的儿沙，亲自来向明成祖告讣。明成祖遂命他袭满刺加王，并赐予金币。永乐十七年（1419），新王率妻子、陪臣等人亲自来中国谢恩。永乐二十二年（1424），新王又死去，其子西里麻哈刺嗣位，又一次率妻子、陪臣来中国谢恩。
从这以后，满刺加王不时亲自来中国。至于一般的贡使，或一年一次，或隔年一次，一直不断。直到明中期葡萄牙人占领满刺加以后，这种朝贡活动才停止。
仅在永乐年间，祖孙三代国王都亲自来中国访问，这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
明成祖在位期间，苏禄王也来中国造访。苏禄，指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苏禄王的来访当与郑和的出使有关。当时苏禄有三个王：东王、西王和峒王。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三王一起率领一个三百四十余人的庞大使团来访。明成祖对苏禄三王的礼遇和赏赐与满刺加王相同，即同样优厚。
八日，明成祖正式册封三王同为苏禄国王，并赐予诰命、印章、冠服等物，
对随从人员也都给予了不同的赏赐。
八月二十七日，三王辞归，明成祖又赐予金银、玉带、文绮、绢帛诸物甚丰。
九月十三日，东王于德州病死。明成祖闻讣后十分悲伤，马上遣官往祭，命地方官为其营建坟墓，葬以王礼，赐谥号为“恭定”。
明成祖命其长子回国袭封，留王妃及东三次子和十名随从守墓，待三年丧满后回国，并令德州地方官每人每月支给粮食一石，布钞若干，另在德州找三户回民供役使，全免其差役。
明成祖还命为东王立碑勒铭，并亲自撰写了阵文。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在，地址在今德州市北门外，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王妃于永乐二十一年（1422）回国，共守墓六年。其次子和一些随从则长期在中国住了下来，一直都享受很多优待。现现在德州北门外的安、温二姓都是其后裔。
永乐十九年（1421），东王的叔叔来贡。献给明成祖一颗大珍珠，重七两多，得到明成祖的大量赏赐。永乐二十二年（1424）苏禄又来贡一次，以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就再也没有看到苏禄的贡使。这表明，只有在明成祖大力发展中外友好关系的时候，苏禄才和中国有了友好的交往。这种交往已成为中国和菲律宾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后世人不断到苏禄王墓凭吊，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浡泥王和古麻赖朗王来访。中国浡泥即今加里曼丹岛，北宋时即已通中国，洪武时曾遣使往谕，浡泥亦遣使来贡。明成祖即位后，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永乐五年（1407），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到了浡泥。
第二年八月，浡泥王麻那惹加那亲自来朝。他们一行先到了福建，地方官马上报告了明成祖，明成祖遂派中官杜兴前往迎接，并“宴劳之”。奉明成祖之命，凡浡泥王所经各地，地方官都要设宴款待。浡泥王到京献上方物。明成祖十分高兴，对浮泥王嘉劳再三，对王和王妃、随从都给予丰厚的赏赐。当天，明成祖亲自设宴于奉天门，款待浡泥国王，王妃及其随从另宴于旧三公府。
永乐六年（1408）十月一日，浡泥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很悲伤，为此“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赐以缯帛，太子和各亲王也都遣人往祭。明成祖特命工部为浡泥王备棺槨、明器，将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立碑勒铭，并于墓旁建祠，谥号“恭顺”。
浡泥王有一子，名字叫遐旺，刚四岁。明成祖命遐旺袭王爵，赐予冠服、玉
带等物，让他的叔叔尽心辅佐。明成祖还让找了三户人家充当坟户，专事守墓，免除其徭役。
明成祖还按照遐旺和他叔叔的请求，敕谕爪哇，不准再向浡泥每年征收四十斤片脑。在遐旺回国时，明成祖派中官张谦和行人周航护行，且按照浡泥旧王的请求，封浡泥后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并亲制碑文，让张谦勒于石上。
永乐十年（1412）九月，浡泥王遐旺和他的母亲一起来中国。明成祖命礼部官员先宴劳于会同馆，第二天，明成祖亲自于奉天门设宴款待，对遐旺的母亲另设有宴席。两天后，明成祖再次设宴，并赐给遐旺冠带、袭衣等物，对遐旺的母亲和叔父等人都各有赏赐。
第二年春天，遐旺一行回国，明成祖又赐给他黄金百两，白银五百两，钞三千锭，钱一千五百缗，另有锦绮纱罗诸物，十分丰厚。这不仅显示了明成祖的慷慨和大度，而且表现了对远方客人的友好情谊。
永乐年间，古麻刺朗国王也曾来中国访问。古麻刺朗也称作麻刺，今属菲律宾。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曾遣太监张谦出使该国，并赠送给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绒锦、紵丝、纱罗诸物。
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随张谦来朝，贡方物。明成祖命礼部以礼遇满刺加王的规格来接待。古麻刺王对明成祖说：“虽为国中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赐之。”明成祖答应了他的请求，便仍用旧三号对他进行了册封，并给予印诰、冠带、金织袭衣等，对王妃和陪臣都给予丰厚的赏赐。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间，古麻刺朗国王辞归，明成祖又赠予金银、铜钱、文绮、纱罗等物。他们一行四月间到达福建，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竟病死当地。明成祖闻知后很悲伤，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命地方官治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明成祖命其子刺苾嗣古麻刺朗王位，率众回国。
可以看出，仅永乐一朝就有四个国家的国王先后七次来访，并有三个国王死在中国，在中国安葬，其陵墓至今犹存，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这种情况是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从这一个侧面反映出，永乐年间的中外友好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明代时的越南分北、南两部分，北部称安南，也称交阯，南部称占城。自秦
汉至唐末，中国封建王朝一直在今越南北部设置郡县，如同内地。
唐朝末年，安南脱离中国独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以前，安南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
朱元璋即位伊始，遣使通好的国家只有安南和朝鲜。明成祖即位仅两月余，即遣使赴安南宣谕，使节自此往来不断。永乐四年（1406），因为安南王位继承问题，双方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战争。
明初时安南国王为陈氏。洪武末年，安南国相黎季犛擅权，擅自废立国王，但国王仍为陈氏。朱元璋也因为这个原因拒绝安南的朝贡，后来因“不欲劳师远征，乃纳之”。建文元年（1399），黎季犛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自己改姓名为胡一元，名其子黎苍为胡，自谓虞舜之后，立胡为安南国王，自己称太上皇，改国号为大虞。当时中国正值靖难之役，无暇远征，因此黎氏篡位得以成功。
明成祖即位后遣使往谕。永乐元年（1403）四月，胡遣使来贡，并对明成祖即位表示祝贺，自署“权理安南国事”，未敢称王。贡使向明成祖奏道，前安南王陈日煃早死，其宗族无人，自己是他的外孙，“为众所推，权理国事，主其祠祭，于今四年。徼蒙圣德，境内粗安。然名分未正，难以率下，拜表陈词无所称谓。伏望天恩锡臣封爵，使废国更兴，荒夷有统，臣奉命效贡，有死无二。”明成祖对是否封胡为安南国王一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命礼都细议。礼部诸臣怀疑其中有诈，便决定遣官察访。明成祖命行人杨渤赍敕赴安南，查询事情原委。
没过多久，杨渤和胡派的使臣一起来朝，并献上安南陪臣父老所献的表文，情况与胡的使节所说的完全符合，并恳切要求封胡为安南国王。明成祖见此情况，遂命礼部郎中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为安南国王。
永乐二年（1404）八月，原安南国王陈日煃旧臣裴伯耆逃来中国，向明成祖陈说黎氏篡位的真实情况。明成祖听了颇受感动，命有司供给裴伯耆衣食。几天后，老挝军民宣慰使将陈日煃的弟弟陈天平送来京师，恳请明成祖“迅发六师，用章天讨”。至此真相大白，明成祖十分感动，命礼部官员好生招待陈天平。
永乐三年（1405）岁未，安南国王胡立迫使来贺，明成祖让陈天平突然出来见他们。这些安南使臣一见到陈天平，“皆愕下拜，有泣者”。裴伯耆也在场，向安南使臣责以君臣大义，他们都“隍恐不能答”。明成祖见此情形，更加确信无疑，对胡父子的悖逆行为十分愤怒。
明成祖于是命御史李琦等人前往安南，责胡篡逆之罪，并要胡说出实情。胡立即遣使来向明成祖谢罪，承认陈天平是陈氏宗族，不知道他尚在人世。对屠戮陈氏宗族一事则知否认，表示愿迎接陈天平回安南即王位，“以君事之”。
明成祖看言辞诚恳，为其感动便答应了胡的请求，并派聂聪去安南，敕谕胡，如真能迎接陈天平回安南即王位，就封胡为上公。胡遂派人随聂聪来中国，请迎陈天平回安南。明成祖对胡的诚意本来有些怀疑，但聂聪极言胡的话可信，明成祖遂命陈天平回国。为了稳妥起见，明成祖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率兵五千前往护送。
永乐四年（1406）正月间，陈天平辞别明成祖回国，明成祖赠以绮罗、纱衣各二袭，钞一万贯，并命广西参政王麟陪送。明成祖还封胡为顺化郡公，其所属州县的赋税尽归他享用。三月间，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入安南境，胡派陪臣黄晦卿等人以牛酒犒师，见陈天平皆迪拜，只是不见胡前来。黄中问及此事，黄晦卿诡言胡“有微疾”，不能远出，将在前边迎接。
黄中派人到前边侦察，亦未发现什么异常，便信以为真，继续前行。过了鸡陵关，将到芹站时，山路险峻，林木茂密，又遇上大雨，兵士艰难前行。突然伏兵大起，鼓噪之声回荡山谷，久久不绝，安南兵士约十余万，将陈天平邀劫而去。
黄中仓促整军迎击，安南兵已将桥梁毁掉，无法前进。黄中无奈，只得引兵回国。
明成祖听说陈天平被邀杀，火冒三丈，遂决心对安定大举用兵。
明成祖决计对安南大举用兵，主要原因是安南王位继承问题。在现今看来，明成祖发动的这场战争无疑带有侵略的性质，但在当时，却是为了行使宗主国的权力，所兴的是“仁义之师”，就连安南王胡也自感理屈。除了这个直接原因之外，造成这场战争的还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安南数次侵犯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洪武中期，安南即数次侵犯思明府（今广西宁明），朱元璋为此曾拒绝安南朝贡。
第二，安南数次侵犯邻国，这些国家常来中国控说安南横暴，这也是促成这次用兵的原因之一。
七月四日，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已在云南的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帅丰城侯李彬等十八将军，兵八十万，分道进讨。”明成祖在给朱能等人的敕谕中，再次说到黎氏父子“篡夺其位”的罪恶。这是讨伐
安南的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为此出兵八十万，劳师远征，这是很耐人深思的。对这次出兵，有不少大臣表示反对，但明成祖不为所动。明成祖一再斥责黎氏父子的这种“篡逆”行为，对此表现得深恶痛绝。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有着心理上的原因，即：明成祖一再斥责黎氏父子“篡逆”，正表明自己夺取皇位不属于“篡逆”。理直气壮地讨伐安南，似乎有利于洗刷一些建文旧臣加在自己头上的“篡逆”的恶名。
明成祖在敕谕中一再申明自己是正义之师，要朱能等前往拯救，黎氏父子一定要抓获，对胁从者和无辜之人务从宽大。明成祖还要朱能等“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恣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戮降附者，有一于此，虽有功不宥”。
在战略战术上，明成祖对朱能等也进行了谆谆告诫：“毋冒险肆行，毋贪利轻进。其爱恤士卒，坚利甲兵，本之以敬慎，载之以智勇。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从敕谕中可以看出，明成祖起初并没有把安南纳为中国郡县的意思。
这是明成祖即位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用兵，所以明成祖分外重视，对各方面都进行了十分周密的安排。沐晟是这次远征的左副将军，地位仅次于朱能。沐晟是朱元璋的养子沐英的次子，世守云南。朱能由广西进兵，而沐晟则由云南进兵，实际上是独挡一面。在战略战术上应注意的一些事，明成祖对朱能等也尽可能地进行了告诫。明成祖说，两军分道由广西和云南进兵，“须两军合势，和以辑事”，如敌人乘两军未合，用计阻止，或集中力量对付某一军，诱以小利，“官军恃勇而贪，此危道也”。
还要防备敌人伪装纳款，而别行好谋；或“据险设伏，伺我不虞”；或趁官军饥渴，在饮食中放置毒药，等等。敌人的诡计“千状万端，不可不慎”。明成祖还反复告诫，不可仿效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而要“相机而动，择利而行”，自己则不予牵制。
明成祖对行军纪律也作了周密的安排。官军经过之处，应该秋毫无犯。入安南后，应该区分善恶，决不可玉石俱焚，如“妄戮一人，虽建奇功不得赎罪”。
攻下郡邑后，其文书图籍不要毁掉，而要妥善保存。
明成祖对一些细节也考虑得十分周到。在出师前明成祖对朱能等说，虽说安南天气热，但夜里很凉，如缺少盖的就容易生病。更何况到冬天时安南也冷，有
的人家还升火取暖。因此军中都要带棉衣。另外，蛮俗好下毒药，所以要提防敌人投毒，官军要凿井而饮，自己做饭吃。
明成祖猜想，明军由北边进攻，安南敌军将会向占城撤退。因此，在朱能率军出师的同时，明、成祖还敕谕广东都指挥司，选精兵六百人，由能干的千户官二员率领，由海道前往占城，和占城的兵马汇合一处，共同截住安南敌人的退路。
八月间，占城遣使来贡，“且言安南黎贼数侵掠其境土、人民，请兵讨之”。
明成祖遂遣中官马彬前往占城，敕谕占城国王：“尔宜严兵境上，防遏要冲。其安南人先居占城者不问，自今有逃至者，皆勿容隐。但得黎贼父子及其党恶，即械进京师，厚加赏赉。”七月十六日，朱能等率师起行，车驾在临祭大江诸神之后，犒劳军士。明成祖亲至江边送行。当日天气晴朗，顺风扬帆，军势雄壮。明成祖见此情景，心里十分高兴。一切又是安排得那么周详，他自信这次出兵一定能获得大胜利。
十月间，朱能率兵至龙州（今属广西，靠近中越边境），突然间染疾而死。
右副将军张辅遂代将其军，并遣入奏报明成祖。张辅也是个精明强干的将领。他率军刚进入安南境，就传檄各地，列举黎氏父子二十条大罪状，并向安南人民表达了立陈氏之后为安南王的宗旨。黎氏父子进行拼死的抵抗，力图打持久战。明军远出，利在速决。
张辅激励士气，连战皆捷。永乐五年（1407）正月，明军大败安南兵于木丸江，遂宣诏访求陈氏子孙。这时，有一千多安南耆老到张辅军门，说道：“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张辅马上遣人将此情况报告了明成祖。
五月间，张辅擒获了黎季犛及伪太子，安南之事得以圆满解决。捷报传到京师，群臣致贺道：“黎贼父子违天逆命，今悉就擒，皆由圣德合天、神、人助顺。”
明成祖对这次用兵的胜利自然是满心高兴，但面对群臣的恭贺，他并没有昏昏然，而是谦虚地说：“此诚天地、宗社之灵，将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因陈氏已无子孙可立，群臣请开设郡县，明成祖遂降诏施行。
六月一日，明成祖正式颁降“平安南诏”，改安南为交阯，设布政司，如同内地，命工部尚书黄福掌布政、按察二司事，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安南自唐末独立以来，至此约四百年，这时又复入中国版图。
永乐六年（1408）六月，张辅率凯旋还京。明成祖亲自赐宴奉天殿，在高兴之余，作赋为《平安南歌》。进封张辅为英国公，岁禄三千石，给予世券。张辅从率兵进入安南算起，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将安南平定。此后他又在那里驻守了一年。但他回京不久，安南便又发生了叛乱。
安南纳入中国版图后，掌当地布政司事的黄福奏言，当地初附，赋税征敛各地轻重不一，请求制订一个统一的章程。明成祖要他在安南为政务从宽简，不可重赋征敛，重赋是驱民造反之途。因此，明成祖命户部官议定当地赋税时，“务从轻省”。尽管如此，张辅回京才一个多月，明成祖就接到了陈氏旧臣简定发动叛乱的报告。
在张辅讨伐安南时，简定本来已投降。将他遣送京师的途中，趁遣送人员疏忽，他秘密逃去，聚众为乱。在张辅还未离开安南时，他只在暗中活动，未敢公开反叛。张辅于六月回京师，他八月间就举兵反叛。他潜称三号，纪元“兴庆”。
造兵器，招徒党，四出攻掠，其势日盛。留守安南的明军极力镇压，但屡出无功。
明成祖闻报后，以安南初入版图，人心未稳，如不及时将反叛扑灭，以后越发难制。于是，明成祖命沐晟为征夷将军，由云南出兵征讨，并命兵部尚书刘前往赞助军事。
与此同时，明成祖还遣使赴安南，敕谕简定，告诫他行事须顺天道，极力对他招抚。只要罢兵，反叛的罪过也可以不予追究。
简定哪里肯明成祖的这种劝告，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年十二月，沐晟率明军与简定大战于生厥江，遭到惨败。都督佥事吕毅、兵部尚书刘、布政司参政刘昱都死于这场战争。吕毅是靖难功臣，屡立奇功，平安南后，明成祖让他掌当地都指挥使司事。
在这次大战中，吕毅因为陷入敌人的埋伏而战死沙场。刘在张辅征安南时就任赞军务，多有裨益。这次做为沐晟赞军务，陷入敌围，自杀而死。刘昱看突围无望，也和刘一起自杀。
永乐七年（1409）正月，沐晟奏报出师败绩，请增派大军征讨。御史李庆上疏弹劾沐晟，说他不能奋勇制胜，丧师辱国，“法当治罪”。明成祖念沐晟世守云南有功，未予治罪，遂命张辅为总兵官，以王友为副总兵，再次率军往征安南，与沐晟等人协力行事。
明成祖还一再叮嘱张辅，听说简定虚张声势，说有大象五万头，明军无法与大象对阵。这是前线将领缺少智谋。使敌人超轻视之心的结果。简定未必有五万头大象，即使有，也并不可怕，只要多用智谋，一样能将其攻破。
张辅进入安南时，简定早已自称“越上皇”，还立陈季扩为王，已经拥有了很强大的势力。张辅果然不负明成祖的期望，长驱直入，捷报频传。大约半年时间，简定的主力基本上被击溃。
永乐七年（1409）十月，陈季扩遣人致书张辅，自称自己是前王的孙子，请给予封爵。张辅则回答说：“陈氏子孙往者为黎贼所戮，尝遍求国中，无有存者。
今奉命讨贼，不知其他。”张辅杀掉来人，继续追剿简定余众。到这年年底，张辅将简定俘获，遣人械送京师。永乐八年（1410）初，张辅继续追剿余党，斩敌甚众，但始终未能俘获陈季扩。
这时，因大将军丘福征蒙古全军覆没，明成祖决定亲自率兵征讨，要张辅马上回京之机，随他北征。张辅上疏奏称，如将原调官军全部调回，就会使剿敌之事功败垂成。因此，他建议留下一些随自己来征的将士，交沐晟指挥，以继续剿灭余寇。明成祖答应了张辅的请求，以沐晟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以彻底平息叛乱。
陈季扩趁张辅回京，遂大举攻掠。许多安南人不愿受中国约束，再加上驻安南的一些明廷官吏骚扰百姓，所以很多人便依附陈季扩。沐晟极力镇压，但总不见效，叛乱的规模反而越来越大。
永乐九年（1410）正月，张辅随明成祖北征回京才一个月，明成祖又命他佩征虏将军印，充总兵官，第三次赴安南平叛。
这时，陈季扩己遣人上表请降。明成祖也想借此平息叛乱，遂封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但这样做并未能使叛乱平息，所以命张辅第三次前往。
明成祖对陈季扩所实行的是恩威并施的战略。为了瓦解敌众，明成祖还特地诏谕安南各地，凡停止暴乱者免罚、免税。
但这些措施都没收到明显的效果，叛乱仍然在扩大。张辅到安南后，整饬军纪，全力进击，一连取得了几个大胜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十一年（1413）冬天，陈季扩果然用象军与战，用成千上万的大象在前边冲锋，气势汹汹。张辅命士兵用箭射，先射象奴，再射象的鼻子，致使这些大象纷纷往回跑，反而把叛
军踩死很多。明军取得这次大胜利后，乘胜前进，第二年便俘获了陈季扩及其儿子。安南遂大体平定。
张辅于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班师回京，明成祖四月间就又命他为征夷将军，往安南镇守。第二年，明成祖又将张辅召回，用李彬代为镇守。
因安南自唐末独立以来已四百余年，这时又被明军征服，所以对明廷的统治有一种强烈的敌对情绪。虽经张辅屡次征讨，但祸根未除。对此，掌安南布政、按察二司事的黄福心里很清楚。
张辅的军队刚撤走，安南接着便爆发了以黎利为首的大规模反明斗争。黎利原来是陈季扩的金吾将军，后来才投降明军，命他任巡检官。这时宦官马骐赴安南采办，大索安南境内的珍宝，人情骚动。黎利乘机鼓动反明，于是举兵反叛。
虽说李彬东征西讨，“日不暇给”，但叛乱却此起彼伏，规模越来越大。
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看安南这么长时间还未平定，便命荣昌伯陈智为左参将，赴安南助李彬平叛。与此同时，明成祖降敕责备李彬说，黎利等人至今仍没有擒获，“兵何时得息？民何时得安？宜广为方略，速奏荡平。”李彬见明成祖不满降敕责备，心里害怕极了，遂全力追剿。虽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但黎利始终未被俘获。在李彬的追剿下，黎利逃到老挝。明成祖闻报后，向老挝的使臣责问藏匿黎利之过，老挝遂将黎利驱逐出境。但黎利仍反明不止，明军虽百般剿捕，但都未能奏效。
虽说明成祖发大兵征安南在军事上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对安南的治理却谈不上成功，他也一直没有把安南的反叛平息。
宣德二年（1427），黎利谎称找到了陈氏的后人陈悬，明宣宗明知道这其中有诈，但想借此息兵，遂弃安南，将明军悉数撤回。后来，黎利的儿子还正式当了安南国王，并得到了明廷的册封。自此，两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友好关系。
明成祖即位之初，在中亚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帖木儿帝国，一度给明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
14 世纪初，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东察哈台控制我国今新疆一带，西察哈台占据阿姆河和锡尔河一带，相互间不断发生战争。1370年（洪武三年），跛足的帖木儿夺得西察哈台的统治权，成为西察哈台的君主。
他以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自居，力图重新恢复蒙元大帝国的统治。他积极向外扩张，
不久即占领了旧察哈台全境。接着，他又征服了波斯、花刺子模等地。后来，他又攻入伊拉克、俄罗斯等地，并打败了钦察汗国，攻入印度，对德里大加焚掠。
他还攻入土耳其，俘获了土耳其的苏丹。帖木儿以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州首府）为首都，建立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
洪武前期，帖木儿向明廷“纳贡称臣”。随着扩张战争的节节胜利，帖木儿渐渐骄横起来。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遣傅安出使撤马尔罕，竟被帖木儿扣留。帖木儿派人领着傅安到处周游，借以夸耀他统治疆域的广大。也就在明成祖即位的建文四年（1402），帖木儿征服了土耳其，感到已无后顾之忧，遂决意对中国用兵。
明成祖即位后，曾遣使往谕，并责备帖木儿数年不来朝贡之过。帖木儿声称，他要“亲来见大汗（明朝皇帝），使之称臣纳贡于帖木儿”。永乐二年（1404）冬季，帖木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统领数十万大军东来攻明。明成祖闻讯后，马上敕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回回例兀言，撒马尔罕回回与别失八里沙迷查干王，假道率兵东向。彼未必敢肆志如此，然边备常不可怠……宜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
撒马尔罕距中国内地路途遥远，到处是高山和沙漠，水草缺乏，供给困难。
帖木儿军中战马死的很多，帖木儿本人也病死途中。因此，这次对中国的远征也只好作罢。明成祖对此事却一直放心不下，永乐五年（1407），他再一次敕谕宋晟：“朝廷遣使为虏（指帖木儿）拘留未归，未知其意如何，”并要他遣人“往察彼处动静以闻”。实际上，帖木儿死了以后，这场战争的威胁也就解除了。
帖木儿因长子早死，他死后便由其孙哈里继承了大汗位。哈里不想和明朝构兵，便于永乐五年（1407）六月遣使虎歹达送傅安等回中国，顺便贡献方物，借以恢复和明王朝的和平邦交关系。明成祖对来使盛情款待，赏赉甚厚，并“遣指挥自阿儿忻台等往祭故王（帖木儿），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明成祖这样做显然是很合乎邦交礼仪的。
傅安等人自洪武二十八年（1395）出使撒马尔罕，于永乐五年（1407）才回到中国，被扣 13 年（1395-1407）。傅安在异国他乡“艰苦备尝，志节益励”，不畏威逼利诱，始终拒绝投降，维护了大明帝国的尊严。傅安出使时“方壮龄，比归，须眉尽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监刘惟俱物故。官军千五百人，生而还者十有
七人而已”。使团原有 1500 人，只剩 17 人生还国内，仅此一点也可看出，这次出使是何等的艰险。其情景与汉武帝时的张骞通西域很相类，但傅安却很少为人所知。他这种热爱祖国的气节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明成祖对傅安很赞赏，认为他不辱使命，对他厚加赏赐，并要他偕同来使再次出使撒马尔罕诸国。永乐七年（1409），哈里遣使随傅安入贡，“自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永乐十三年（1415），哈里遣使随中国著名的使节陈诚等入贡，辞归时，明成祖又命陈诚和中官鲁安偕同前往，赐其头目白银、彩币等物。“共国复遣使随（陈）诚等入贡。（永乐）十八年复命（陈）诚及中官郭敬赍敕及彩币报之。”真可谓使节“不绝于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恢复以后，明成祖对当地诸部不是挑拨离间，分而治之，而是促使他们相互团结，帮助他们排解纠纷。
帖木儿生前曾命其第四子沙哈鲁领有哈烈（今阿富汗西北部）。帖木儿死后，其孙哈里继承汗位，与他的叔叔沙哈鲁不谐，相互争战不休。明成祖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赍敕往谕沙哈鲁：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驭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尔。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朕甚嘉之。
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侧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
明成祖还赐给沙哈鲁“彩币表里”。接着，自阿儿忻台又前往撒马尔罕，“敕谕哈里罢兵，亦赐彩币。”当时，双方因长年交战而筋疲力尽，经明成祖劝谕，遂停止战争。这显示了明王朝对帖木儿帝国的友好态度。从此以后，哈烈和其他诸部不断遣使来贡。终明之世，明王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维系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明成祖遣使四出，次数多，规模大，范围广。其中，除了随郑和下西洋的几个人留有著述以外，就只有陈诚留有著述了。
当时，在出使西域的使臣中，以陈诚的次数最多，行迹也最广。正像东南海路最出名的使节是郑和那样，在西北陆路最出名的使节就是陈诚了。
陈诚是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七年（1394）举进士，授行人，犹如现在所说的外交官。洪武二十九年（1396）他即奉命出使“西域”，但未出今新疆境。第二年他又和吕让一起出使过安南。永乐年间，明成祖命陈诚三次出使中亚一带，
功绩卓著。
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明成祖首次命他出使“西域”。陈诚于第二年春天出发，次年十一月回国，在西域诸国近两年时间。这次出使的正使是宦官李达，陈诚为副使。陈诚一行访问了撒马尔罕、哈烈、达失干（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等地。每到一地，他们都首先交上玺书（相当于现在的国书），接着献给当地国王文绮、纱罗、布帛等物。陈诚一行回国时，撒马尔罕遣使随同来中国朝贡。永乐十四年（1416），撒马尔罕的使臣回国，明成祖命陈诚随行，也就是永乐年间陈诚的第二次出使。这次陈诚由副使升为正使，其副手是宦官鲁安。
陈诚一行到哈烈后，受到国王沙哈鲁和他儿子的盛情款待。陈诚除交上玺书外，还交给沙哈鲁一幅绘画，上面画着一匹白马。沙哈鲁一眼就看出，画上的这匹马正是他献给明成祖的。沙哈鲁深受感动，遂遣使护送陈诚一行回国。从此以后，哈烈和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赠画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对加深双方的信任和友好却收到了意外的效果。明成祖在位期间中外友好关系发展迅速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和明成祖的外交艺术也是有关的。因为陈诚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陈诚被提升为广东布政使参议。永乐十（1420），陈诚第三次奉明成祖之命出使西域，进一步促进了中亚各国同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这次出使回国后，陈诚升为都转运使。
陈诚在第一次出使时，将行程和所见所闻笔之于书，成《使西域记》一卷。
回国后，他将此书献给明成祖，实际上就是他和李达的这次出使报告。这件事在《明实录》中有详细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十月记：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等使西域还。西域诸国哈烈、撒马尔罕……等处各遣使，贡文豹、西马、方物。（陈）诚上《使西域记》，所历凡十七国，山川、风俗，物产悉备焉。
此书是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所历凡十七国”，其中除了撒马尔罕、哈烈、达失干等以外，其余大都在我国今新疆境内，有些地名至今难以详考。
在明一代的中日关系一直不谐，只是在永乐年间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明成祖一即位就遣使赴日通好，恢复了两国正常的邦交关系。对那些来中国沿海劫掠的倭寇，明成祖则严加剿捕，使自元末以来的倭寇之患得以暂时平息。
明成祖即位之初，除了沿海不时有倭寇的警报以外，中日间没有任何官方往来。
元世祖忽必烈曾对日本大举征讨，因遭暴风而全军覆没，故终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遣使赴日通好，日本国王遂遣使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关系遂得以恢复。朱元璋还以“祖训”的形式，将日本列为 15 个不征国之一。
日本海盗自元代起就不断到中国沿海抢劫，明初亦然。中日邦交恢复后，日本不断将这些海盗送回中国，听中国惩治。中国称这些日本海盗为倭寇。有时，日本还将被倭寇掳掠的中国人送回。例如，洪武四年（1371）日本使臣第一次来华时，就“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
但这种友好的关系没维持多久。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朱元璋了解到，胡惟庸曾“欲藉日本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明太祖朱元璋曾一度想发兵讨伐日本，但鉴于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才未对日本用兵。
明成祖即位时，中日间断绝邦交已 20 余年。其间，倭寇不断在中国沿海骚扰和抢劫。明成祖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明成祖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七日即位，九月七日便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永乐元年（1403）九月，明成祖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杨洪偕同僧人道成一起出使日本。还没有出发，日本贡使已到宁波。明成祖听说很高兴，知道上年的出使已收到成效。但是，在日本贡使附带的私物中有刀枪之类的兵器，违犯了中国的禁令。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请“籍封送京师”，明成祖为怀柔远人，改善与日关系，未予治罪，反而命官府出钱将这些刀枪买下。日本贡使于十月到京，献上日本王源道义的“表及方物。帝（明成祖）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赍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日本贡使这次来华，标志着中断了 20 余年的中日邦交得到了恢复。从此以后，两国使节往来不断，关系日益密切。
永乐二年（1404），因明成祖册立长子高炽为皇太子，日本特遣使臣来贺。
当时，日本海寇在中国沿海经常抢劫财物，掳掠人口，明成祖借此机会谕其国王，要日本逮捕这些海寇。日本感到倭寇的行为妨害了两国关系的发展，遂“发兵尽歼其众，系其魁二十人，以（永乐）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明成祖对日本这样做十分赞赏，特遣鸿胪寺少卿潘赐和中官王进一起出使日本，对日本国王大加赏赐。对日本献来的这 20 个倭寇头目，明成祖却交还给日本使臣，让他们
自行处治。日本使臣回到宁波，将这 20 个倭寇头目置于大缸中，“熏杀之”。嘉靖年间胡宗宪在东南沿海负责剿倭，他还见到过这次“烝杀”倭寇头目的旧址。
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记道：“今铜甑犹存，炉灶遗址在芦头堰。”为这件事，明成祖特别颁诏，许日本 10 年一贡，人只 200，船只两艘，不得带兵器，违者以寇论。为了方便日本来贡，特赏赐给日本船只两艘，专为入贡用。
永乐四年（1406）正月，明成祖又命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对其国王“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立其上”《万历野获编》中录有这篇碑文的原文：日本有国钷海东，舟航密迩华夏通。
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绮绣考鼓钟。食有鼎俎居有宫，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万年景运当时雍。皇考在天灵感通，监观海字罔不恭。尔源道义能迪功，远岛微寇敢鞠凶。鼠窃蝇嘬潜其踪，尔奉朕命搜捕穷。如雷如电飞蒙冲，绝港余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横复纵，什什伍伍擒奸凶。荷校屈肘卫以从，献俘来庭口喁喁。彤庭左右夸精忠，顾咨太史畴勋庸。有国镇山宜锡封，惟尔善与山增崇。宠以铭诗贞石盘，万世照耀扶桑红。
在明成祖在位 20 余年间，只有日本、满刺加等少数几个国家享受到封山的待遇。日本国王对此十分感激，当年六月就遣使来谢，以后则频频来贡，并献上所捕获的倭寇。日本使臣请求得到徐皇后所编的《劝善》、《内训》二书，明成祖遂命各赐 100 本。
永乐六年（1408）十二月，因日本国王源道义死，其子遣使来明廷告讣。明成祖“命中官周全往祭，赐谥‘恭献’，赙绢布各五百匹。复遣使赍诏封（源义）持嗣日本国王，赐锦绮纱罗六十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的关系已很密切。故王的谥号要由明成祖赐予，新王继位要由明成祖册封。这与其他朝贡国已完全一致。
因当时倭寇不断在中国沿海掳掠，明成祖遣使谕日本新国王源义持，要他严加剿捕。永乐八年（1410）四月，源义持遣使谢恩，并献上所获海寇。明成祖十分高兴，于第二年遣王进前往褒赏，并在日本购买一些宫廷需用之物。当时日本内部有纷争，有些人打算扣留王进。王进闻讯后，偷偷地从另一条路逃回。从此以后，日本数年未来中国朝贡。
由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放松，倭寇为害日益严重。也就在永乐八年（1410），
倭寇大掠盘石（今浙江乐清县西南）。永乐十五年（1417），倭寇先后掳掠松门（今浙江温岭县东南）、金乡（今浙江平阳县南）、平阳（今属浙江）等地。明成祖命沿海守军严行剿捕。靖远伯王友募民严宝等人协助剿倭，“严宝等杀贼数百人，并得其所掠货物。成祖谕（王）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皆由主将能导之方略，作其志气。今严宝等有获，亦尔之功。但所获货物，宜悉与之，尔勿千与毫末。盖人冒险成功，而不推利与之，后来不复乐为用矣’。”当时剿倭，官军不足，求之于民兵，足见倭寇为患已有相当规模。为此，明成祖命刑部员外郎吕渊前去日本，责备日本方面约束不严，“令悔过自新”，凡是被掠往日本的中国人，要日本全部送同。第二年（永乐十六年），日本国王遣使随吕渊来贡说：
“海寇旁午，故贡使不能上达。其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容其朝贡。”
明成祖觉得日使说的有理，礼遇如故，并许其照常来贡，但倭寇仍不断在沿海一带抢劫。有时，一次即捕获倭寇数十人。有的大臣建议将这些倭寇立即杀掉，但明成祖认为：“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宜还之”。将他们送回日本处治。
随着中日官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扩大。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是绸缎、布帛、瓷器等，日本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漆器、硫磺、折扇、刀等物品。尤其是日本的漆器和折扇，工艺精细，深受中国人民喜爱。日本折扇又称聚头扇、蝙蝠扇或撤扇，因从日本传来，故中国人又称之为“倭扇”。当时，中国也开始仿制，折扇遂在中国流行开来。对此，有文献记载道：中国宋前唯用团扇。元初，东南使者使聚头扇，人皆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贡，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天下遂通用之。
这表明，正是永乐年间双方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后，日本的一些手工业品才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流行。
明成祖一方面加强中日间官方的友好往来，要日本国王对倭寇严加约束，另一方面则加强沿海防务，对来犯的倭寇严加剿捕。永乐年间，沿海各地对倭寇不断有所斩获。其中，最大的一次胜利就是望海埚之战了。
自永乐八年（1410）始，刘江即以左都督镇守辽东，除防御蒙元残余势力外，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备倭。
刘江在巡视各海岛时，来到金州卫（今辽东半岛南端）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上，看到这里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人。当地土人告诉他，洪武初年都督耿忠就
曾在这里筑堡备倭。这里离金州约 70 里，凡倭寇来掠，一定要经过这里，实滨海咽喉之地。刘江在奏请明成祖后，便在这里用石头筑堡，置烽火台，严兵以待。
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一天，哨兵来报，谓东南方向夜里举火有光。刘江估计倭寇将至，遂增派马、步兵赴望海埚上防备。第二天，倭寇乘 30 余艘海船赶来，停泊在马雄岛，登岸后朝望海埚奔来，共约 2000 余人，鱼贯而前。这支倭寇的头目相貌丑陋，挥兵率众，兵势颇锐。刘江泰然自若，略不为意，只秣马厉兵以待。刘江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命百户江隆率小队壮士绕至敌后，断其归路。刘江与他们约定，见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从命者军法从事。
不大会，倭寇来到望海埚下，进入埋伏圈中。刘江披发举旗鸣炮，伏兵四起，继以两翼并进，从早晨一直鏖战到天黑，倭寇大败，死者狼藉。倭寇余众逃到樱桃园空堡中，刘江率军将此堡团团围住。明军将士人人奋勇，请求入堡剿杀。刘江不许，反而在西边网开一面，让倭寇从那里外逃，然后分两翼夹击，尽歼倭寇，“斩首千余级，生擒百三十人。”偶有少数走脱的倭寇，到海边准备上船逃跑时，又被等候在那里的江隆俘获。因此，这次倭寇的大规模来犯竟没有一人逃掉。
明成祖闻报后，非常高兴，遂封刘江为广宁伯，子孙世袭。有功将士都受到不同的封赏。刘江原来冒用他父亲的名字，这时才恢复真名刘荣。
自望海埚之战后，倭寇元气大伤，多年不敢到辽东为害。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小股倭寇虽不时有闻，但未见大批倭寇来犯。这正如有的史书所说，原来，“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至是，为（刘）江所挫，敛迹不敢大为寇。然沿海稍稍侵盗，亦不能竟绝。”满刺加即马来亚，今属马来西亚，洪武和建文时一直未通中国。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遣尹庆出使满刺加，当时其地尚未称国，也没有国王，臣属于暹罗。尹庆赐其酋长拜里迷苏刺织金文绮等，宣示明成祖威德和招徕之意。拜里迷苏刺大喜，永乐三年（1405）遣使来中国，贡方物。明成祖很高兴，遂封拜里迷苏刺为满刺加国王，并赐予诰印、彩币、袭衣等物。其使者表示，其王愿每年来贡，请求明成祖“封其山为一国之镇”。明成祖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亲制碑文勒于山上。从此以后，两国的关系甚是密切。永乐七年（1409），郑和“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命满刺加国”。郑和还在满刺加建了一个像小城一样的官仓，一应钱粮都储存在这里，各分支船队都在这里取齐，等风顺时一起回国。满刺加王对明成祖十分感激，便决定亲自率领
一个庞大的使团来中国朝贡。
（永乐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入朝。初，上（明成祖）闻之，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以来，即遣官往劳，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是日，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宰上尊，命礼部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及金银器皿、帷幔捆褥。赐王妃及其子侄、陪臣、慊从文绮纱罗、袭衣有差。
满刺加这个使团有 540 余人，这是很少见的，由此足可看出满刺加王对这次出使的重视。明成祖给他的礼遇也很高，没到京以前就“遣官往劳”，来京朝见的当天就亲自设宴款待，而且赏赐极丰。3 天后，明成祖又在会同馆设宴款待满刺加王及王妃。九月一日，明成祖又于午门设宴，款待满刺加王及各国使臣。十五日，拜里迷苏刺辞归，明成祖又于奉天门设宴饯行，并热情洋溢地慰劳说：王涉数万里至京师，坦然无虞，盖王之忠诚，神明所祜。
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自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王途中强饮食，善调护，以副朕眷念之怀。
接着，明成祖又赐予他金银、绢帛和一应用物。第二年，拜里迷苏刺派他的侄子来中国，向明成祖致谢。从此以后，贡使往来不断。
永乐十二年（1414），拜里迷苏刺死，其子叫母干撒于的儿沙，亲自来向明成祖告讣。明成祖遂命他袭满刺加王，并赐予金币。永乐十七年（1419），新王率妻子、陪臣等人亲自来中国谢恩。永乐二十二年（1424），新王又死去，其子西里麻哈刺嗣位。又一次率妻子、陪臣来中国谢恩。
自明成祖封满刺加壬以后，满剌加王不时亲自来中国。至于一般的贡使，或一年一次，或隔年一次，一直不断。直到明中期葡萄牙人占领满刺加以后，这种朝贡活动才停止。仅在永乐年间，祖孙三代国王都亲自来中国访问，这不能不说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
苏禄，指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在随郑和出使的人员留下的三本书中，只有《星槎胜览》一书记有“苏禄国”。我们不能肯定郑和是否亲自去过苏禄，但至少他的分支船队到过此地。苏禄王的来访当与郑和的出使有关。当时苏禄有 3个王——东王，西王和峒王。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三王一起率领一个 3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访。这在《明实录》上有明确记载：（八月一日）权苏禄东国
巴都葛叭答刺、权苏禄西国麻哈刺吒葛刺马丁、故权苏禄峒者之妻巴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奉金缕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赐予视满刺加国王。
也就是说，对苏禄三王的礼遇和赏赐与满刺加王相同，即同样优厚。
八日，明成祖正式册封三王同为苏禄国王，并赐予诰命、印章、冠服等物，对随从人员也都给予了不同的赏赐。
八月二十七日，三王辞归，明成祖又赐予金银、玉带、文绮、绢帛诸物甚丰。
九月十三日，东王于德州病死。明成祖闻讣后十分悲伤，马上遣官往祭，命地方官为其营建坟墓，葬以王礼，赐谥号为“恭定”。明成祖命其长子回国袭封，留王妃及东王、次亏和十名随从守墓，待 3 年丧满后回国，并令德州地方官每人每月支给粮食 1 石。布钞若干，另在德州找 3 户回民供役使，全免其差役。
明成祖还命为东王立碑勒铭，并亲自撰写了碑文。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在，地址在今德州市北门外，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王妃于永乐二十一年（1422）回国，共守墓 6 年。其次子和一些随从则长期在中国住了下来，一直都享受很多优待。现在德州北门外的安、温二姓都是其后裔。
东王的长子名字叫都马含，明成祖在册封他承袭东王的敕谕中说：尔父知尊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眷其诚悃，已赐王封，优加赐赍，遣人护送还国。舟次德州，以疾殁。朕闻之，良用悯悼，已葬祭如礼。尔以嫡长，为国人所属，宜即继承，以绥番服。今特命尔为苏禄国东王，尔尚益懋忠《太宗实录》卷一百七。
贞，敬承天道，以副眷怀，以承尔父之志，钦哉！永乐十九年（1421），东王的叔叔来贡，献给明成祖一颗大珍珠，重 7 两多，得到明成祖的大量赏赐。永乐二十二年（1424）苏禄又来贡一次，以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就再也没有看到苏禄的贡使。这表明，只有在明成祖大力发展中外友好关系的时候，苏禄才和中国有了友好的交往。这种交往已成为中国和菲律宾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后世人不断到苏禄王墓凭吊，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例如顾炎武即于清初到过这里，并赋诗道：丰碑遥见炳奎题，尚忆先朝宠日殚。
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九河水壮龙狐出，十二城荒向鹤栖。下马一为郯子问，中原云鸟正凄迷。顾炎武对东王的悼念之情溢于言表。
浡泥即今加里曼丹岛，北宋时即已通中国，洪武时曾遣使往谕，浡泥亦遣使来贡。明成祖即位后，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永乐五年（1407），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到了滓泥。第二年八月，浡泥王麻那惹加那亲自来朝。他们一行先到了福建，地方官马上报告了明成祖，明成祖遂派中官杜兴前往迎接，并“宴劳之”。
奉明成祖之命，凡浡泥王所经各地，地方官都要设宴款待。浡泥王到京献上方物，对明成祖说了一番颂扬的话：陛下膺天宝命，统一华夷。臣国远在海岛，荷蒙大恩，锡以封爵，自是国中雨时顺，岁屡丰稔，民无灾厉；山川之间，珍宝毕露；草木鸟兽，悉皆蕃育；国之老长，咸谓此陛下覆冒大恩所致。臣愿睹天日之光，少输微诚，故不惮险远，躬率家属国人诣阙朝谢。
明成祖十分高兴，对浡泥王嘉劳再三，对王和王妃、随从都给予丰厚的赏赐。
当天，明成祖亲自设宴于奉天门，款待浡泥国王，王妃及其随从另宴于旧三公府。
永乐六年（1408）十月一日，浡泥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很悲伤，为此“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赐以缯帛，太子和各亲王也都遣人往祭。明成祖特命工部为浡泥王备棺梆、明器，将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立碑勒铭，并于墓旁建祠，谥号“恭顺”。浡泥王有一子，名字叫遐旺，刚 4 岁。明成祖命遐旺袭王爵，赐予冠服、玉带等物，让他的叔叔尽心辅佐。明成祖还让找了 3户人家充当坟户，专事守墓，免除其徭役。
明成祖还按照遐旺和他叔叔的请求，敕谕爪哇，不准再向浡泥每年征收 40斤片脑。在遐旺回国时，明成祖派中官张谦和行人周航护行，且按照浡泥旧王的请求，封浡泥后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并亲制碑文，让张谦勒于石上。
永乐十年（1412）九月，浡泥王遐旺和他的母亲一起来中国。明成祖命礼部官员先宴劳于会同馆，第二天，明成祖亲自于奉天门设宴款待，对遐旺的母亲另设有宴席。两天后，明成祖再次设宴，并赐给遐旺冠带、袭衣等物，对遐旺的母亲和叔父等人都各有赏赐。第二年春天，遐旺一行回国，明成祖又赐给他黄金百两，白银 500 两，钞 3000 锭，钱 1500 缗，另有锦绮纱罗诸物，十分丰厚。这不仅显示了明成祖的慷慨和大度，而且表现了对远方客人的友好情谊。
永乐年间，古麻刺朗国王也曾来中国访问。古麻刺朗也称作麻刺，今属菲律宾。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曾遣太监张漾出使该国，并赠送给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绒锦、紵丝、纱罗诸物。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
妻子、陪臣随张谦来朝，贡方物。明成祖命礼部以礼遇满刺加王的规格来接待。
古麻刺王对明成祖说：“虽为国中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赐之。”明成祖答应了他的请求，便仍用旧王号对他进行了册封，并给予印诰、冠带、金织袭衣等，对王妃和陪臣都给予丰厚的赏赐。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间，古麻刺朗国王辞归，明成祖又赠予金银、铜钱、文绮、纱罗等物。他们一行四月间到达福建，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竟病死当地。明成祖闻讣后很悲伤，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命地方官治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明成祖命其子刺苾嗣古麻刺朗王位，率众回国。
这样，仅永乐一朝就有 4 个国家的国王先后 7 次来访，并有 3 个国王死在中国，在中国安葬，其陵墓至今犹存，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这种情况是历朝历代都不曾见过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永乐年间的中外友好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正像明代人严从简所说：“当时之夷，没葬于中国者，如浡泥、苏禄、麻剌共三人焉。非我朝德威远被，乌能使海外遐酋，倾心殒身如此哉！”这的确与明王朝“德威远被”有关，但还有一条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明成祖推行了一条积极友好的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