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晚上，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表决刚一结束，纽约联合国会议厅里一片欢腾，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从四面响起，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支持中国的代表们起立，高举双手用不同的语言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与会场里的热烈气氛形成鲜明对照，台湾当局的“代表”在尴尬地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率领他手下的一帮人灰溜溜地离开会场。新闻媒介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巨手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
20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厦。在纷纷登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者里，以亚、非、拉地区国家的代表最引人注目。他们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真挚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作为有着世界最多人口大国的中国，处处和他们平等相待，这同一些西方大国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种真诚如朋友的关系，正是通过接触周恩来本人所感受到的。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缅甸总统奈温在悼文中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周总理“总是平等待人”；“世界大国中，特别是超级大国中，若能出现更多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精神的领导人，这个世界该多么好啊！”
新中国如此迅速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之外。联大通过表决后不久，周恩来向一位美国友人表示：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
第二天，周恩来又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这么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没有准备好是事实。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这次表决的结果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一向追随美国的日本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
新中国在第26届联大上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的胜利；同时，也是美国及其追随者长期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的失败。这个事实，又反过来促使更多国家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为此，毛泽东、周恩来顺应潮流，因势利导，牢牢地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加速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
（五）尼克松访华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公告宣布：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对中国访问。从这时起，周恩来直接领导和部署接待尼克松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宣传教育、安全保密、新闻报道等等，他都亲自研究布置，逐一落实。
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第一次美国总统来华访问，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缺乏经验，在接待工作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不利影响。周恩来首先明确地规定这次接待工作的基本原则。12月2日，他对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负责人强调说：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国主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经周恩来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周恩来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原则同意美方提出的通过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决定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租给美方使用。周恩来说：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一点不能让。美方原来说他们自己带通讯设备，不要我们付费。我们说，这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买过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另外我们在跟他们使用时总能学到一点技术。
对来自美方的某些观点和提法，周恩来的反应更为敏锐。1月6日，他答复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时指出：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周恩来这种既坚持原则、又适度灵活的纯熟的外交艺术，使一贯高傲的美方也不得不表示敬佩。
2月中旬，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密切地注视着这方面的宣传工作。19日，他对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提出批评：你们今天写的尼克松启程来华的消息中，没有摘录他所讲的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这段话说得最清楚不过了。为了弥补这则新闻报道的不足，周恩来把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加进了他为尼克松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的祝酒词里。
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等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美国客人。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把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都讲了”，气氛认真而坦率。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席间，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尼克松总统应邀来访，“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后来这样回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
“周的仪表给人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开诚布公，善于自制又显然充满激情。”“周的机敏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地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征。”“他知识渊博，逻辑性强，坚毅，是世界上伟大的谈判者。他彬彬有礼，不是大喊大叫，而是用温和而简练的语言表达出坚定的信念--这比拍桌子、强加于人有效得多。我们从事最高级重要会谈的人都知道，理亏的人总要大声嚷嚷，而有理的人却语气温和，无需多说。”
尼克松在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五次会谈，主要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尼克松在重申美方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逐步实现从台湾撤军等）的同时，又强调美方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又说：“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直到25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仍没有确定下来。这时，美方已在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告诉美方：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马上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当晚，周恩来出席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由于公报尚未定稿，不一定能够发表，周恩来在宴会致词中只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没有讲共同点。
2月26日凌晨，双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经过一番文字推敲和修改后，在27日定稿。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公报里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事后，周恩来详细回顾了《联合公报》的起草过程：
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成“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他们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担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们说不行，你这样希望可以。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词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尼克松上台前17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前面有11个共同点，台湾问题好像也是个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
尼克松也深有感触地回忆：会谈中，我们双方都不用外交辞令，不把我们的分歧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相反，我们不避免争论，而是把观点放到桌面上，分清哪些是分歧，哪些是共同点。对一致的地方，双方互相合作，这是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唯一方法。有时候，写在文件上的东西，甚至签署了的文件都是不算数的。只有双方坦诚相见，才能取得真正的谅解。因此，上海公报是真正有历史意义的，是永存的。
这份来之不易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为此，尼克松显得心情格外舒畅。在上海市为他送行的宴会上，他发表即席讲话说，此次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离开中国前，有点“飘飘然”的尼克松甚至还要国务卿罗杰斯当面邀请周恩来访美。对此，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回答：中美目前还没有建交，我这时访美，似有不妥。
此时此刻，周恩来正在考虑尼克松访华后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
（一）中日邦交的准备工作
中美关系的突破，使得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新的外交局面。这对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这年8月间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我们到现在没跟美国缔结什么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公报》。但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