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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东京梦华(1)

(宋太祖)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唯金钱是图的恶劣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杯酒能释兵权吗?

好了,就让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吧。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都点检(相当于京城最高军事长官)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义社十兄弟”拥立下黄袍加身,这就是大宋王朝的开始——陈桥兵变。

赵匡胤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自己就是造反起家,当然明白那句民谣的含义——“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前朝往事昭昭在目,他一定认真思考过如何稳固自己的大宋王朝,毕竟母亲杜太后在陈桥兵变之时就曾经提醒他:皇帝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失败,即使想回头做普通百姓亦不可得!

立国之后,宰相赵普在一次闲谈中对赵匡胤说:五代十国灭亡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方镇节度使权力太重了,干弱枝强。接着,这位极不厚道的宰相又提醒皇帝,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国之祸,就必须剥夺将领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地方收取钱粮、上收他们的兵权(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后患,才能让天下安定。

后面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故事梗概如下。

某天,赵匡胤请义社兄弟吃饭,耳酣面热之际新任皇帝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们手下贪图富贵,再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呢?

皇帝的话不言自明,于是,当年的兄弟、今天的臣下纷纷匍匐在地:臣等愚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还望陛下放我们一条生路。

面对一群可怜虫,赵匡胤大度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富贵不过是手里钱多点、子孙没有贫困的忧虑,你们何不交出兵权,我再赏给你们良田美宅,从此以后,做一个富家翁岂不是更好?

义社十兄弟再次纷纷拜倒,表示还是皇帝聪明,愿意服从命令,立即交出兵权,回家做富家翁。

很多人都因此佩服宋太祖,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一顿酒席就上收了兵权,没有屠戮开国功臣,君臣之义也得以保全。

简要回顾完这个故事,这里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五代十国六十年,中原大地走马灯一样换了八姓十四君,除了赵匡胤,还有哪个皇帝能靠喝酒降服骄兵悍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汉献帝把曹操、孙权、刘备叫到一起吃顿饭,“三国演义”岂不就没有了?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开始沿着理性的道路分析历史了。

这个故事的雏形出自宋真宗年间丁谓所撰《谈录》。据《谈录》记载,大宋王朝刚建立的时候赵匡胤仍然经常和义社十兄弟一起喝酒,请注意,《谈录》只是记载这些人一起喝酒,谈话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宋徽宗年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始出现上述君臣对答,不过《长编》作者李焘在自注中已经说明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因为,这些内容在起居注、实录、会要、国史中均无记载。清朝有乱改历史的坏习惯,在清人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中,上述内容开始变得活灵活现,仿佛一千年前那顿酒席他也去敬了赵匡胤一杯酒。

在这个故事里,赵匡胤和义社兄弟的对答简直一副流氓无赖模样,所有人物的台词就注释了一句话:当官就是为钱。既然是为了钱,省却中间贪污腐败的风险,直接拿到钱岂不是更好?

如果义社十兄弟只认识钱,焉能成为肱股之臣?如果赵匡胤只有钱眼里的胸怀,又焉能缔造一代盛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后世腐儒对“权势”二字的蹩脚揣测,是史籍写手不负责任的杜撰。

唐末以来,各地节度使的方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除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皇帝送上一笔供奉(学名“余羡”),其他事情根本不用听命于皇帝,他们自己收税、任命官员、训练军队。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土匪:有人用泥土做成货币,有人因杨柳吐絮而征税,有人甚至把稻草当做茶叶强行卖给天下黎庶。

大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节度使丝毫不见收敛,长此以往,五代十国的命运也许马上就要在新朝重演。令人惊讶的是,赵匡胤确实很快就做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让这些刀头舔血的暴徒放下屠刀。

如果没有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符彦卿原是后周骁将,当年辽国入寇中原的时候,他曾把万贯家财散给乡人,号召大家奋起抗击辽国入侵;后来,符彦卿累功出镇天雄节度使;赵匡胤称帝后,符彦卿照样当他的节度使,而且位列大宋王朝三公,是地位最高的节度使之一。

《宋朝事实》记载,大宋王朝建立后,符彦卿经常亲自过问、清点税收情况,想用多少钱,就从民间征多少税,最后甚至发展到连宋太祖的余羡都克扣。至于辖内的政务,是不要指望这位节度使的,对他来说,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没有钱,用犬、马、鹰、豹也可以(符彦卿喜欢名犬、名马)。

对付这样一个贪婪的节度使,赵匡胤居然丝毫没有加罪。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符彦卿入朝拜见皇帝,赵匡胤赐袭衣、玉带、美人和名马,又按唐赐功臣字之制赐“崇、仁、昭、德、宣、忠、保、正”八字。

在符彦卿看来,新任皇帝还是很靠谱的,自己不过是换了个皇帝送“余羡”而已,日子不会有太多变化。赵匡胤不但没有谋求自己地盘的意思,还不断给自己拨款兴修水利,条件是现在大宋已经宣布废黜了徭役,所有工程不得自民间征调民夫,要由自己手下的厢军完成。

就在符彦卿为境内工程做准备的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方镇派厢军中的精壮者,史称“精兵”,去外地从事建筑工作——全国都在兴修水利,一些大的工程确实需要各节度使派兵协作完成。

听起来厢军是一种军队,实际上,厢军是从民户中抽出来的壮丁,大部分士兵拖家带口,就为混口饭吃。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士兵是一些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城中少年”、“乡间少年”,恰恰就是这些人,不但经常在军队里闹事,还经常搞一些抢劫之类的娱乐活动,是城里、乡里一害。

这一次很巧,体格健壮、没有家室都是朝廷遴选“精兵”的标准。

对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人来说,离开故乡去京城工作并无多大害处,反正到哪里都从事抢劫;对符彦卿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离谱的事情,反正这段时间自己不用支付军饷跟粮草,乐得耳根子清净。

接下来的事情,符彦卿却感觉不太靠谱了。

乾德元年二月,刚刚从赵匡胤那里领赏回来,这位皇帝就下诏斥责他执行力太差,不但自己是不法之徒,治下郡县也未能大治(专恣不法,属邑不治)。

鉴于符彦卿治理地方的能力太差,皇帝亲自给符彦卿派来一批知县。离谱的是,皇帝派来的这批知县并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一批朝堂上的实权派:右赞大夫(政府口秘书长级)、大理正(司法口副部级)、屯田员外郎(工程口正局级)、监察御史(虽为从八品,却有权参劾宰相)……可怜符彦卿,以前见皇帝的时候就得对这些人点头哈腰,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地盘上。

几位高官下车伊始就开始指手画脚,还从京城调来一批同样级别很高的“场务监官”负责本县税收,从此收上来的钱就与他节度使无缘了。

右赞善大夫周谓(皇帝的秘书长)奉命出知永济县,符彦卿身为节度使也不得不出郊相迎,周谓在马上见了符彦卿,只是作了个揖,连马都没下(略不降屈)。这位周谓秘书长刚一到任就开始重审当地案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把当年给符彦卿送钱、送名马、送名犬的人都给咔嚓了。

在古代,司法、税收权本是区域治权的象征,现在,堂堂天雄节度使、管内观察使、大名尹、领大名府事的符彦卿,居然被几个知县给架空了。尽管名义上他们是自己手下的知县,但这些人是皇帝钦点,跟天雄节度使可没什么关系。

符彦卿忽然发现自己被赵匡胤忽悠了——此时,他的厢军已经被调去修河堤了,精锐也送被皇帝拉去背砖头了,他根本没有反抗的实力了!

没有了钱、没有了权、没有了军队,看你怎么跟我斗!

开宝二年(969年),有人检举符彦卿谋反,符彦卿被贬为凤翔节度使。宋太祖马上又以“彦卿患疾”为名要求他不必到凤翔就任,来洛阳居住就可以了。可怜符彦卿,曾经拥雄师十万,从此也只得忘情山水,不再过问政务。

符彦卿这样的军阀尚且坐以待毙,其他节度使只能任由赵匡胤“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此后,大宋王朝军权统一于中央禁军,地方厢军成为纯粹的工程兵;方镇节度使不能擅自任命县尉,州县治权也再次回到中枢朝堂。

对赵匡胤来说,解决个把符彦卿等只是细枝末节的技术性问题,没有符彦卿可能还会有石守信,没有石守信可能还会有王审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单纯靠武力、权谋、欺骗肯定是不行的。

五代以来“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中原帝国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人类已经退回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如果所有人认同的服从方式不是妥协而只有暴力,这样社会根本就不会有道德底线,既然劫掠是每一个人都认同的致富手段,金钱必然是社会惟一的信仰。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都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惟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显然,赵匡胤认识到了这一点。

暴力虽然卑鄙血腥,在聚敛财富、消灭异己方面确实有短平快的效果,如何才能让天下人鄙薄暴力呢?

皇帝是一国之君,一言一行在帝国臣民眼中都是榜样,如果为政者始终倡导并以身作则,无疑就能在天下形成这种风气,久而久之也就会形成一种社会习惯。为了做到这一点,哪怕小题大做、哪怕借题发挥。

赵匡胤发挥的“小题”之一就是货币。

先交代一下事件的历史背景。宋初铸币量不足,市场上的货币仍旧以五代货币为主,很多钱文上有旧时的年号。登基之初,赵匡胤曾谆谆叮嘱宰相赵普,一定不能以前朝年号为新朝年号。

乾德年间的某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了一枚旧时铜钱(1)上面印着“乾德”的字样。这不是大宋王朝的年号吗?

查证之下,原来自己的“乾德”年号曾是后蜀年号之一。赵匡胤非常生气,据说为此还把宫廷里一个房间砸了个稀巴烂,又把宰相赵普叫来一顿臭骂,最后告诉赵普: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宰相,宰相当用读书人,天下只有读书人方能治之!

自此,赵匡胤开始推行彻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将出身的人,即使在军队里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须在文官出身的官僚管理之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武将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有将领甚至慨叹:即使我能击溃契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不若状元鼎甲之荣!

如果暴力不为所有社会层面所接受,当然也就不会有人靠暴力抢夺天下!

赵匡胤发挥的“大做”,是身体力行和对子孙的约束。

陈桥兵变后大宋王朝善待后周遗孤,不仅宋太祖赵匡胤本人,也包括整个北宋的九位皇帝,没有人对后周遗孤动手。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赵匡胤完成此事的方式,这种妇人之仁不符合某些治史者心目中的帝王雄才伟略,自然不可能像“杯酒释兵权”一样被广而告之。赵匡胤曾以恶毒诅咒来约束自己的子孙——太祖勒石,这块誓碑锁在太庙之中,新任皇帝登基后才有资格入内跪拜,特摘录内容如下:

第一,保全后周皇室子孙,纵然犯下谋逆之罪也只能令其自尽,不得拉到大街上去砍头,更不得连坐家属。

第二,不得杀读书人,也不得杀劝谏皇帝之人。

第三,大宋王朝,不得增加农田之赋,此为永制。

凡我子孙,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这就是赵匡胤为大宋王朝历代君王树立的治国理念——容忍敌人、容忍异端。只有一个容忍异端的世界,才可能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士农工商才可能获得更多财富。如果社会风气非此即彼、如果每个人都要无敌于天下、如果每个人都要消灭一切反对者(竞争),焉能为创新留下一丝一毫空间?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不一定全靠阴损的权谋。只要天下人都鄙薄暴力,事情就算办成了!

可以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总结这段历史:“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

争利者于市

两千多年前那场震铄古今的盐铁论战中,西汉贤良文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通人把财富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皇帝的院落是整个天下,只有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皇帝要让自己院落里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国民变得富足起来。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在某一个确定的时点,天下财富的总量必然是一定的,国民富足了、皇帝必然就穷困了。很多皇帝就是耐不住财富的诱惑,最后把自己的天下搞丢了。

让自己院子里的钱先多起来,宋太祖做到了。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唐朝在三百年间产出了五百九十亿斤粮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大唐帝国的一倍还多。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宋史》这样记载太祖、太宗年间当时的情况:天下之人都涌向京城,汴京的百姓比盛唐时富足十倍,即使有水旱灾害的年景,水利设施也足以保证丰收;水路之上,舳舻蔽日,天下已经没有财货匮乏之虞(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

北宋有一幅画叫《清明上河图》描述了当时的富足景象,这幅长达五米的画卷穿越了千年时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画中汴梁。明代诗人吴宽曾这样形容《清明上河图》:刚刚打开画卷,就恍然感觉自己置身汴京,在游龙般穿梭的汴河之上,又绝无尘土扑面之感。

仅仅是文字和图画就已经让人心驰神往,如果我们能置身于繁华的东京汴梁,又能一窥到什么样的景色呢?从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到如此盛世,赵匡胤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明晰一个朝代的财富源流,就必须明白财富的根基,毕竟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而非本质。宋代之前,中国最值钱也是最保值的东西是土地,然而,土地又是官家豪强的囊中之物,只有成为最大的官僚才能成为最大的地主,然后才是最大的商人。包括汉灵帝、唐僖宗在内的亡国之君都不遗余力地禁止土地兼并,然而,所有禁止土地兼并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代代强盛的帝国都走向了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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