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十里洋场的上海报业如云。其中，以于右任创办的“竖三民”最为著名。
1906年秋，于右任前往日本考察报业时，孙中山会见了他，并郑重地指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为革命做宣传工作。”于右任回国之后，立即在上海出版《神州日报》，其发刊词中提出了“神州社会主义”。该报系编印方面完全现代化的大型日报，发行数很快超过万份。不久，报社遭遇火灾和其他变故，于右任主持社务仅两个多月便辞职离去。
初次办报受挫之后，他没有气馁，开始为筹备《民呼日报》在上海各报登启事：“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日报》……未竟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在上海诞生，于右任担任社长，范光启、徐天复等协助编撰。该报每天出版对开两大张，内容分为“言论”、“纪事”和“丛录”三大版块，辟有“社说”、“要件”、“天声人语”、“电报”、“新闻”、“谐文”、“文苑”等栏目。该报曾以主要篇幅揭露清廷出卖路权、矿权，斥之“以傀儡自待”，并大揭官场黑幕，抨击官僚腐败，所以引起当权者嫉恨。同年7月30日，受谴责的官僚毛庆蕃致电上海道台蔡乃煌，对《民呼日报》进行肆意诬陷，于右任等被拘捕。同年8月14日，该报被迫停刊。
于右任出狱后，马上又筹备新报，并在上海各报登《〈民呼日报〉之最后广告》：“本报自停歇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1909年10月3日，《民吁日报》在上海创刊，报名有两个含义：一是“民不敢声，故仅吁耳”；二是“吁”即“呼”去两点，暗喻民众即便被反动当局挖掉双眼，仍要呼喊。因于右任不便出面，遂由范光启任社长。《民吁日报》日出对开3大张，版面安排大致类似《民呼日报》。当时正值日本前首相、侵华元凶伊藤博文在我国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上海各报没有及时披露，唯独《民吁日报》在事发第二天就作整版报道，接着又发表评论赞扬这一义举，痛斥双手沾满鲜血的伊藤博文死有余辜。《民吁日报》还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针对清廷的无能发出质问：“试思今日中国之政府，谁之政府，日本之政府耶？”日本驻沪总领事松冈获悉此事，马上照会上海道台蔡乃煌，要求惩办《民吁日报》。蔡乃煌奉命惟谨，会同租界当局于同年11月19日查封了《民吁日报》。
迫于租界当局判令民吁日报社“机器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于右任此后奔波近一年才办起《民立报》，报名暗寓立定脚跟作民喉舌、继续呼吁之意。《民立报》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问世，仍为日报，每天出版对开3大张。《民立报》社长为于右任，编撰出版人员有范光启、章士钊、叶楚伧、张季鸾、邵力子等，宋教仁从日本回国后担任主笔。《民立报》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新闻报道的版面较多。《民立报》将矛头直指清廷，斥之为“倒行逆施之政府”，对镇压革命的封建官僚进行鞭挞，指其为“民贼”，详细报道黄花岗起义和各地保路、抗捐斗争，赞扬革命党人坚毅勇敢。当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民立报社立即成为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民立报》首先报道，随即专门开辟“武昌革命大风暴”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右任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仍兼《民立报》社长。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民立报》也是重要舆论阵地。“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于1913年9月4日被迫停刊，于右任不得不暂避海外。《民立报》每期发行量曾达两万多份，远销到许多地方。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之所以被称作“竖三民”，不少人以为源于它们三个带“民”字的报头，均竖排在首版右上角。其实，这主要是因它们同为于右任一人所发起创办，形式上虽然是3份报纸，而实际可算一家日报的两次再版。与此相对应，同盟会后期在上海的报纸《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因各有主持人，又同时期创刊，犹如兄弟并立，被人们称作“横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