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他们两人的奏报，两淮总商黄源德、江广达等供称：“乾隆二十六年曾两次缴银共八万五千九百余两，此后又送银五万两给高盐政（高恒）。乾隆十四年后，又代吉盐政办贡物垫银三千余两：乾隆二十一年，代普盐政（即普福）办如意用银三百二十两。”盐商仅供出了这几项银两的去向，对其他的银两去处并没有涉及。
这下子，事情更加麻烦了。乾隆一向称自己南巡是“省方问俗”，一切费用都是“官为经理”，不从小民处提取，然而那400多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竟都是为了办贡和办公差而使用的，查来查去乾隆自己倒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并且问题在于：自乾隆十一年以来，又有多少盐政、巡抚、总督、知府等官员涉人此案中呢？一旦追查起来，加以惩办，那些两淮盐商也难免受到牵连，官商二界也必定会惊惶不安，影响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是不可避免的。
读过办理此案的彰宝奏折后，乾隆龙颜震怒，他在两日之内连下八道谕旨，让彰宝和尤拔世严办此事，下令革去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还有总商黄源德等人的职衔。
在这道谕旨中，乾隆还训斥了两江总督尹继善和高晋，责备他们对盐政高恒的恣意妄为“视同局外，不行据实参奏，甘心缄默隐忍，尤不得辞其咎”。同时严责两淮盐商冒功缴赏，抗交公费，并要求他们将历年来的亏空和未缴之银补齐，并且不得耽误盐业市场的流通，否则将予以重处。
在乾隆前后数十道谕旨的督促、鞭策和指挥下，乾隆三十三年，案情终于有了结论。经查实，前盐政高恒所收取的20余万两白银，多是办公差所费，只是贪污了3．2万两银子：前盐政普福所取的8万余两白银，也多是办公所用，他只从中渔利1．88万两银子。而两淮盐商未缴之银由600余万两，减到了396余万两。
接下来的是处理人员。除当事人外，其中在翰林院待读的学士纪昀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被处以绞监候，补中书徐步云、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也因为此案“漏泄通信”而分别获罪，其他的获罪官员包括：解任运使赵之璧、同知杨重英等，也分别以不同的罪行而处置，而对两淮盐商所欠之银，乾隆限定他们在10年之内交清。
最后，乾隆皇帝将此案中的关键人物——自己的小舅子高恒处以死刑，在查抄高恒家中时，其家财高达几十万两全部抄没人官，普福也同样被斩首示众。
领导者对待下属，既不能有偏见，也不能另眼相待某些人员，而是必须端平“一碗水”，这样才能做到有效惩戒。
对于干得出色的下属当然是应该表扬、奖励的，但是表扬归表扬，平时还是应该与其他下属一视同仁，有了错误也要进行惩戒，就是领导自己本人也概莫能外。
这也就是说，下属靠的是出色的工作赢得应该得到的东西，在奖励和惩罚面前，一视同仁，而不能另眼相待任何人，必须端平“一碗水”。
另眼相待所造成的特殊化，容易使人觉得不公正，这样也就不能在组织内部进行有效的惩戒。特殊化使下属之间有了隔膜，后进也就不会主动向先进学习，甚至会因妒忌，仇视而消极怠工，这样也就事与愿违，好心反而办了坏事。
领导者一定要给下属一种公平合理的印象，对待每一个下属客观公正，让下属觉得人人机会均等，人格平等，这样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工作。
越宽容，越放心
——赵匡胤宽容大度不计小过
领导者必须做到宽宏大度，不在小节上与下属斤斤计较，不对部下挑三拣四，这样才能网罗住部下的心，让他们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共闯天下，共成大事。
中国有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领导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容易发现下属工作的缺陷，但不能大惊小怪，胡乱指责下属，这时候的“器量”至关重要。
管理下属的一个要诀就是攻心为上，但怎么样才能笼络住人心是一门大学问，对部下宽宏大度则不失为增添上司人格魅力的好办法。只要上司能注意展示自己的度量，做到宽容大度，没有下属不感激涕零的。
赵匡胤刚登帝位，第一次乘坐皇帝车驾出宫，经过大溪桥时，一支箭飞来射在仪仗的黄盖伞上，禁军侍卫吓得发愣。太祖披开胸襟，笑着说：“让你射，让你射。”回到皇宫后，左右亲随力请搜捕射箭的人，太祖不准。后来也没发生什么事。
五代时是乱世，屠杀和劫掠如家常便饭，人命不值钱。而赵匡胤超出寻常之处在于他的宽仁，他要走一条和平之路。他考虑的是长治久安，既要统一，又要少流血，少制造仇恨。这个原则是极富智慧和仁爱的。古代皇帝对前朝或割据统治者最简单有效的处置方式就是消灭，而赵匡胤的和平之谋对敌人也是有效的，终其一生，他没有杀死一个国主。
刚平定蜀国之初，蜀主孟昶的母亲李氏随同孟昶来到汴京，宋太祖对她说：“老太太自己注意保重，不要悲悲戚戚怀念故乡，以后会送你回去。”这李氏也是颇有见识的。她知道，赵匡胤再大度，也不愿让废君重回故国。于是她说：“我的故乡在太原，倘若能回到老家，那才是我所愿。”而当时山西尚在北汉手中，李氏此言无疑把山西已视为宋朝国土。赵匡胤一听更是高兴，说：等平定了刘钧，就让你如愿以偿。
赵匡胤的皇位是从后周抢来的，这绝不是光彩的事，史书中也极力为他遮掩。但后周那些皇族后妃和一班旧臣却是活证据，他们难免心怀怨意，如何处理他们呢？赵匡胤同样采取宽宏的手段，以安抚为主，不行杀戮。
宋太祖刚做天子时进入后周皇宫，看到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是什么人，宫女答：“世宗的儿子。”当时范质（后周宰相）与赵普、潘美等人跟在身边，太祖环顾问赵普等人：该怎么处置这个小孩。赵普等人说：“杀了他。”潘美与另一将领在后面却不做声。太祖问他的意思，潘美不敢回答。太祖说：“登上别人的皇位，还要杀人家的儿子，我不忍这么做。”于是让潘美认领回去作侄子。以后，赵匡胤再也没过问过。那孩子长大之后还当了刺史。
对后周的旧臣，赵匡胤不是不知道他们对自己的不满和对前朝皇恩的怀念，但他对这种情绪没有硬性压制，或用杀戮政策恐吓，而是用温和的宽容政策，让他们逐渐接纳新朝。他对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薄、魏仁浦，不但没有杀害，反而继续让他们担任很高的官职，以示优礼。这样做对于稳定人心，平定局面确有积极作用。
真正宽容的人，能记住别人对他的恩情，又能忘却别人对他的小冒犯。赵普显贵后，就曾把贫贱时的仇家一一开列出来，请赵匡胤铲除。宋太祖不答应，他说：如果人们能在芸芸众生中知道谁将成为天子宰相，那不早就贴上去了。赵匡胤宽待仇家最出名的例子是对董遵海。
赵匡胤早年落魄时曾投奔到董遵海父帐下。董遵海对赵匡胤经常冒犯。赵匡胤忍不下去就投奔他处了。后来，两人同殿为臣，董又和赵的政敌声气相通。赵匡胤即位后，就召见了董遵海。董自忖死罪难逃，便要自杀。他的妻子却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等到皇上要你死时，再去死也为时不晚。万乘之主，岂会小肚鸡肠，同你计较过去的一点私嫌旧怨？果然，董遵海上朝请死时，赵匡胤开怀一笑泯恩仇，不予追究，还委以他一方面之任。董遵海也是感激涕零，一生忠谨。
所以，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可以借鉴赵匡胤这种王者的气度，在管理下属的实践中，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部下的意见，要认真听取，择其善者而从之，即使意见不十分正确，也要鼓励部下这种敢犯“龙颜”的勇气，更不能因为忠言逆耳就置若罔闻。
对于部下工作所必需的权力要授予，适度放权而不是大权独揽，更不可放权之后又时时牵制，而要“用人不怪，疑人不用”。
对于部下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多从善意的角度想，多站在部下的立场思考，而不可一概批驳。可以帮助他找出毛病，拿出应对的措施，争取圆满周到地完成任务。
千万别硬着来
——张飞滥用强权酿横祸
从本质上说，管人主要源于被作用对象的畏惧心理。但是，人的心理都有一个承受能力，如果用权过猛，超过了管理对象的承受能力，权力的作用反而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管理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人对压力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是有限度的，领导者对下属的压力过度，很容易使下属产生恐惧、愤怒、焦虑情绪和攻击、反抗行为。
张飞作战勇猛，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他并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却死在自己部将的手上。
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便是对待部下过于严厉，小有过失，便重加鞭挞，因此，将士人人都怀恐惧之心，他也终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关于他的死，史书记载十分简略，《三国演义》却有详细的描述，虽然是小说家所言，却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据说关羽死后，张飞痛不欲生，终日醉酒度日。他喝醉了之后，心情更加恶劣了，对身边的人动辄加以鞭挞，有的被鞭打致死。他主动请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出师之日，刘备警告他说：“我知道你的老毛病，一喝了酒便要发脾气，随便打人，打了后又将他们依旧留在身边，这可是取祸之道呀！从今以后，你一定要以宽容为怀，改一改你的毛病！”
张飞将刘备的话当耳边风，回到军中之后，命令部将三天之内制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帐下两位末将范疆、张达说：“三天时间太少，请宽限几日！”这本是实情，张飞却勃然大怒说：“你们竟敢违反我的将令！”将两人绑在树上，各鞭打五十，并严令道：“明天一定要备齐，若超过时限，就将你二人斩首示众！”
两人被打得鲜血淋漓，满肚怨气，连夜回营商量对策。范疆说：“此人性如烈火，明天要是备不齐，咱俩的命是保不住了！”张达说：“与其他杀了咱们，倒不如咱们杀了他！”
当晚张飞在帐中又同校尉们饮酒，喝的酩酊大醉，卧于帐中。范疆、张达二人半夜里各怀短刀，潜入帐中，闻得张飞鼾声如雷，便以短刀刺入腹中，杀死张飞，夜投东吴去了。
有些领导者在给下属下达任务时，经常不考虑实际情况，任务指标和时间要求往往搞得很高很紧，有的甚至还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就要如何如何。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下属就会努力奋战，按时完成任务，殊不知，他们这样做恰恰让下属看到了自己的昏庸专断，还会对上级产生轻蔑乃至憎恨的情绪。
张飞被杀的深刻教训告诫人们：作为领导者千万不要过分迷恋和依赖强权。在领导工作中，一要尊重下属。要学会理解人，以宽容为怀。要努力与下属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行使权力才有坚实可靠的基础。二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充分考虑下属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对下属的要求不要太高，给下属的压力也不要过大。三要慎重采用强制手段。采用强制手段为不得已，在采用此法时，要尽可能争取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同时还要对某些下属给予个别关怀。四要慎重惩罚下属。惩罚下属时，要特别注意弄清事实真相，把握惩处的时机和力度。千万不要因一时发怒而惩罚下属，更不要“法外加刑”。像张飞那样仅凭个人的喜怒好恶来惩罚人是万万不可取的。
有些领导喜欢仰仗权力，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下属，口口声声说：“我说这么做就这么做”，不厌其烦地一再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权力，不但不能使下属信服，而且蛮横、高压的利用权力，还会引起下属的反对，虽然有时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一些领导者比较迷信权力的力量，往往喜欢用强制命令的手段，而且动辄就对下属进行指责、训斥。表面看来，经他这么一调教，下属们都老老实实、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号令了，但实际上却早已埋下了不满的种子。如果这种强权发展到了极端，就会遭到下属们团结一致的反抗，到那时，这些做领导的就会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权力并非万能钥匙，如果经常把权力放在手上，当作一个鞭子、一把尚方宝剑使用，就会像古代不可一世的统治者一样，不会收到什么好结果，最终可能会反受其累，使自己丧失威信。而学会放下手中的权力，则有助于建立自己的威信。
威信比权力更重要。聪明的领导者很少会随心所欲，信奉权力至上，而是在自己务实的日常工作中，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通过自己能力的发挥，以成绩说理，通过自己良好的品德风范，逐步在下属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不讲方式地随意使用领导权力，只会使领导者失去威信。自然，而巧妙地使用权力，建立自己的领导威信，则会使自己获得下属的信任支持，也是作为一个领导开展工作的强大后盾。
做不到的，先放下
——刘秀行仁政，柔道治天下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才是中国人处世的精髓所在。关于这一精妙的处世技巧，则应以道教的阴阳太极表现得最为形象。在一个浑圆之中，一条白色的阳鱼和一条黑色的阴鱼，首尾相抱，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当我们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它蕴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当然也包括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
但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之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这无疑是人性的一些弱点诸如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等所激化出来的结果。倘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即我们常说的“柔道”来处世，那么无疑将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历史上就有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而成功的事例。
汉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宽松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软弱。其在位期间，实行的开明政策，不谋求重大政绩，但求朝野相安无事，百姓各安其职，手下重臣也得以善始善终，于不经意间创造出了令人神往的中兴盛世。这无不体现了其高超的用权、驭人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