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当然是大家，而我却一直觉得，将他的作品放在法国那一时期的文学史上与雨果、与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相比，甚至与乔治·桑、与大仲马、与梅里美相比，其实并不更优。倘将他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德国、俄国大作家们相比，他的作品不但少，而且，也绝不呈现格外大的才情……
尽管我如此冷静地看待福楼拜，我也还是得向你承认——《包法利夫人》是一部优秀的法国小说。我个人认为，也是他最好的一部。我觉得比他的《情感教育》好。至于他的《萨明波》《一颗纯朴的心》，我竟不曾读过，也不知国内有没有译本？若无，克希兄何不补此空白？《情感教育》可能太长，得译者当成一个工程吧？哦——不对，我想起来了，这译本似乎已有了，似乎我买过，似乎就在我的书架上，只不过未曾读。据我所知《一颗纯朴的心》乃短篇，译过来，投往某刊，发表了亦一好事啊！中国人能读到的福楼拜的短篇实在不多呢……
克希兄，你是译者——你译时，或会对这样一点比我更有心得？——那就是，在福楼拜的小说中，几乎没有雨果小说中那种激情澎湃、恣肆难禁的议论。巴尔扎克的小说也每每将议论当成一种小说因素似的。而福楼拜却几乎不站到作品中去议论什么，他让他的主人公完全占据小说空间。这使他的小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雨果小说中某些大议大论的段落，几乎可以单独摘抄下来，作为“议论文”的范文。但是，说真的，我个人还是很喜欢雨果小说中的文学议论的呢！
福楼拜当然也不屑于像大仲马那样在情节的编织上下功夫，大仲马的文学能力体现在“故事”方面。福楼拜的小说证明的是他“描绘”生活的本事，就现实主义而言，这本事当然高过于大仲马的能力。我们这类读者，当然也更愿通过文学去领略和洞察生活，而不会多么被巧妙编织的故事所吸引……
在《包法利夫人》中，几乎每隔数页，便有情景、场面、氛围、细节的出色描绘，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当代世界小说，包括中国小说，似乎已遗忘了“白描”的魅力，不知你是否同意我这一看法。故重读《包法利夫人》，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雨果当然也是“白描”的大师，但他往往一边描绘一边不失时机地抒发个人感叹和情怀。读罢雨果的小说再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区别显明，有如摆脱了解说员参观展览。雨果的小说像博物馆，有他这位滔滔不绝的“解说员”比没有好；《包法利夫人》像画展，福楼拜识趣又明智地隐起来，一切印象全凭我们看后得出。尽管区别是如此的显明，但我并无褒贬之意，坚持认为各有千秋，各呈异彩。
克希，我看了序，读了序者摘录加以比较的——你的译本与李健吾前辈的译本的区别。那区别其实是相当细微的。非是专业的批评家，而是一般读者的话，即使先后看了两种译本，大约也不太会发现之。序者施康强先生的认真着实令人感动。如今连如此认真为他人作序的人，也不很多了。我觉仅就那两段而言，你与李健吾前辈的译风也是各有千秋的。你力图体现福楼拜小说的句式特征，力图忠实于此。李前辈的译风，则似乎比较着眼于文字的美感，有少许的中文发挥。我以为在小说翻译中，“意译”只要有节制，恰到好处，也是值得称道的。虽未曾谋面，与你短短的几封书信往复中，感觉你是严谨之人。所以你尽量转化原文，符合你恪守的翻译宗旨。
说到爱玛（别的译本中似曾译为埃玛？或艾玛？）这个人物，我极不喜欢她。进一步说，甚至一向厌恶她。当然，也从未同情过她的下场。福楼拜小说中可爱的人物实在不多，左拉的也是。以现实主义作家的理性的眼看来，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在他们目光所及的社会范围内，可爱的人物也许真的不多。忠实于并确信自己的理性的眼睛的洞察，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而雨果笔下的埃斯梅拉达、加西莫多却是令我们肃然的。谈到人性，我一向主张它是超阶级、超政治、超当局意识形态的。雨果的一切小说，都寄托着他的人性愿望。纵然在势不两立的历史大事件中，他的笔触最后仍落于对人性的阐释。浪漫主义文学试图影响人心，现实主义试图揩亮人眼。前者们似乎常以作品说——看，社会虽然如此，但人心里毕竟还有善！后者们似乎总要发出谴责——看，社会已然这般，我们的生活里还剩存着美吗？！都证明作家从两端对现实的文学发言。
我曾将爱玛与娜娜与玛格丽特与苔丝相比较过。
娜娜是美丽的穷女子而沦为高等娼妓，她的命运有自己不可操纵性。她的美服、华车、豪宅，是垂涎她肉体的达官贵人们供给的。她的穷奢极欲和挥霍无度，包含着对他们的报复。——她在报复心理与玩世不恭中，再也无法自拔。她的死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她清楚她更需要什么，但那些达官贵人恰恰不给予她的心所需要的，因为他们的心里也没有。她绝望于此，所以才报复，才玩世不恭……
玛格丽特也是由美丽的穷女子沦为高等娼妓的，但她所幸遇到了真挚地爱她的阿芒，最终她为那一份爱而死于贫病。她有点儿像《红楼梦》中的晴雯，只不过不像晴雯那么刚烈，但于沦落的命运中，竭力保持对真爱的渴望以及人格的自尊，这一点是相似的……
《茶花女》曾使少年的我流过同情之泪。
至于苔丝，我们怎么能不可怜她呢？
但是爱玛——真的，她是我最厌恶的文学女性主人公之一。
我觉得，这女性爱美服爱享受其实远甚于爱任何别的事物。一句话，她是虚荣的代名词。这女性内心里其实毫无浪漫。如果非说她内心里需要什么真爱，那也不过是像需要另一种时髦般的需要罢了。她和欺骗她玩弄她的几个男人是一路货色。他们视她为宠物，她想象她和他们的奸情是诗。她内心空空便只有经常买美服包装她的肉体。娜娜和玛格丽特这样做时内心里仍觉一无所有，而美服却真能使爱玛快乐无比。若有良缘，她其实会一头扑进一位服装商大腹便便的怀里，搂着他的脖子亲他的脸和口说：“啊，我好幸福，我的真爱！……”
我以为，福楼拜本人也不同情爱玛。如果我们评论他多么同情爱玛，那也把福楼拜降得太低了！据我所知，福楼拜曾对左拉们生气地大声嚷叫着抗议——“不要把那个****叫做我（指他自己）的可爱可怜的爱玛！……”我认为，爱玛是一种病。福楼拜从他所处的时代的女人们身上发现了这种病，并“化验”其病毒给我们看了。
但有趣的是，百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并没发明出治“爱玛”这种病的任何良药，它从女人们身上大面积地传染到了男人们身上。它是人心的“艾滋病”。
克希，难道你没看到——我们的生活里，也正成批地滋生着“爱玛”式的男人呢！
形形色色当代的为了追求时髦时尚荣华和享乐（所谓浪漫的“真爱”在他们和她们那儿只不过是精神上的荣华的满足）而自食其恶果的男女，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可怜的呢？“爱玛”正在当代传染。福楼拜留下了一面镜子——照出着和许多当代男女染同病毒的一个个病例。
故，《包法利夫人》，其实也可做当代心理诊所参照的一部医学书籍……
就社会认识价值而言，现实主义对岁月的穿透力每高于浪漫主义；就审美意义而言，浪漫主义对人心的慰藉作用，也往往是现实主义有意无意地忽略的。二者的结合，依我想来，不一定非求一部作品的兼顾，文学的河脉总体上互补着，也就足够了。而且，排除文学潮流某一时期的弃彼扬此，我们得承认，它其实一直是自然而然地、无须引导地互补着。总体的文学本身，也其实一直具有着“内调”的功能……
克希，你看，本欲给你写一封纯粹的拜年信，以寄送一份儿纯粹滋润友情的祝福，可一谈你的译本，就絮絮叨叨写了这么长！但愿并未冲淡祝福……颈椎僵了，字也写得开始歪扭了，写不进格子里去了……打住。再祝一九九九年译兴大发，又有新译之书献给读者！
晓声
3 致友人书——外国文学之影响
朋友：
你问，外国文学对我的创作有何影响？
我坦率回答，外国文学，尤其俄罗斯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不但对我的创作施加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也施加了直接的影响。说来你也许会觉得荒唐，觉得可笑——在我还未成为作家之前，我甚至写过一篇“外国小说”。更准确地说，写过一篇“俄罗斯小说”。我的意思是，人物全部套用苏联名称，背景也放在一个俄罗斯小村庄。故事的框架乃《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贵族少爷取代了李甲，十娘易名“尤丽雅”——这个名字的专利应属于18世纪俄国著名的感伤主义作家卡拉姆辛的一篇小说。区别在于，以感伤主义饮誉世界的卡拉姆辛的《尤丽雅》，情调非但不感伤，简直很乐观。而我写至“尤丽雅”怒焚百宝箱之时，却禁不住潸然泪下。“焚”这一“篡改”，又“窃思”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
那是十六七年前在北大荒当兵团战士时的事了。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实践”，当然，仅仅是为了写给自己看，也仅仅是为了有件很有意思的事做，或曰“聊以自娱”。从未产生拿这样的一篇东西去发表的念头，不过是二三好友之间传阅，权作消遣罢了。以后，也再未进行过同样的“实践”。
我对俄罗斯文学怀有敬意。
一大批俄国诗人和小说家使我崇拜——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
我觉得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在十二世纪以后，它几乎沉寂了五百年之久。至十九世纪，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高尔基之后或与高尔基同时代的作家，如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马雅可夫斯基等，同样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更不要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就是当年我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教科书啊！
高尔基之前俄国文学，大抵带有忧郁的、浪漫的、感伤的、一吟三叹式的情调，这一点很投合我的欣赏，正如俄罗斯绘画和俄罗斯音乐一样。我认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两位现实主义之父，尽管他们也写过非现实主义的优秀的名篇。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俄国的镜子”这句话，使我铭记至今，认为是对现实主义文学最形象也最高的评价，尽管这一种文学观念，目前似乎太古老太陈旧，并且遭到新潮理论家和作家的讥讽。但我常常暗想，若中国小说家，也能被评价为中国某一时期的“镜子”，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又算什么呢？
我至死也不赞同将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认识价值剥离尽净之后，再去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意义的观念，也至今仍不打算向这样一种文学观点靠拢并去进行创作实践。
现在的俄国文学，亦即苏联文学，是否像中国文学一样，也处于所谓“低谷”状态呢？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之后，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沉思和选择呢？
坦率讲，我所知甚少。最后一部引起我大的兴趣的苏联小说是《日瓦戈医生》。我读过的最后一批苏联小说是《落角》《你到底要什么？》《蓝眼圈》《斯托列托夫案件》《活着，但不要忘记》《白轮船》……是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这段时间里，在复旦大学我是工农兵学员的年月。当代苏联文学已失去了令我崇拜的魅力。但当代苏联电影却仍有令我刮目相看的高品格高品位之作。这一点似乎与中国的现状相反。在中国，文学虽处所谓“低谷”，却已趋向更成熟，电影虽看似繁荣，却已滑于浅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当然，这也许太片面……当然，这是受经济因素制约的……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也是我所崇拜和喜爱的，一如我崇拜和喜爱狄更斯、哈代、萨克雷、福楼拜、莫泊桑、乔治·桑、雨果、司汤达、罗曼·罗兰等世界文学史上伟名不朽的大作家。现在，你已会得出结论：我所欣赏的英法小说及其作家，都是一些文学遗产性的作品及逝去了的作家。
是的，是的，的确如此，我无法不老老实实地承认。英法文学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情调及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对我的创作实践也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对英法现代小说及其理论，我也阅读甚少，所知甚少。在这方面，我是一个落伍者，无疑地是一个落伍者。这倒不是说，我排斥所谓“现代小说”及其理论，而是因为，读书的时间，比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大大地减少了。常想拟定一系列书目，安排从容的时日，较全面地读读此类小说，但这一愿望一直不能实现。
对于美国文学，我简直不敢说什么。我一九七六年访法时，一位法国汉学家不无悲哀地对我说，法国已不再是世界文学艺术的中心了，这一项桂冠已奉让给了美国。
